蓄娼养妓--寺庙过火又尴尬的时尚
大家都知道,出家人必须遵守佛家的“八戒”,其中的一戒就是“戒淫欲”。然而,元代的和尚不仅不戒淫欲,而且争相蓄娼养妓,以至成为当时的一大时尚。此外,元朝的僧人还经常干一些恣意酗酒、奸污妇女、打架斗殴、巧取强夺的勾当,和救苦救难的形象相去甚远。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元朝之前的宋朝就是一个娼妓业繁荣的时代,而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娼妓业则更上一层楼,竟把杭州打造成一个繁华之都,锦绣之地,温柔之乡,被世人称之为人间天堂。“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娼妓业的繁荣昌盛由此可见一斑。
蒙元大汗率大军兵过黄河,饮马长江,攻打南宋至南宋覆灭,由于连年征战,社会凋残,娼妓业因此受到了重创,直到元朝统一后才得到了逐渐恢复。
蒙元宫廷乐舞制度多仿汉制,除设太常礼仪院,并于属下设有女妓外,又置教坊、仪凤二司,主要掌管乐工艺人,供奉宴享娱乐等事务。并多次从民间拘刷乐工艺妓充实这些机构。同时对民间的娼妓业也采取放任纵容态度。
由于程朱理学从元代开始被奉为官方哲学,这对官员嫖妓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所以到了元朝及明清时代一般的官僚蓄妓已不如唐、宋普遍。但元代的蒙古王公贵族,以及位高权重的官员却并不受程朱理学约束。他们在肆无忌惮地蓄娼养妓以便随时任意玩弄的同时,还常常为所欲为地强占良家妇女。
元代不仅蒙古王公贵族,以及位高权重的官员不受程朱理学约束,任意蓄妓纳妾。元代的和尚也可公开地蓄娼养妓,甚至娶妻纳妾。
元代统治者崇信佛教、特别是西藏的密宗佛教。元顺帝时以“宫妓”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十六人所表演的著名的《十六天魔舞》,表演的就是密宗的思想内容。由此可见,当时的宫妓,不仅要表演歌舞,侍奉统治者,还要充作君臣和僧徒们施行房中术的工具。据《元史·星吉传》记载:“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宠横甚,数以事凌轹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女乐十有八人。”
元世祖忽必烈曾命恶僧杨琏真伽为江南释教总统,他竟然“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更有甚者,当时的西番和尚竟敢公开入民宅奸污妇女。为什么元代的和尚有如此千夫所指的可恶行径?然是元代朝廷崇信宗教,纵容番僧的结果。在原来金、宋管辖的地区,都曾产生了大批的僧侣地主。僧道的上层,占有田地出租或役使下级僧道耕作。元朝统一后,僧侣地主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元朝以吐著萨迦派的佛教领袖世代为帝师,总领全国的佛教。喇嘛僧人,即所谓“番僧”因而获有种种特权。江南地区,南宋时禅宗的临济宗在江浙一带盛行。元朝灭宋后,公元1280年,余杭径山临济宗禅师云峰妙高曾来大都,为禅宗争得继续传教的权利。天台、华严、律宗等宗派在南方各地也还有流传。元世祖忽必烈以僧人杨琏真伽为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占有田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二万三千户,仗势勒索金银珠宝。各级僧官也都占有不等的地产,隐庇平民,不输租赋。一些僧官甚至凌驾官府,受理民讼,多方勒索,形成特殊的势力。
当时佛教寺院遍布各地,也都占有大量的田产。元世祖忽必烈敕建的大护国仁王寺,在大都等处直接占有的水陆地和分布在河间、襄阳、江淮等处的田产,共达十万顷以上,此外,还有大量的山林、河泊、陂塘。大承天护圣寺,在文宗时一次赐田即达十六万顷。顺帝时又赐十六万顷。一般寺院也都占有数量不等的田地。大德《昌国州图志》记全州共有田土二千九百余顷,其中一千余顷为佛寺道观所占有。江浙行省寺院林立,占有田地数不可知,行省所管寺院佃户即有五十万余户。各地寺院还占据山林为寺产。许有壬《乾明寺记》说:“海内名山,寺据者十八九,富埒王侯”。寺院田土山林,虽然属于寺户,不为私人所有,但实际上为各级僧官所支配。大寺院的僧官即是披着袈裟、富比王侯的大地主。
佛教寺院所占的大量田产,除来自皇室赏赐和扩占民田外,也还来自汉人地主的托名诡寄或带田入寺。元代寺院道观可免除差发赋税,因而汉人地主将私产托名寺院,规避差税。有的富户使子弟一人出家为僧,便可将全家田产托名某僧所有,不再纳税。有的地主将田地舍入寺院,再向寺院承佃,这样,便可不再向官府交税和不再负担差役。也还有一些地主,名义上布施家产入寺为僧,但仍与妻妾同处,占田出租,与不出家没有什么区别,但因此便可逃脱赋役和官府的一切烦扰。至元二十八年,即公元1291年,宣政院奏报全国僧尼多至二十一万三千多人。实际上还要超过此数。仁宗时,浙西土豪沈明仁,创立白云宗,托名佛教,强占民田二万顷,纠集徒众十万人,蓄发娶妻,自有田宅,形成一个托名佛教的地主集团。
元代和尚争相蓄妓养妾,元代的道士也不甘落后,纷纷仿效,使当时许多道观成为藏污纳垢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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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和尚可谓无恶不作,非常嚣张,金庸先生名作《连城诀》中的“血刀老祖”以及血刀派的那帮“和尚”就是以元代的僧侣为参照对象的。而历史上还曾记载过元代妖僧破坏南宋六陵的事情: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西藏僧人杨琏真珈得宠于忽必烈,被任为江南释教总摄 。他伙同演福寺僧允泽等人勾结宰相桑哥,对南宋六陵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盗掘,甚至他们还把宋理宗的颅骨制成了酒器,残暴无道。
流落烟花--前朝公主母女名动京城
在古代历史上,青楼绝色风流歌妓举不胜数,但是,母女二人同入青楼沦为歌妓的却不多。翻阅历史上的有关资料,仅能查到的是,元朝初年有一对母女二人同入青楼沦为歌妓、卖笑为生,而且成了名动燕京的青楼双绝,一时传为风流佳话。
这个故事说的是,元朝初年,正是南宋刚刚灭亡之后。凶残的元廷对南宋朝廷深恶痛绝,对皇亲国戚更是要赶紧杀绝,因此便将所有宋室的皇亲国戚打入社会底层。男人被罚去劳役,女人则全部发往教坊,充当青楼乐妓。
这其中就有一位宋室的公主,号玉莲公主,丈夫是宋朝的一名武将,在南来临安沦陷时,自刎身亡,留下妻子玉莲公主和幼女张怡云。
这位玉莲公主入了娼门之后,人称张四妈。她是以金枝玉叶的前朝公主身份沦落风尘,当然身份有所不同,因而来往接纳的都是元朝蒙古族的高级官员,这叫识风转航向,适应潮流,也是一种生存的适应智能。
她的幼女名叫怡云,在母亲的薰陶下,也工于文词,精于音律,谈笑诙谐。到了十六七岁时,成为芳名遐迩燕都名妓。当时的著名画家赵松雪、商正叔、高房山三人合作,专门为她画了一幅“怡云图”,画的是一位浪漫天真的少女,斜倚栏杆,脸含微笑,天际正有一抹微云,庭边有几株红杏,情趣盎然,画已就,要她本人即以此画为题,诗词或对联均可,为之增色。她略一沉思,写了一首《石榴花》的曲牌:
微云一抹隐山岗,斜对着这栏杆细思量。人生有道不寻常,休想道是画堂别是风光。那有个知心人满捧杏花酿,空自里幽怨,嗟伤,玳筵前那寻着知音郎,何日里开宴出红妆!
这一新词写就,当时画家赵松雪不由拍手叫好:“好一个‘何日里开宴出红妆’,把你的心事一泻无遗,情真意切,怡云姑娘,你要找个知音郎,好!这事包在我身上,我一定替你找个知音郎君,文才出众,品貌非凡。哈哈,可还是个豪饮的酒徒,你可别嫌他爱酒啊!”这院中的老鸨也搭言了:“教坊司也发下话来,心属宋朝宗亲的女子,要为她赎身的,至少得纹银三千两。”
当时有一蒙古族名叫恰木儿忽什的,是元朝开国名将之后,此人最羡慕汉族文化,尤慕唐代杜甫诗名。奏准朝廷,以杜效陵取名,官居吏部侍郎,又有文才,更具酒量,爱与文人墨士结交,最慕汉族女子姿色娟秀,早就想娶一汉人之女为妻,但限于朝廷禁令,只能纳之为妾,正妻非蒙古族不可。
其实他心里对朝廷这项禁令十分反感,他认为蒙汉应是一家,不应分出如此界限;但心里反对是心里反对,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也只得敢怒而不敢违,纳了一房正妻,可心里仍一心想再找一位汉族美女。他与赵松雪相交甚契,几次托他为之留心物色。如今赵既见张怡云有从良之意,兼之她的人品和才学超人,又能喝酒,这堪称“同文共酒又同诗”了。
于是赵松雪很快就做起了媒人,和杜效陵说起张怡云的事情,杜效陵心想:“这世间还有这等奇女子?”他并不嫌弃张怡云的身份,心中涌上一阵怜悯,就随赵松雪去见张怡云了。这不见不知道,见过之后,杜效陵更是被张怡云得当的谈吐、出众的文采彻底折服了。不出几次你来我往,杜效陵便提出要为张怡云赎身。
张怡云听后,心头一股暖流漫及全身,她感动得涓涓流下泪来。她因父母的命运,牵及自己陷入风尘,这风尘之地,凡来问津者,多数巨商豪绅、纨绔子弟、轻薄官员,凡来者都是调情逗趣的,哪里有什么真情,谈及知己,更是渺茫了。
她朝朝暮暮梦想在人海茫茫之中,能觅得知音,委身相托,眼前这位侍郎大人,无论从才貌,社会地位,都十分理想。她怎能不心潮翻涌,吟了一首七绝;“菊残犹有傲霜枝,不向人间紧锁眉。举案梁鸿君记取,长门怕听断肠诗。”吟完又喝了十四杯。
见此情形,这杜侍郎也不由动了真情:“怡云,你只管放心,我崇尚汉文化,既取名效陵,不单是要效少陵先生之诗,更要学其人品,‘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官良史之目’,我正希望到了老年能与你享受‘老妻画纸作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的那种乐趣生涯呢!
这席话把张怡云说动了心,张四妈也不由涕泪纵横,指着席上的金盘玉盏说:“这些都是我先朝宫内用物,虽不敢说价值连城,但也非同一般凡品,我就以此权当嫁妆,便不知妈妈意下如何?”
这老鸨也是个乖巧之人,见来人非一般身份,乃朝廷命官,且其父乃元朝开国功臣,连皇上都敬他三分,便趁机说:“这事是千百年的大好事,不过杜大人是朝廷命官,这教坊司的赎身银两三千惯例,老身……”
“不就是三千两银子么!好说,我要赎人,何吝金钱?你们教坊司的主管乃是先父的下属。你对他说,就说我杜效陵要赎张怡云,叫他速办脱籍手续,三干两我即派人送来,另送你和吴主管五百纹银,你们马上给我办理。”
这样众人都皆大欢喜,开怀畅饮,张怡云与杜侍郎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个都是海量,以词催酒,以酒遣兴,喝得浑身血液翻腾,心情宽敞。一共二十五斤酒最后一滴未剩,单单张怡云一个就喝了十二斤之多,杜效陵对她是倾心怜爱,相逢恨晚,他心中暗喜:“到底被我找到了知音!”
酒毕,张怡云还乘兴表演了一段剑舞,真是梨花旋舞,万道银光,赢得了众人的赞许。
第二天,杜效陵果然如约,亲到教坊司来为她母女赎身手续,到教坊司时,果然吴主管私垫三千两银子为张怡云母女把手续办妥了。杜效陵当面致谢,送了主管三百两银,鸨母二百两,主管和鸨母欢喜不已。
杜效陵又按汉族礼俗,备下花轿鼓乐,迎接张怡云过府成亲,其正妻不料他当真纳汉人之女为妾,花轿进门时,她心里醋意直冒,但有言在先,不便发作,心里说不出滋味。但怡云过门之后,通过一段接触,她见怡云贤淑,又知书识礼,并能帮助丈大处理公务,渐渐地也就由莫可奈何,一家人和睦相处了。张怡云以酒为媒,与社效陵白头偕老,夫唱妇和也就传为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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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耻--北宋末年,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围了汴京城,为了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竟以上万名宫廷、宗室和京城妇女为抵押品,明码标价地抵押给了金军。在金军的营寨中,她们遭到强暴。北宋政权灭亡后,金兵北撤,这些女性在金军的押解下随同北迁,在途中历经磨难、大批死亡。到达金国都城上京以后,她们被遣送到供金国君臣享乐的洗衣院、金国皇帝的各大御寨,赏赐给金军将领,甚至流落民间,被卖为奴、娼。
丘处机--让成吉思汗敬佩的道长
金庸的小说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射雕英雄传里的王重阳、神雕侠侣里的觉远和尚、天龙八部里的无名少林老僧、倚天屠龙记里的黄衣女子,都是此类人物。但与少林老僧等人物不同的是,王重阳不但有名有姓,而且历史上真有其人,有事迹、有文字、有传说。
在金庸的小说中,将王重阳的武功描写得出神入化,号称“中神通”,实际上,王重阳只是一个一般的道士而已,一生都在女真人统治下的金代从事宗教活动,没有什么高超的武艺,也从来没有反抗过金国朝廷。王重阳的七大弟子中,以丘处机最为著名,丘处机自幼失去双亲,尝遍人间辛苦。19岁时,丘处机独自去昆嵛山烟霞洞修行。翌年9月,闻陕西终南山道士王重阳至宁海州传道,遂下山拜其为师,成为王重阳弟子。他以虔诚、机敏和勤勉好学,深得王重阳器重。
成吉思汗的异军突起,打破了各方的实力模式,他自己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实施着他的大一统计划。俗话说,“打天下容易治理天下难”,成吉思汗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定选招贤能之人治理天下。他得知丘处机博古通今,才能超群,于是想招其为国师,帮助自己安国治天下。成吉思汗两次遣使召见丘处机,可是丘处机隐居山林,深入简出,避而不见。
成吉思汗求贤若渴,不肯放弃。于1219年第三次派遣近侍臣刘仲禄备轻骑素车、携带手诏请丘处机出山,演绎了自三国以来又一个帝王虔诚躬迎,礼贤下士的故事。成吉思汗不远千里三派朝臣请丘处机出山,丘处机终于被成吉思汗的诚意所打动。公元1220年,他审时度势决定西行拜见成吉思汗。此时成吉思汗正忙于对花剌子模的战斗。对于丘处机来说,在被成吉思汗诚意所打动的背后,肯定还有他自己的考虑。此次西行,他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影响成吉思汗“罢干戈致太平”,劝说成吉思汗早日回军。
丘处机率18名弟子在万里西行的过程中,向各族群众广泛传道,招收信徒。在行至今天的蒙古国西部科布多时,丘处机将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下,建立了全真道观,成立全真教的组织。丘处机不仅在精神层面宣扬全真之法,同时还身体力行的让人们了解教义。他沿途广施善事,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利用成吉思汗赐予自己的粮食熬粥施舍给饥民。丘处机所到之处,得到了各州县和行省文武官员的迎送,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
公元1221年末至1222年初,成吉思汗的行宫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碧眼方瞳的道人,这便是全真教的丘处机。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分外高兴,特赐美食,设庐帐,优厚犒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