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但是，这个主要矛盾在其发展的长过程中，也必然会现出不同的阶段性来，要求我们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就是在同一阶段内，也会有因地区的不同，如沿海与内地不同，城市与农村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不同，而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求我们区别对待，及时确定适合于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工作目标和工作计划。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的国情，超越了实际的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济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因而造成了大量的浪费和损失。我们必须吸取这个教训，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以指导我国经济建设顺利向前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中，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这条道路的主要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概括为十条。在此基础上，五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十条方针。这两个十条都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其中后十条是对前十条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丰富和发展，是我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经济工作的纲领，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指导方针。尽管这些方针还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考验和完善，但由于它是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因而，它无疑标志着我们党在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方面的确已经获得了显著的进步。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毛泽东同志所深刻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继续前进，勤于实践，勇于探索，善于总结，就一定会日益加深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制订出更加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建设的战略和具体的方针、政策、措施，使现有的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三、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是团结全党实现党的伟大任务的根本保证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同志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总结了我们党的二十四年来的基本经验，在深入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时，精辟地概括和阐述了党的三大作风，强调掌握思想教育，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改进党的工作作风，对团结全党、实现党的任务的重大意义。
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的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崭新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它集中反映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三大作风是毛泽东同志对我们党二十四年来的历史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提出来的。我们党从1921年诞生到1945年，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次伟大的革命斗争，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严重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说明：什么时候我们党实际上坚持了三大作风，中国革命就前进，就发展；什么时候实际上违背了三大作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就倒退，就受损失。北伐战争的初期和中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我们党的领导、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但这个时期，党毕竟还处在幼年时代，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认识很肤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因而在这次革命的末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陈独秀等人既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具体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因而根本不懂得中国的革命已经不足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相信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因而根本不去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依靠广大工农群众。同时，他们又在党内实行家长式领导，拒绝采纳一切正确的意见，而且在使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后也不愿作认真的自我批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创造了工农红军和一批革命根据地，革命事业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但在这个时期中，我们党领导机关的一部分人先后犯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没有任何实际革命斗争经验，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一切照搬本本，在政治、军事和组织上全面推行了“左”的一套。为了强制全党执行他们那套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主张，他们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允许进行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了盲目服从和随声附和的错误倾向，打击和阻挠了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抗日战争时期，王明仍然机械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从“左”的极端又跳到右的极端。他根本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轻视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群众，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犯了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相类似的错误，也给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与陈独秀、王明等人相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从事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致力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北伐战争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挺身而出，提出了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正确意见。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和一些同志一起，同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实践中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独特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事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解决了教条主义者和广大党员群众之问的矛盾，系统地批判和克服了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使全党对于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促进了全党的团结。在整风中，毛泽东同志还把党的群众路线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统一起来，教育全党各级干部在工作中要善于摆正领导和群众的正确关系。由于我们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长期革命的实践中，培育和发扬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尽管在前进的过程中曾经遭遇无数的艰难险阻，革命事业依然能够蓬勃发展。到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我党已经成为拥有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九十多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重心。
三次革命斗争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对巩固和加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完成党的任务是极为重要和必要的。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的进步和发展是在同一切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我们党在二十四年奋斗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这些错误思想，使得我们党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了。又说：“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而党要纠正上述那些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又必须勇敢地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便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党的团结。
我们党在长期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在强敌的重压、“围剿”和屠杀面前，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战胜各种敌人，不断成长壮大，从根本上讲就是靠的三大作风。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我们面临着建设新中国这样一个伟大任务，要想打败当时仍然十分强大的国内外反动派，把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同样需要依靠党的三大作风。而我们党的一百二十多万党员中绝大多数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不少人还存在着各种不纯正的思想，必须“更大地开展党内的思想教育”。在这样情况下，毛泽东同志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把党的作风明确地概括为三大作风，这就大大提高了全党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增强了贯彻三大作风的自觉性。“七大”以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发扬了三大作风，中国革命的局面就得到迅猛异常的发展，不过三四年时间，党就领导人民建立了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中国。这充分说明，发扬三大作风，对中国革命的迅速胜利，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依靠发扬三大作风，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解放自己的道路，取得了革命的彻底胜利。今天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样需要发扬三大作风，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大力纠正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所造成的党内各种不正之风。目前我们发扬三大作风，首先要继续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要反对不调查，不研究，脱离实际，唯书唯上，搞“两个凡是”的主观主义，也要反对那种固守自己的狭隘经验，一切照老框框办事，打不开局面的主观主义。这两种主观主义，曾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吃过不少苦头，至今还记忆犹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们虽然在反对和克服主观主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对主观主义的影响绝不能低估，仍须提高警惕。其次，要反对和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引起群众很大的反感，是造成现在工作效率低、有些人对党和四化建设缺乏信心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三，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我们党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党的腐蚀。现在有的共产党员，包括一些负责干部，已经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走上犯罪道路。这种现象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必须同这种腐败现象作斗争，以维护党的肌体的健康，坚持党的无产阶级的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执政党的党风，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们必须彻底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争取党风有一个决定性的好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强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使党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群众而前，把全体人民群众紧紧地吸引在自己的周围，从而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历史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