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南梁堡几里路寨子湾的高生华，是横山人，爷爷、父亲都是揽工汉，5岁那年，父亲背个铺盖卷儿，弟兄们跟着跑，逃到林锦庙，刚安下锅灶，今天谭世麟的兵来一趟，明天张鸿儒（张廷芝的父亲）的兵来一趟，见啥拿啥，还要抓人，逼得没法住，全家才逃到南梁堡。13岁揽工，16岁自己下苦，租庆阳“裕茂隆”的地。这里都是倒山种地，今年种这块，明年种那块。每年种30来垧地，平常年月，能打十二三石粮，按南梁石说，一石也有五六百斤，十二三石合六七千斤，可一细算账，就不顶事了。租子是包产一石七，闹了荒年，一颗不收，也得出一石七。牛是租的，一头犍牛，出租两石二，一头母牛一石五，养下牛犊，也是人家的，每年向官家交一石八。光这三宗，就出去了六七石，把大半拿走了。谭世麟的民团，本地民团来要粮；张鸿儒的兵、张廷芝的兵，都来要粮，三天两头踢踏门，连个数目也算不来。这还不算零星土匪。每年藏藏躲躲，一口人留不上几斗粮。因为每年不够吃，总得去借。借谁的，还是借“裕茂隆”的。出个条子，借一斗，一年三斗利，利上再滚利。每年不够吃，得借两石，利息就是六七石。要穿件衣服，还得跑到“裕茂隆”店里去买，没有现钱，赊下，还是利滚利。就是不穿布，穿件老羊皮，也不行，租的羊，也是人家的，三七分，人家七分他三分。死一只，得赔一只，穿件羊皮，也得折价，利滚利。过个红白喜事，买个零用，锅碗瓢勺，欠下账，还是利滚利。这样下来，每年还不清，越累越多，照这么下去，连子孙后代，都卖给“裕茂隆”了。
这时，南梁地区又土匪蜂起。大大小小的土匪更是数不胜数，赵老五、薛大牛、毛不顺、梁占魁、陶老三、乔兴福、徐老幺、宋占彪等土匪多达52股之多。这些兵匪靠刮地皮供给，常聚众为祸，破堡劫财，杀人放火，肆虐乡里。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南梁人民，又常遭到土匪的抢劫，仅有的一点口粮、炕上的烂毡、破被，被一股一股的土匪抢去。军阀的部队过境，你来我往，其实和土匪没什么两样。
南梁北边，洛河川的张廷芝是一个封建大家族，盘踞在南梁的北面，他的父亲、几个叔叔以及他众多的堂兄弟多是反动军官、土豪劣绅。张廷芝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他的父亲张鸿儒是个大财主，还当着井岳秀部队的副旅长。活动于吴旗、南梁一带，常纵部抢人，自己坐地分赃。还开着“赌场”，强迫穷人去耍，结果赢家都是他。南梁人民深受其害，无不切齿痛恨。
军阀混战，谁有枪谁就有权，谁有钱就有权。这些军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随意委任官吏。那些有钱有势的土豪、地主便成了当地的最高行政头目。县下面有区、区下面有“排头”，一个排头管一片，替官府摊派粮草，收捐收款。还有“寨头”，就是堡子头，一个堡子一个头，大部分是官府指派。官府管不到的地方，老百姓就推选一个。一个排头管10家百姓，由他们为所欲为。
乡绅富户打出保境安民的口号，纷纷组建民团，以保庄护财。每个区都有民团，堡子里住着团丁。民团团头、排头和寨头往往就是同一个人，占据堡寨、抽丁派款，美其名曰“保境安民”。这些民团和惯匪没什么两样，打家劫舍，三天两头抢东西，这股子过去，那股子又来。南梁地区，主要的民团就有白马庙郭万城民团10余人，8枝枪；玉皇庙王占才民团，10余人，6枝枪；二将川民团阎登第，4枝枪；南梁民团，团总白子文；紫坊畔阎庄民团，20余人，20枝枪；荔园堡民团，驻阎家堡子，团总赵富奎，60余枝枪。在这一带流传着“司令庄庄有，副官满院走，官长多如狗”的民谣，这正是兵匪成灾的真实写照。这些民团头子、土豪、地主和反动官府、军阀互相勾结，巧取豪夺，敲诈勒索，肆意横行，给南梁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南梁一带的官府、军阀随意向贫困农民征粮征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有牲畜税、血税、印花税、维持费、粮秣费、枪炮修造费、棉衣单衣费、鞋袜费、年节费、民团捐、门牌捐，什么都得上税，样样摊捐。
有款名“懒款”，鸦片泛滥，荼毒人民，为政“寓禁于征”。吸烟有“膏捐”，贩烟土有“土税”，种烟有“烟亩罚款”——不种烟的罚“懒款”！
政失常轨，法悖天理。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到陕北采访后，在《西行漫记》中这样写道：
“陕北的农民赤贫如洗，土地贫瘠，工业极不发达。”“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偏僻。”“从黄帝、孟姜女时代起，这里的老百姓就住在不怕空袭的窑洞里。”
“不付土地税被认为是件体面的事，因此有钱的地主都免税……特别可恶的一件事是，征收在灾荒期间外出逃荒的农民在此期间积欠的税款，在欠税付清之前，他们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农民所付土地税和附加税达收入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其他捐税又占百分之二十。”“不仅税捐如此繁重惊人，而且估税方法也似乎很随便，至于征收方式则浪费、残暴，在许多情况下，贪污腐败。”“在过去五年内甘肃税收平均超过八百万……比中国最富饶的、也是收税最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重。”“特别在甘肃，不止一两种重要的捐税，而是名目繁多的许多杂税，每种收集一笔小款，几乎没有一种货物、没有一种生产或商业活动不收税的。”“我遇到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他有一次曾经跟着一头猪从养猪人到消费者那里，在整个过程中，看到征收六种不同的税。”“甘肃的另一个传教士告诉我，他看见农民把家里的木梁拆下来（在西北木料很值钱）运到市场上去卖掉来付税。”
民国四年（1915）南梁又增收新税5种。这样残酷的横征暴敛，却谁也不能反抗、拖延。有不按期交纳的，排头、团丁上门催逼，警吏严刑逼收，每次还得要再加收鞋脚钱，如有人反抗不缴税捐或迟交，轻则鞭打绳拴，抓进私牢，重者诬为“通匪”，酷刑致残或者弄得家破人亡。两家大地主，都住在200多里以外的庆阳城，出动大批团丁下乡收租子。团丁随意多收多要，横行乡里，百姓也没有办法，只好交，否则就拉到庆阳上门去交，或者遭殴打。这里流行着一首《催粮员》的民谣，读了它，真有些“苛政猛于虎”的感触。
催粮员，真有钱，
一年能刮几千元。
行动骑的是大马，
带的差役比狼馋。
皮鞭拷，房梁悬，
先纳两块上路钱。
小百姓，实在冤，
出酒钱，出肉钱，
还有跑路鞋袜钱，
卖了牛羊又卖田，
还得卖儿完正捐。
谭世麟、张廷芝等大小军阀还用扩兵的办法搜刮钱财。扩兵的办法是，穷人“摊兵”，就是给每户派当兵的名额。如果不愿去，出钱也行，摊一个兵要出50元。穷苦百姓谁愿意去当兵，千方百计弄钱，只要能不去当兵。中农以上人家“摊官”，地主、豪绅“摊大官”。官可以做，但班长要出100元，排长要500元。
官、兵、匪祸纷至沓来，土豪劣绅、地痞恶棍肆意搜刮，南梁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更加苦难深重。政治上没地位，生活上贫困，人民可以说是穷的光溜溜的，没有衣裳穿，身上的破棉袄都是碎块块，包不住棉花。炕上没有铺盖，有的连块席片子都没有。稍好一点的还有件光板黑羊皮袄，白天穿，晚上盖，下雨天毛朝外。家里穷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看门的瘦狗。
人民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好借歌浇愁，抒发自己心中的怨愤和无奈。这首《卖老婆》民谣，就唱出了普遍性的社会时政民情，诉说着一个家庭的无奈。山区人有两不卖，一是土地，一是老婆，当时的贫穷可略见一斑。
叫声张老哥，
我想卖老婆，
老婆跟我受可怜，
穷光景实难过。
大的七八岁，
小的两三岁，
撇下怀抱的，
谁要给给谁。
不是我心狠，
实在是家穷，
娃他妈你别伤情，
先设法逃活命。
“甚至上有些‘富’农，虽然在红军到达之初态度并不友好，但也是无所谓的，而且认为‘随便什么政府不会比原来的那个更坏’。”这是斯诺发出的感慨。
1928年大旱，秋田无收，冬小麦不能下种，发生严重饥荒。1929年（民国十八年）持续大旱，从春到夏，又干旱了100多天，滴雨不见，地都荒了，田野寸草不生。夏无收、秋无望。民国十七年三月九日落雨至十八年四月十九日，长达13个月未曾下雨，这就是南梁人民永远忘不了的“民国十八年大年馑”。
南梁地区全境绝收，到处是灾荒，农民吃野菜、荞麦柴、猪衣子、树叶、树皮、草根，甚至吃观音土充饥。一个一个穷人被活活饿死，—个一个穷人被观音土活活胀死。天天都有人家哀号送葬的哭声。每百斤白面要卖到25块银元，麦子、小米每斗售价达15块银元，秋谷粗粮每斗也要10块银元的天价，草根树皮几被食尽，百姓尸体乱陈。
为了活命，卖掉了财产，卖掉了土地，又被迫卖儿卖女，让儿女去逃条活命，来换得斗儿八升粮食。许多穷苦人家拉着打狗棍，拿着要饭碗，带着儿女沿门乞讨，逃亡异地，妻离子散。
灾后瘟疫流行，到处是乞食灾民，眼睛都饿绿了，饿殍遍野，野狗争食，惨不忍睹。
1929年3月，甘肃省主席刘郁芬致电南京政府称：
甘肃多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毁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均已啖罄——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以上。
同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视察甘肃灾情后，致政务院电称：
“甘肃灾民二百四十余万”，“平凉迭遭兵匪”，“庐舍荡然，釜罄如洗。草根树皮，掘食殆尽。死亡之余，或卧疾不起，或赤身无衣。此种奇灾，历所未有。”
“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尽了。路边横着骷髅似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饱受饥荒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路边的尸体都是骨瘦如柴，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
这是1928年至1929年大饥荒的一角。中国有600万人死于这次饥荒，当时，对这一事实的报道在《纽约时报》的内版占了半个专栏。
就在那灾荒可怕的年月，官府火上添油，只顾催索七捐八税。地主还贴出告示——不管饥荒还是干旱，佃户必须交租。甚至外出逃荒期间也要如数征收税捐，而且反动官府向农民征收的税比正常年景增加了近一半，军阀、民团的维持费等税捐增加20％以上。军队过境、摊派粮草、拉夫抓差，几乎每天都要出几条人命。
天灾、人祸、兵燹、匪患，官府、军阀、民团和当地的排头、堡子头、民团头的盘剥、压榨，更加深了本来就走投无路的南梁人民的苦难，把南梁人民抛在了死亡线上，逼得老百姓活不下去。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南梁人民奋起同命运抗争，自发地同官府做斗争。
南梁地区北边的洛河川成千上万的饥民，拿着大刀、矛子、锄头、扁担，打着大旗，浩浩荡荡，漫地卷来，抗粮抗税，围城打县，和官府对抗，官军打得厉害就散，官军走了又聚。个个还挂上红肚兜，说是喝过符水，就变成“硬肚”，刀枪不入。饥民成群结队，拧成股，随着沙尘滚动，男男女女，扶老携幼，从这个山头游到那个山头，从这条川走到那条川。草根树皮都被吃光，山沟里有丢弃的娃娃哭叫。饥民们造了反，联络一些侠义志士，抱成一个膀子，起来同官府、土豪劣绅对抗。
南梁杨树渠以打猎为生的赵连璧等人，组织饥民、占据梢山、撤旗造反、抢富济贫、打开地主劣绅占据的阎家洼窨子，开仓放粮，闹得地主老财心惊胆战。
乔河的田老五，聚集起百余名贫困农民，组织起“红枪会”，活动于二将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一带，烧香起誓，除暴安民，打击土匪，反抗官府、军阀，在华池参加“红枪会”的约600余人。
洛河川成千上万的贫困农民，连续聚集起来，向土匪豪绅“借粮”，抗拒官府的税款，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饥民斗争。
庆城人赵文华同陈珪璋、汪飞西等人，联合饥民暴动，打出“打富济贫”的旗号，闯州过县，饥民纷纷响应，盲目跟进，活动于子午岭山区。暴动队伍达到数万之众，后来发展成地方武装。赵文华战死后，陈珪璋当了司令，演变成独霸陇东一方的地方军阀。
南梁葫芦河两岸，饥民们成群结队拿着口袋装夺得地主的粮食，被称为“口袋队”；有的扛着镢头，挖地主的粮窑、仓库，被称为“镢头队”，饥民们挖掘地主藏粮，成群结队的去吃大户。
南梁堡的郑德民、石咀子的朱子清组织了“哥老会”、“扇子会”等，打击封建军阀势力。
我国著名记者范长江，1935年任《大公报》记者，在西北采访后写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说道：
由于交通隔塞，政治黑暗，教育之落后，人民生计之困难，陕北、甘肃接境地区的农民，已养成一种反对政府的心理，平日除有提款委员以鞭笞与他们间或相见外，其他可谓与政府无丝毫关系。狡黠者往往利用此种社会背景，啸集山林，一以抵抗官府之无厌征收，再以图一般有为分子之共同出路。故此地带素为绿林豪杰活动之区。
这些斗争充分显示了南梁人民敢于反抗、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为中国共产党在南梁地区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和群众基础。
广大贫苦群众反压迫、反剥削、求生存的烈火一触即燃。正如：“干柴积薪，一点火星都不得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