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协议一签，很快熊希龄就成了众矢之的，众人纷纷指责他拿原则做交易，尤其南京方面以及南方各省都督。甚至有人出来痛斥熊希龄卖国、违法专断。北京方面也对熊的借款颇有微词。面对一片强烈的反对声，熊希龄有口难言，只得通知银行团重开谈判，改变条款，还没等熊财长向银行团提出，银行团这边也变卦了。本来是四国银行团，现在变成四加二，原来游离于外的日本、俄国也加入进来。一方面银行团怕民国政权财政崩溃、局面失控危及到各国在华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想便宜中国，想继续压榨，试探民国的底线。因此在答应垫款后，就在伦敦召开会议，商量对中国借款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
由于六国各怀鬼胎，利益冲突，所以伦敦会议开了个不欢而散，特别是日本和俄国。日本要求满足其在中国南满、毗邻蒙古东部的利益和特权。俄国要求满足其在北满、蒙古和新疆的利益和特权作为借款的先决条件，要求限制大借款不能用于满蒙。四国以此问题属政治范畴而不加讨论。日俄两国代表很不高兴，随之对四国提议中国大借款公债发行时只由其本国银行承当也坚决反对。原因是英国指定汇丰，法国以汇理，德国以德华，美国以花旗垄断发行募集公债，四国其余的银行及四国以外国家的银行，都无权参与此事。说起来，日俄号称借款主体，而发行债票却不能不借重四国的指定银行代理。这样，一切利益均由四国的代理银行所得，所以日俄不答应。
对此，远生以为，日俄想限制借款用途是为了维护其经济上的特别利益。实际上日俄不能占有经济优势，就从政治上牵制欧美的经济政策，就像以前，前清借款，经营东三省实业，日俄就提出抗议致使四国的借款不得不流产。所以一开始，英国政府就指示银行团本国代表对中国借款，应该有日俄二方的加人比较稳妥。但六国之间相互的外交关系微妙复杂，伦敦会议破裂，又转到巴黎开会。不论到哪里，在远生看来这次大借款，不是寻常经济上的债权债务。说是借款政策，实为六大强国对于中国连纵控制的根本外交政策。表面上看是银行家开会，而实际上无论是哪一国的财团，都奉其本国府的指令行事，欧亚的外交家与欧亚的银行家勾结一致行动，在对中国借款问题上大唱双簧，外交上有什么政策密议，有什么样的纵横离合，都从银行团行动上表现出来，并以银行团的决议形式对外宣布。
六国在巴黎会议上还在争争吵吵。正在这时，中国政府向银行团发去了一份公文，说中国需款孔亟，急望银行团日内即付给垫款三百万，否则中国财政困难时不我待，只有另想办法，不能专靠银行团借款救急。
这一下银行团内部也起了纷争、猜忌。美国怀疑是不是俄国在捣鬼，而其他国家都觉得莫不是比利时银行又卷土重来！
没等巴黎会议做出决议，在北京的银行团代表已先为中国垫款三百万。
于是巴黎会议做出妥协，形成有关协议，即六国达成有关借款的合议，但对于某些特定问题，只要有一国提出异议，合议即告作废。六国中有一国认为其特权利益或势力范围受到侵害，就可止款不借。并正式接纳日俄为银行团成员，准备联合向中国政府提出进一步垫款和善后大借款的四项条件：一、须予该团以经理五年债票之专利权；二、须以盐务改照海关办法；三、须延聘该团中一人为财政部顾问；四、须聘外国人为稽核处长。
中方虽然也风闻了一些巴黎会议的内容，但还是对银行团抱有幻想，对借款结果的预测认为：减轻大借款条件恐怕办不到；利用比款不借六国款，更办不到；专借小款不借大款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因而相应采取策略，改大借款为已经在运用的垫款，即小借款。
所以在与新成立的六国银行团重开谈判的时候，中方便天真地提出了改大借款为小借款，要银行团每月垫付六百万两。银行团当即拒绝，并加以威胁说，改垫款是因为后面有大借款，如果中国不肯借大借款，六团就不承认垫款，也就是说，无所谓小借款。小借款无论如何借法，总数也不能达到一千万镑以上。
中方没有办法，又让了一步，希望六国将已答应的垫款七千五百万镑付清，等付清后再借一千万镑，还这七千五百万。到时候财政上另作计划，不再向他们借款。
银行团一听，恼羞成怒，诬蔑中方将他们已付的垫款挪用私用了五百余万。又想着法让银行团每月继续垫五百多万，总计达到三千五百万，中国可以达到小康，能苟且一回，也就敢于拒绝大借款。还说什么比利时又在活动向中国借款六千万，中国有了这些钱撑腰，才敢向六国叫板。所以死咬住四项条件，一步不让。否则就要中国赔偿，还到处散布中国无论国家无论个人（伟人非伟人一并在内），没有财政信用，监督中国实际上是笃爱中国。
面对银行团的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熊希龄只有拒绝，并向袁大总统报告，袁世凯也觉得他们做的太过分，气得大骂六国。
大借款谈判再告中断，远生在评论大借款时痛心地写道：“监督中国财政，虽是中国的大辱，亡国的基础，更为可悲的是当局至今还以前清时代的思想主持财政，脑子里没有财政计划的概念，今天送某人若干万，明天送某会若干万，上梁不正下梁斜，这就是财政监督之祸的由来。”
由于银行团已停止垫款，而民国政府中财政已岌岌可危。现在除长芦铁路每月解款十万，北方数省每月各协解二三十万外，其余只靠挪移凑借而已。北京一隅每月需款三百五十万，每到二十五日发饷的时候，衙门里的人一个一个像热锅上的蚂蚁。外交部、内务部、财政部、教育部、陆军部、海军部、司法部、农林部、工商部、交通部八月份支出概算总数为一千零六十七万九千八百五十二元八角四分五，拖欠款已达四千四百六十六万七千七百零零三元零五。
没办法，袁世凯密令熊希龄可向银行团以外的外国财团借款。经过十几天的秘密运作，驻京的英国国民评论记者柯敦代表英国姜克生国际银行团与熊希龄订立草约，向欧洲市场直接运动借款。原来汇丰银行在英国并不是主要的银行，英国的大银行集团对英国政府支持汇丰银行垄断对华贷款的政策十分不满，他们和汇丰的矛盾，构成了银行团垄断中的薄弱环节。8月30日由中方驻英代表与伦敦两大银行订立正约，阿弗来特银行资本三万万元；史密斯银行资本二万万五千万元，订借一千万镑，年息五厘，发行票面额九十四元，八九扣，偿还年限四十年，以盐税及契税作抵，定于旧历中秋以前付一百万镑。这项债权人中有英美法三国银行家在内。这些资本家准备与中国各出百万镑组织一个联合银行，作为中外商业银行，这就是中国新借款。此约甫订，英国政府的阻力和六国银行的抗议又起来了。这样，借款的事又拖了下来。
快到年末的时候，传闻又起，不过说的不是熊希龄，而是已经绝意政坛的唐绍仪。说唐少川整装南下，是要与美国公使嘉乐恒先生在香港订谈借款的密约。
远生稍一打听，便证明此事子虚乌有。唐南下只是为了回乡养老。因为前一阵子因反对的人多，他不敢南下，最近反对的风潮渐渐平息，唐觉得客居天津费用太大，所以急于回广东老家。原先拍卖家具所得的一万多块钱，不到一两个月就花尽了，现在仅存一些视同性命的古董。一位经常出人唐门的古董客告诉远生，唐的这些古董约值三十多万，但唐不肯卖，如今因奇穷不堪，就只好把以前友人赠送他的一对瓷瓶卖掉，得了一千。临行时靠孙宝琦等资助才得以束装，又不愿意路过上海，就率他的随员及爱女直接回广东去。唐的一位密友也对远生谈，唐回广东后恐怕连省城都不敢住，只能去乡下。因他欠省城的人的旧债也太多。再说他一个月的开销就要万金，以前挥霍风流及侵蚀之名，如流水落花去也，今后的财富也仅有爱女和古董。除非风云骤起，唐少川先生或许重返政坛。但从现在看来，已没有政治生活可言，还怎么去订密约借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