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席棠，1913年11月10日出生于北平。1936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并获学士学位。然后赴北京人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物理。1937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Gorttingen的George——August）攻读地球物理研究生，1 941年获数理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同济大学和交通大学教授，其间曾任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主任、代理理学院院长。1952年调人厦门大学任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离开讲台。1960年调入福州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下放劳动6年。1972年5月恢复教学工作不久，即赍志而没，终年59岁。其传略被载在戴念祖主编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曾任福建省政协委员的黄席棠，在讲授四大力学，特别是电磁学方面屡有创新见解。他带着一肚子的学问离开了人世，然而他光明磊落，勤奋好学的人格魅力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28岁得博士，胸怀报国之志由欧洲回归祖国
黄席棠留学德国期间，从事地球物理、气象学、理论物理和数学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他1940年发表的论文《对橡胶弹性的各种参数测定》，不仅为田野地震的研究又提供了一组实验室数据，而且实验设备及其方法简易可行，实验材料选择得当，实验结果也与当时的理论推导吻合，因而引起学术界关注。1941年，28岁的黄席棠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决定回国报效祖国。
当时抗战已开始，国民党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黄席棠本应从德国经越南进入重庆，但因母亲王氏定居上海，他决定先回上海探望母亲，然后再赴重庆。不料经香港拟转上海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打香港。为了躲避炮火，他不得不进人防空壕。防空壕已积水，不得不把身体泡在水里，从此得了风湿病，时而发作。
黄席棠辗转来到上海，母子相会。此时经女同学李璇介绍认识了高怀蓉。时年25岁的高怀蓉，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获学士学位。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在上海结婚。本打算夫妻同赴重庆，但因婚后不久妻子高怀蓉怀孕，席棠母亲坚持让席棠先赴重庆，等高怀蓉生下孩子后，把孩子留在上海由她抚养，怀蓉再赴重庆与席棠相聚。时值抗战，从上海到重庆已无通畅旅途。经询问，得知有一条曲折的路，即从上海经安徽、河南、陕西进人四川，再到重庆。席棠就取此道抵达。
席棠原打算到重庆后即进中央研究院继续他的地球物理研究，但当时的研究院已无法让他实现这个愿望，于是只好转向高等院校教书育人。此时，上海交大和同济大学均已迁至重庆。本应进人母校执教的黄席棠，为什么去了迁至李庄的同济大学？他说：同济大学与德国关系密切，由于自己留学德国，习惯于德国的方式，宁愿选择离重庆更远条件艰苦的小镇李庄。
1944年暑假后他转入交大，直到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随交大回到上海。在交大期间曾任物理系主任、代理理学院院长。他满腔热情投人教学工作，发现好学上进的学生，总是津津乐道。他喜爱的好学生至今还在清华大学当教授。
博学多才，逆境中依然乐观向上
1952年，他被调入厦门大学任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他一心扑在教学上，生活随便，不修边幅，经常边走边想题目，衣服上的纽扣上下扣错。而他讲课只列几条提纲，讲得生动形象，引人入胜，博得学生欢迎。同事们则佩服地说：“四大力学都在他脑子里。”
1953年，他和何恩典、颜戌已作为发起人，成立了“中国物理学会厦门分会”，由他出任理事长。1956年，他翻译的F·LHund著的《热力学原理》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引起学术界关注。
这样一个知识渊博，生性直爽的优秀教师，因在1 957年大鸣大放中，对教学提了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教学岗位上拉了下来。
在他的小女儿高上达的记忆中，小时候生活很幸福，父母亲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工资很高，衣食住行不成问题，家庭文化气氛浓浓。父亲没有架子，和儿女们玩起来没大没小，母亲照料生活，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1957年以后就不一样了。有一天，她发现家里来了好多人，都是厦门大学的教授，大家围着说话，母亲在流眼泪。后来才知道父亲成了右派。
1958年，福州大学成立。1960年黄席棠夫妇被调入福州大学。在这里，席棠被摘掉了右派帽子，重上讲台。校党委书记对他说：“你只要把你肚子里的墨水倒出来就行了。”当时席棠激动不已。他把自己的教案拿给小女儿上达看，绘声绘色地给上达讲解全运会开幕式上大型文艺表演，许多人藏在底下的大红旗是如何像波浪似飘起来的。问她听得懂听不懂？这是准备给学生去讲的。他显得情绪高涨，神采飞扬。
他的敬业精神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黄席棠教授讲课充满激情，幽默风趣，讲到某一现象像跳芭蕾舞时，他就比划着在台上转了一圈。”
1963年的一天，席棠拿着两本书，指着封二上的一张照片问他的小女儿：“你看，这照片上的人像谁？”女儿说不出来。他就说：“像我。”然后告诉女儿：“这是你爷爷黄远生。这两本书是再版的《远生遗著》。”接着又讲了一些黄远生的事。女儿这才知道家里还有这么一位了不起且不肯屈就的先辈。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席棠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抄家，被赶出原来的住房，搬到一个破棚子里。又被下放劳动，拉板车、挑大粪、种田、放羊。尽管受尽磨难，却依然乐观向上，常骑在牛背上与同伴开玩笑，苦中取乐。
家中藏书当破烂卖掉，他心里好难过
他家最大的一笔财富就是藏书。业务书、文艺书及各种杂志，书架放不下，就堆在壁橱里。孩子们钻到又矮又窄的壁橱上蜷着身子博览群书，从小受到文化知识的熏陶。他的小女儿高上达至今还记得，那些书中所讲的事使她幼小的心灵感受到外面的世界好精彩，印象较深的书与杂志有《知识就是力量》、《绞刑架下的报告》、《苦菜花》、《林海雪原》、《三千里江山》、《舞台生活四十年》等。《舞台生活四十年》是她父亲十分喜欢的一本书。他喜欢唱京戏，尤其喜欢梅兰芳。他常常跟唱片学唱。尽管在孩子们听来，与唱片里唱的不一样，但他自己总是自哼自乐，显得很投入。
席棠懂几门外语，喜欢阅读外文书籍。在全国上下学毛选的日子里，他看的是外文版毛泽东选集。他每次从地处郊区的福州大学进城去温泉澡堂洗澡，总要到外文书店去买书。营业员都认识他，见他来了，常卖给他一本，再送一本。
然而，文革中被赶来赶去地搬家，又受批判，他不得不把大部分书当破烂卖掉，一斤书值三四分钱，那么多书总共卖得40多元。当废品公司开来一辆卡车把书拉走的时候，他心里好难过，而收购的人说：“这些书都是毒草。”有些业务书他舍不得卖，说以后还用得着，想着有朝一日能重返教学岗位。无奈当时的形势让他妻子高怀蓉觉得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了。最后只留下一些生活必需的家具由席棠拉着板车搬来搬去。
历经坎坷，壮志未酬
他热爱事业，热爱生活，是一个很开朗很随和的人。两个女儿小时候要改姓母亲的姓，他一点意见都没有，认为名字就是一个符号。他抱着小儿子去报户口，到了派出所把孩子的名字忘了，也不回家问，就用孩子的小名“小弟”报上了户口。过年的时候，有一种放在地上的焰火，他会在焰火喷出来时从上面跳过去。
他对科学情有独钟，见大女儿高上凯聪明好学，就觉得女儿与生俱来是搞科学的人，叫她不要结婚，与科学结婚。这当然是戏言了。而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女儿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导的那一天。女儿上达考初中时，老师动员她考福州最好的中学福州一中，他却建议她去考福州大学旁边的一所都是周围农村孩子就读的很小的中学，说是这样可以让她多跟农民的孩子接触接触。
他生性直爽，一向爱开玩笑，在学校搞卫生时，他诙谐地说：“我是全世界工资最高的清道夫。”他的学生遍布各地，他讲过的笑话也被学生们传到各地。但是他在学术上极为严谨，毫不含糊。文革期间造反派搞恶作剧考教授，考他物理。他第一个做完，兴冲冲交了卷，觉得学术的东西不能作假，物理考试难不倒他。殊不知造反派在捉弄人，给他打了20几分。气得他回家要寻死，一个劲地说：“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
到了1972年，上面指示“解放”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听说他也快“解放”了，一高兴又对一起散步的人谈起外语来：那树上的鸟，英文叫什么，德文叫什么，法文叫什么，俄文叫什么。没想到就因为这，他又被审查、写检讨而不得解放。拖了一段时间才把他安排到福州大学外语教研组工作。由于不能继续从事自己的物理专业，心里不是个滋味。
下放劳动6年，身心受到双重压力，健康状况随之下降。恢复工作不久，即查出患了高血压、动脉硬化、心脏病。1972年5月妻子高怀蓉教授带学生去上海实习，他一同前往上海看病。由于文革他已多年没去过他眷恋的第二故乡上海，这次能去，并与儿子儿媳团聚，自然很高兴。但因病情已重，到上海不久，因脑溢血于6月逝世。
岁月流逝。如今他的儿女们感慨地说：父亲壮志未酬，过早去世而没有享到改革开放后的福，实在是令人惋惜。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太平盛世，一定会非常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