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刚去农场两三天，一切很陌生。有一天夜里，管教干部喊他们起来，说是从兰州来了一辆汽车被河里的石头挡住陷在河中，叫他们去把车拉回来。不料，回场部的时候，他快走到宿舍时，突然掉进一口没遮拦的井里，好险呐！幸亏他的两手被井边凸出来的两块砖托住，人们才把他拉了起来。他就觉得好像上帝有意把他托住了。
第二次是组长叫他背一块门板过河，他颤巍巍地走上独木桥，像走钢丝一样提心吊胆，刚到岸上就趴下了。越想越后怕。母亲就他这么一个儿子，小时候过独木桥都是有人牵着走，哪见过这么危险的桥呀！
第三次险情是，他外出劳动，在大漠中迷了路，转呀转呀，天黑了。远远看见一线灯光，正巧是个教室，门开着。他又饿又累，便走进教室盖着麻袋睡在椅子上。一觉睡到天亮，赶紧回场部去。他在教室里睡觉的时候，场里的人说：“老黄可能叫狼吃了！”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右派分子的命不值钱哟！
黄席群干不动活，发的馍就小。在离场部约摸十五六里处翻地的时候，有个年轻人饿得荒，要他的馍。他就把自己惟一的小馍分给了他半个，自己饿着回来。排队点名时他忽然晕倒在地，别人以为他死了。过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了。他想起1937年武汉一位号称“后知灵”的先生为他算命，说他以后会是“大树落叶，不伤根木”。他却没当回事。
他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1959年7月，中央下达命令，要抢救高级知识分子。他和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西北民族学院蒙古史专家谢再善三人受到优惠政策的照顾，被调到干部灶吃饭，叫他翻译拖拉机的俄文说明书，看守图书室。不久又调到酒泉城内的新生机械厂，叫他在技术室翻译一本英文的科技手册、写简报和黑板报，被评为一级工资，每月发32元，从中扣去伙食费。他对分配的工作都认真去干，没有抱怨。那个年代就叫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众多的中国人都在挨饿，在农场劳动改造的人更惨。此时黄席群的妻子和女儿又从九江回到兰州，七女儿黄嘉带着面饼去河西看他，让她睡在女改造对象的宿舍里，看见那里的人们都用洗脸盆打饭。父亲更加消瘦了。
拿工人的钱干教授的事
1961年初，黄席群被调回兰州，在甘肃农业大学文印室工作，一个月发给25元工资，伙食费吃掉12元。家道清贫倒也没什么，想不到的是不幸和悲伤又随着夜雾向他袭来。1962年，与他风雨同舟养育了八个女儿八朵花的妻子在贫病交加中与世长辞。当时连火化的钱都没有，总算向表弟盛彤笙借了200元为妻子办后事。1965年，他最小的女儿黄佩高中毕业报考西北师范学院，但因试卷上盖了“不宜录取”的章子，让她到世界风库（安西）去插队劳动，一呆就是8年。
1963年，西北师范学院外语系需要扩充师资，经黄席群的一位同事张素卿的推荐，学院派俞杰了解他的业务能力，让他朗读一篇英文课文，用英文写一篇自我简介。6月初他被调入西北师院外语系。试讲时，他用流利的英语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令旁听者为之倾倒。系领导决定从下学期起，让他教四年级的英语，每月发给生活费32元。他高兴地说：“不给钱，我也为人民服务。”
当时他戴着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两顶帽子，师院不好定职称，就定为“雇佣教员”，每月工资32元。而这位雇佣教员讲课极认真，深受学生爱戴。学院领导过意不去，就想法子不定期给他发些补助费。在一年半的时间陆续补助了400元，党委书记打算每月发给120元，但省上不批。“人家拿工人的钱，干教授的事。”只好每月增加28元，共计60元。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进“牛棚”。先是甘肃农大党委把他历史反革命的‘历史’二字去掉，成了反革命。他只能每天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忏悔自己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六女儿黄雯有一次给他买来一小包水果糖，他怕红卫兵查房时查出来，不敢吃，只好扔到厕所里去了。因为他看到有人用不好的烟盒装高级纸烟，被查出来，挨批斗。有一天夜里，他大喊大哭，惊醒同屋的人。第二天上面要他老实交代，昨夜为什么哭？他谎称：“做梦回到了四川老家，被一只大老鼠咬了我的耳朵。”
从1969年11月到1978年8月，他被下放到西北师院靖远分校劳动了8年零9个月。他的每年年终的思想汇报上都写着“不摘帽子，死不瞑目。”年年评审，年年表现好，却年年不见摘帽子。
然而，摘帽子的一天终于来到，来得很突然很彻底，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那就是1979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所有的右派分子一律改正。从此他开始了新的生活。
像个很久没有喝过水的人
20世纪30年代初，黄席群上庐山教书，遇到一位名叫何降生的华侨，为他批了一本子，结论是四个字：“晚景尤浓”。到70年代末，他想起了这四个字，觉得还灵验。
自1978年回西北师范大学后，他在教务处负责人宋良智举办的各系骨干教师英语培训班担任主讲一年，每周几乎工作48小时，连喝水的时间也没有。党委书记阮迪民问他累不累？他说：不累，我像个很久没有喝过水的人，现在得着水，很想满满地喝个够。培训班的学生出国留学回来，成为校系领导。他一直教三四年级英语，课程有基础英语、语法、泛读以及英国文选等。全校准备报考研究生的英语课均由他讲。1981年他72岁时才正式评为教授，此时他成了大忙人，除了在师大授课外，兼任甘肃教育学院教授，还在金城联合大学、中科院兰州化物所、地质所教英语。
他全身心地投入培养外语人才的事业，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青年一代。外语系研究生教师的毕业论文送审前他曾细心修改，甚至帮他的学生——位教英语作文课的老师，批改学生的作业。他说，只要有利于青年教师成长，有利于培养人才，我都乐意竭力相助。
虽说他是1987年、78岁正式退休的，其实退而不休。学术研究的心志一直不减，直到1992年还在师大外语系举办的助教进修班讲翻译课。同时受北京商务印书馆委托，校译了三本专著：《美国的历程》，约113万字，1988年出版；《英国现代史》，52万字，1990年出版；《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荣渠合作），74万字，1993年出版。其中《美国的历程》一书，是美国流行的大学课本，填补了我国目前美国通史课本的空缺，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周颖如女士见稿后颇感惊讶：“不料西北还有这样的人才。”而黄说：“我其实不是西北人。西北的名教授如水天同等人胜我多矣！”此书荣获甘肃省教委1988—1989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英国现代史》和《全球分裂》是当今世界名著，尤其后者，不仅史实详瞻，观戋新颖，立伦公允，且文笔流畅，是一本颇有参考价值的读物。此书畅销、再版。
由他校译的《夹缝中的六国》，约40万字，是保、捷、匈、波、罗、南六国1815至20世纪30年代一部详尽的政治史。1995年出版。译校的《现代世界体系》上册，约15万字。翻译的《约翰逊博士致吉士非尔伯爵书》发表在《翻译研究》上。这期间翻译了许多诗词和歌曲，并发表论文《我对译英诗的管见》，《中诗英译偶得》，《“义”、“韵”、“拍”探——谈谈汉语现代歌曲英译的三个问题》。
英语为媒，他有缘与西部歌王王洛宾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交往。1980年刚刚出狱的王洛宾从新疆来到兰州，为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带血的项链》作曲。经师大校长樊大畏介绍，由他和外语系教师洪元基共同为王洛宾翻译歌曲。三个人在洪老师家会晤，坐在小板凳上谈音乐、吃面条，兴致勃勃。翻译的歌曲是《在那遥远的地方》、《高高的白杨》、《撒阿黛》等17首。这是王洛宾的歌曲第一次译成英语的，由此开始，才使优秀的中国民歌得以在世界各地传唱。
他近年作的诗词，散见于《团结报》、《当代八百家诗词选》、《当代中国诗词精选》及《当代中华诗词选》。他写的《兰州绿化赞歌》，寄托了他对绿色环境的向往，抒发了对第二故乡的情怀，从中可以看到他充满诗意的内心世界。这首古风荣获1992年中华诗词学会、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20个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华诗词大赛三等奖。此次大赛包括国内31个省区、海外16个国家和地区的广大范围10万多首诗词参赛，他在总名次中排序19位，已载入《金榜集》。
为中国新闻史添一分彩
西北师大最早的两个民革成员之一就是黄席群，曾任临时支部负责人。1988年他出席了民革中央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90年获民革甘肃省委颁发的“在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中成绩显著”荣誉证书。
海峡两岸间接通邮后，他与当年中央社的几位老友取得联系，鱼雁往来，倾诉相思之苦。曾在中央社工作了40年两个月的周培敬先生把自己所著的《中央社的故事》上下册赠寄他。此书叙述了中央社从1924至1973年将近50年的人和事。他在中央社编译部共享抗战胜利喜悦的老同事潘焕昆先生赠寄他一大册《中央社六十年》，这是潘在台担任中央社社长期间主持编纂的一部社史。此书上限1924年，下限1983年，比周先生的《故事》多10年。
1992年6月，黄席群应邀去北京广播学院参加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研讨会，碰巧与重庆新闻志编辑部的文履平同住一屋。交谈中他说起周、潘两先生赠送的两本书，并表示想把此书作为一种史料在本次会上举办的小型展览会展出，让与会者参观一下。此事得到会议秘书长谷长岭的许可，展出后立即引起新闻史研究者注意，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一位负责人对黄席群说：“能不能把《中央社六十年》转赠给新闻研究所？”席群答：“我还计划根据它写点东西，请原谅。”“那么，是否让我马上复印一本？”不到一天功夫，已复印完毕，把书还他。由此可见，国民党和台湾的新闻史应在大陆新闻工作者研究之内。当时文履平约黄席群为《重庆报史》写点中央社的往事。会后不到半年，他就写成《1949年以前的中央社大事记》寄给文履平，刊登在1993年4月第十四辑《重庆报史资料》上。
《1949年以前的中央社大事记》的后记中，他写道：严格地讲，我只能算是这篇《大事记》的原始编者，甚至仅仅是个“文钞公”。本文摘抄了台湾两本书中极少的一部分史实，以存其真，不敢妄加己见。敬请明哲君子自行衡量分析，惠予批评指正。而业内人士则认为此文为研究中国新闻史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黄席群抗战时期翻译的时事政治、经济论文及文艺作品，散见于重庆的《文汇周刊》、《时与潮》文艺副刊、上海中华书局的《大中华》杂志等刊物。抗战胜利后与中央社同事合译的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回忆录，原名为《说老实话》，译名为《美苏外交秘录》，还有美国驻苏大使蒲立德写的《如此世界》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录的一部分。这些译文也都成为宝贵的史料。
九十二岁圆梦美国
有个“剑桥”和“十里店桥”的故事在西北师大广为流传。故事讲的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杨周翰来西北师范学院讲学的一天，黄席群等人陪同杨在校外十里店黄河桥散步。杨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见黄口语流利，突然问道：“黄先生，你是不是剑桥回来的？”黄一愣，随即幽默地答道：“不，我是从十里店桥回来的！”把大家逗乐了。
还有一次，美国康州大学校长詹姆斯博士（Dr·Don F·James）来西北师院考察，与黄多次交谈。由于黄口语熟练，詹姆斯问黄是在哪个国家留学的？黄说：“我从10岁就开始学英语，所以口语还可以勉强对付。”詹感慨地说：“我希望哪一天我的汉语也能像你的英语这样流利。”
黄席群的社会兼职很多：甘肃教育学院高级职称评委，甘肃省成人自学高考委员会英语顾问，民革甘肃省委顾问，甘肃省外国文学研究会及甘肃省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会顾问，甘肃省语言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翻译协会《翻译研究》编辑部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江洲诗社会员及江西诗词学会名誉会员等等。这些兼职都是与英语和文学有关的。
现年95岁的黄席群仍订阅六种英语杂志和《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订阅《英语世界》，自创刊至今从未间断，并常去信校正该刊的错误。该刊聘他担任1999年编委、2000年顾问。现在每月仍为该刊修改四五篇译稿，最多一万字。这几年间，经他润色的译稿，不下50万字。如今在师大校园依旧把余热传播给所有的英语学习者。
有人问：“黄教授，你的外语这么好，怎么没出过国？”黄席群淡淡一笑：“我60岁上作了一个梦，梦见出国留学了。不过我的两个弟弟出过国。”
64年前他大学毕业后在金陵大学工作时想出国，已兑换2000美元，做了西装，送行酒也吃了，卢沟桥一声炮响，没去成。53年前，中央社在美国旧金山成立分社，发中文稿，他想去，但中央社社长出于惜才拟提升他为与总编辑平行的英文秘书，打断了他的出国梦。32年前他做梦出国了，但那只是南柯一梦。直到2001年5月，他自费出国，终于踏上美利坚的土地，亲自到父亲当年遇刺的地方凭吊，了却夙愿。让父亲在天之灵告慰的是：“人家都奇怪，像我这样一个爸爸，8个女儿有7个上了大学，其中老大老二都是靠人民助学金读完了大学。自己没有男孩，而女儿们生育了15个外孙，其中有12个男孩。”
黄席群一生勤奋，知识渊博，性格开朗，人缘极好，至今依然思维敏捷、襟怀坦白、言谈诙谐。当谈及他的业绩时，他说：人生如朝露，来去太匆匆。我这一辈子白活了，来世要为社会多做贡献。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是，陈叔通先生培养我，我应该学业更好，不能怪客观环境。不过自己没有沉沦下去，总算搞出这么几本书，为人作嫁衣裳。他笑了，笑得很天真。
这里就以他八十岁写的一首七绝和1999年写的春联作本文结尾语：
八十春秋驷隙过，
文章德业悔蹉跎。
寒灯一焰浑忘睡，
补读奇书未觉多。
顾盼犹存千里志，
枸牵莫负百年身。
又是一年春草绿，
力争百岁夕阳红。
次子 黄席椿
黄席椿，电磁场理论与技术专家，在网络及信号理论方面深有造诣。长期从事无线电、工程电磁理论、天线及电波传播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发展我国无线电工程教育事业和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