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论和速胜论者在思想方法上，不仅犯了主观性、片面性的错误，而且犯了形而上学的思想僵化的错误。他们看不到事物的发展变化，否认对立面转化，因而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对抗日战争作出科学的预见。
第四，在充分尊重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阐明了实现抗战胜利的主观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论持久战》在对中日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对抗日战争发展过程进行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去说明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进一步揭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回答了在实践中变“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为现实的条件，从而指导抗日战争一步一步取得胜利。
充分发挥根据和符合客观规律的自觉能动性，是变可能性为现实的决定性因素。毛泽东同志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日‘自觉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里他深刻地揭示了自觉能动性的本质特征，就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接着他又对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特殊性质和重要作用作了详细论述，指出：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自觉能动性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这里所谓指导战争，就是以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指挥战争。所谓实行战争，就是如何把战略战术运用于战争之中。这是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特殊表现，或者说是战争中自觉能动性有别于其他领域的自觉能动性的特点。正如毛泽东所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那末，怎样才能正确地发挥自觉能动性呢？毛泽东同志说：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又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这就是说，自觉能动性与客观物质条件是辩证统一关系，我们强调要充分发挥的就是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能动性。我们既反对超越客观条件允许的限度去期求战争的胜利的唯心主义倾向，又反对在既定的客观物质条件面前无所作为，否认在这些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去能动地改变世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形而上学观点。毛泽东指出，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他要求战争的指挥员不要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而要变成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不但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
自觉能动性不仅要体现在指挥员和军队身上，而且“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据此，毛泽东作出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科学论断，提出了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实行全面抗战的人民战争路线，从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本条件。
要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首要问题是向人民进行战争的政治动员。《论持久战》反复强调政治动员的重要性。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而所谓政治动员，就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广大的军民，使每个士兵和人民都懂得为什么要打日本，打日本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调动人的自觉能动性。只有动员了人民群众，“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了，持久战必定能坚持，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坚持持久战的总方针，实行人民战争，除实行正确的政治方针外，还必须在军事方面制定实行持久战的正确的战略方针，采取一系列具体作战方针和原则。如在战略战术上，执行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整个抗日战争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正面战场主要是运动战，在敌后战场主要是游击战，提倡在一切有利场合尽可能地实行歼灭战；在组织指挥上，要有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要“乘敌之隙”；在决战问题上，“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等等。这些相反相成、机动灵活的作战方针和原则，都是辩证法在战争中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是人的自觉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生动体现，它保证了各个战役和战斗的胜利。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论持久战》通篇贯彻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可以说，这部著作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是在实际运用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为生动的教科书，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指挥和组织战争的高超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从一定意义上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论持久战》的胜利。
四
现在，我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伟大历史时期。我们党有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有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三部曲”的发展战略。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描绘了光明的前景，规划了宏伟的蓝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但是，要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重大战略决策贯彻和体现在各个方面、多项工作中，克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探索规律性，增强预见性，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方面，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仍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
首先，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是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一对永恒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解决得好，我们的事业就无往而不胜，解决得不好，就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毛泽东曾讲，我们为什么会犯错误？就是“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伟大事业。它虽然不同于战争实践，但面临的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却是共同的。而要解决这个矛盾同样需要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伟大的认识工具”。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同志往往主观上想做好工作，懂得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懂得要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题，但实行的结果，却事与愿违，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给党和人民造成一定的损失，这是为什么？应该从认识论上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切实改进自己的认识方法，提高认识能力。
一般来讲，人们所以容易犯片面性、主观性的错误，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些同志掌握了一些事实，但没有掌握全面事实，以点代面，以偏概全，就下结论，这就不能不犯片面性、主观性的错误。这些同志不同于官僚主义者，他们曾到实地了解过情况，或者就生活其中。他们的一些建议、意见是根据一定事实提出来的，不是毫无依据。但关键在于，他了解的事实是“一点”、“一部分”，不是“全部”。而将这“一点”、“一部分”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必然导致主观性。所以，那些抓住“一点”事实就下结论的同志，在“全体”上说来，他的意见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由多方面组成、具有多种属性的。我们只有尽力抓住全面的事实，才能正确地反映事物。毛泽东同志曾讲：“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既然“难免”，就越需要我们经常地、大力地推广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科学地全面地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