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北麓黄氏宅院里新添了一个男孩，聪明可爱。
·去年秋上到南浔公学就读，来此地不久就大病了一场。
·远庸看着黄性陶摇头晃脑，模仿比划，笑得忍不住将茶水吐到桌上。
·南浔公学全体学生，恭贺南洋公学同学全体脱离专制学校之苦。
·忽地生出一个念头，到上海去，去见识一下十里洋场。
·考试的失利，客居他乡的孤独，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只流浪的燕子，该回去了。
清光绪十年十一月三十Et（1885年1月25日）江西九江城南，仙居乡庐山北麓的黄氏宅院中一个男孩诞生了。其父为孩子起名为基，字远庸。
黄家世居此地，也称得上是书香门第。远庸的曾祖父黄凤楼，清道光十二年（1832）壬辰科进士，历任安徽歙县、铜陵、繁昌、当涂、阜阳等地知县，太平府同知，江南同考官等职。叔伯父黄儒荃、黄儒藩、黄儒濂均为举人。
远庸的父亲黄儒藻，字镜恒、诸生，是个秀才，在乡里素负文名，被誉为“文采秀发”，后因科场不顺，为生计，便携妻儿客居浙江宁波，做过幕宾。母亲姚氏，出身湖北汉阳县名门望族，是候补员外郎姚兰阶之女，习礼明诗。
远庸为父母独生子，从小受母亲熏陶，吟诵诗书。7岁从师于同族叔父，秀才黄季璇学习经史诗词。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远庸琅琅的读书声总在黄家幽静的庭院中回荡。
九江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当赣、鄂、皖三省交会，因上游有多条河水汇流入江，东奔大海而得名。这座有两千年历史的古城，风景如画，人杰地灵。“山光水色薄笼烟”、“别时茫茫江浸月”。
不料远庸16岁那年，家庭突遭不幸，他的父母双双见背。办完丧事，远庸即变卖家产，前往浙江求学。此行目的地是湖州府东边的南浔镇，镇上有个南浔公学。
远庸是去年秋上到南浔公学就读的。来此地不久就大病了一场。
南浔公学算是一所新式学校，开设了理化、史地等课程，很合远庸向往新学的愿望。不久前他才考过秀才，未中，这使得远庸无意科举的态度更加坚决。
远庸身在书香门第，诗礼传家。从小在父母督促之下，广读经史古文，16岁即参加县试，颖悟力很高。无奈年龄增长，这思想也就有些变化，特别是戊戌庚子以来，国事弥艰，西风劲吹，置身于这三千年来之大变局，岂能安然埋头于八股纸堆中。其父黄儒藻因自己怀才不遇，科试不第，把光显门庭的重望寄于远庸这个独子身上，但他毕竟在宁波帮办过洋务，眼界已开，对儿子喜爱西学不但不加职责，还曾为远庸聘过一位洋女教习，教授英文。
这公学一词，源出自英国，本为英国贵族寄宿学校的译称，移植到中国，算是洋为中用。同、光年间，洋务大兴，开始建设军械、轮船厂所，以求船坚炮利，富国强兵。当时有人就上奏折，请准仿西式学校办中国新学，培养新式人才。可朝廷在准与不准之间议来议去。甲午之后，办新学的呼声更高，可上面还是拿不定主意。于是下面就等不得那么多了，先办起来再说。尤其以通商口岸得风气之先的地方为最。如清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在上海兴办的南洋公学更是赫赫有名。
南浔虽是市镇，因其毗近沪杭，商贸活跃，所以此地也办有公学。尽管公学到了中国，它那管束严格之校规更加名副其实，不过既然是倡西学的地方，一些新思想便如春风般扇动着每一位学生的心，给人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其感染力自然远非道德文章所能以拟，而对于黄远庸一个17岁的青年来说，身处这样一种氛围，无疑真有点乱花渐欲迷人眼了。
转眼又到了春季，远庸来了也快一年了。江南的梅雨使水乡更显柔情万种，只因国是艰难，风声雨声更叫人生出几许忧国忧民的愁绪。
乘着天气晴好，远庸信步走到街上。一连几天的雨使床铺、箱子、以至于满屋子都散发着一股霉味，好不容易等了一个晴天。远庸踩着青石板路慢慢地看着走着。
这南浔真不愧是“丝都”。距南浔七里地方产名丝，更是全国第一。这里的女孩子十来岁就懂养蚕。市面上店肆也多为购丝转卖，统称为丝行。丝行生意多是一年做一季。春末夏初，四五月里，正是新丝上市的时候。因为此时乡下正是青黄不接的当口，家家要使钱。再说，雪白的丝放在家放黄了，价钱也就贱了。这丝行又有些讲究，比如叫做广行的，五口通商之前，广行又叫销洋庄，多由广东商人招接生意，由海路到广州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交易；五口通商后，直接运到上海卖与洋商。沿用旧称，还叫广行，现在也唤做客行。专门收购乡丝品的，便叫做乡丝行，买经造经者，称做经行。还有什么划庄、小领头，名堂之多，外人难得要领。
市面繁荣，房舍居处也就与别处不同。前人早有评述：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间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从这民居建筑上就能看得出来，缙绅之家讲求园林设计，以显气势，连一般百姓屋宇，也称得上有模有样。远庸因随父客居浙江多年，对浙西等地好追求繁华的风气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他，回头看时，原来是南浔公学的一位同学。这位同学也姓黄，名性陶，嘉定人氏，品学出类拔萃。尤其是他坚韧顽强的意志，更是叫学校的师生刮目相看。
黄性陶在卧室里放了一根横木，早晚锻炼身体，做俯卧撑，持之以恒。就连感冒发烧，也不吃药，不看病，到校外跑十几里，靠发一身汗来治愈。同学中对他用这种法子治病虽不以为然，但对他的毅力都赞不绝口。
远庸和性陶并肩笑谈而行，不远处有一茶馆，两人走了进去，落座不一会儿，茶博士送上一壶茶，就着晴窗红日，两人品茗交谈。
谈着谈着，话题不知怎么转到了科举。见远庸神色愀然，黄性陶禁不住问道：“听说远庸兄出身官宦人家，按理应走科举正途才是，却来到此处读书，以弟看来，令尊大人倒是开通得很。”
远庸叹了口气：“兄长不知，我曾祖凤楼公为道光十二年壬辰科进士，任过安徽歙县、铜陵等地知县、太平府同知、江南同考官等职，奢谈不上什么官宦人家，崇尚诗礼传家倒是真的。不过家父因被科举所累，应考不第，才奋然离赣来浙江做事。可惜时运不济，空负才情。”
“令尊大人现在何处？”黄性陶问话刚落，远庸已是满面悲戚，压低了声音说：“家父母已于去岁先后辞世而去。”
听了这话，黄性陶慌忙道歉乞罪。
远庸摆了摆手，猛饮一口茶，将茶碗忽地放在桌上，愤然说道：“八股之道，埋没人才无数，真不知还要兴到什么时候。”
黄性陶也生感慨：“如今世界，变化之快一日千里，靠此故纸陈章自然无法应付。早先朝野有识之士多有呼吁，要求废此陋规，只因戊戌事败，一切又照旧。庚子之乱，国家几乎沦亡，所以辛丑才重提改革科举。果然第二年乡试会试原先的头场专考四书、二场考五经、三场试策问五道，变成了首场考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才试四书义一篇，五经义一篇。这总算多少令海内的士子为之鼓舞。”
远庸也有同感，虽说全国各地兴办新学，讲授西文之风渐盛，但从将来出路上讲，却与科举无法比拟。学校出来，最大的获益是可以学习西文，将来要么到电报、铁路行业谋个差事以待保举，要么当个买办、西崽奔走图利，就因为不是科场正途，最终还是无法被社会认同。所以学子们多不愿在学校学习中循序渐进，为以后出路着想，人们更倾向于通过科考拼搏，来圆一个光耀门庭的梦。因此士子拼命去啃八股文，苦练代圣贤立言的做法，以至于连秦皇汉武不清楚的也大有人在。
远庸也为应付科举，看过不少八股文本，时文试帖，像节题、截搭题等，练过不少，题如何才能破得妙，文章要如何才作得圆到，真叫人头痛。
黄性陶表示赞同，他随即举了一个《甲申传言录》的例子，上面记了两位前明旧官，面对又仕新朝，真是去意回徨，竟写下了：“受崇祯恩深，然国破家亡，实自作之孽，子捐生命以殉之，理既不必；将逃富贵以酬之，情又不堪”这样的妙文，真可谓深得八股要领，无懈可击。把本想为旧朝死却不能，不愿事新主又难舍的心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远庸看着性陶摇头晃脑，模仿比划，笑得忍不住将茶水吐到桌上。他也觉得八股那一套，讲究的是破题、小讲、起、承、转、合，铺排正文，一股对一股对下去。像刚才性陶讲的笑话，大概也只有八股才能表达出这么一种八面玲珑的味道。可就算你把这些套路摸透了，提笔就来，而于国于事有什么用呢。
“好在去年朝廷改八股为策试”，远庸的思绪被性陶的话打断了，“首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九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总算是亡羊补牢。”
黄性陶指的是清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朝廷特颁明谕，明年起永废八股。这多少给了想学以致用的学子一丝振奋；当时的舆论也认为这是中国由弱转强的一大枢机。为此远庸还专门找来一本名为《万国政治艺学丛考》中的上编《政治丛考》阅读，该书内容很杂，有疆域、盛衰、交涉、度支、税政、印政、官制、民俗、礼政、刑政、学校、农政、工政、商政、矿政、兵政、船政、铁路、电报、邮政诸考共二十项，突出时务。还有一些有关策论的范文，远庸也找来看过，像《新辑各国政治艺学策论》中的《中西农政异同考》、《日本明治维薪考》、《问西人似墨近儒》等。看过之后，觉得策论虽与八股不同，但是否能达到像书上所说“救中国人才之颓废而使其自振，薄海内外士子所当鼓舞欢欣而奋发策励”的效果，就很难说了。中国的事历来是蜗牛爬步，由八股到策试这一步，也已是千折百回了。
两人畅谈了很久，才兴尽回校。
很快到了盛夏。这天一早起来，远庸远远就见到同学们三五成群，聚在一块大声地议论着什么。一打听，原来是上海南洋公学的学生罢课了。学潮起因是这所素以专制、严格闻名的学校，压制学生言论思想自由，使得向往民主、自由思想的学子由失望到愤怒到罢课示威，甚至有200多名学生愤而退学。这件事闹得很大，影响很快波及全上海甚至整个江浙地区。听说蔡元培、章炳麟等以中国教育会的名义对学生表示支持和同情，并拟成立爱国学社，将退了学的学生组织起来，由蔡任经理，设立国文、英文、史地、理化、体育以及军事训练等课目，章氏等义务讲授，学社内实行学生自治。
南浔公学的学生们很快地行动起来，决定迅速声援南洋公学的学生，大家公推黄远庸执笔，发了一封电报给上海：“南浔公学全体学生，恭贺南洋公学同学全体脱离专制学校之苦。”这封电文很快被登在沪上各大报上。
对于17岁的黄远庸来说，这个郁闷的夏天比往常更增添了几多焦灼。南洋公学的学潮给一向平静的南浔公学注人了更多的不安和躁动。没过多久，南浔公学也步了南洋公学的后尘，罢课了。
伴随着最初那种年轻人与生俱来的反抗压迫、专制的激晴在秋雨中慢慢地消失，罢课之初那种兴奋，获得自由之后的畅快也在减弱。因此有同学提议到上海去白相，居然很快就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大家兴高采烈地整理行装，崇高的情感很快让位于世俗的欲望。
罢课这些天，远庸得以有机会整理自己的思路。他对这种闹哄哄如儿戏般的罢课已经厌倦了，可是自己将向何方，还没有想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