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老想出家为僧，所以拒绝订婚。没料想到一个朋友故去，我心里很伤感，这朋友就是有名的新闻记者黄远生。袁世凯要称帝，有日本顾问，有贺长雄法学博士和德国人古德诺帮助袁世凯做皇帝，推行帝制，论调更改国体，不改政体。民国改成帝国，行宪不变。有筹安会之起。黄是出名记者，与当时政界人物很熟悉，把政界情况写成通讯，寄到上海（大报纸），知道事情多，有内容。后来发生问题了，他与袁的亲信左右来往，那些人要他赞成帝制。这使他为难了，良心上不许可写赞成的文章，形势又逼他要写，受威逼的还有梁任公。梁就直截了当，公开发表文章，题目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反对帝制。袁之左右，送了20万元，梁拒绝不收，还是写文章反对。送黄10万元，要黄写赞成的文章，黄在良心上不能做这事情，而受威逼，为了应付朋友，写了文章。但对帝制问题，一篇文章内，前后论调不一致，好像又赞成又不赞成，拿这个来交卷。袁左右看后不行，要另写。他受威胁很为难，而去请教他所敬佩的林宰平先生，名叫林志钧。这个人最有学问，人格极清高，素来为黄所敬佩，到了关头，他去见林先生。林告诉他说，现在是你一生紧要关头，如要人格，不能符合帝制派，也不能留在北京，当下不要回家，就从我这个地方，马上上火车站去天津，坐轮船去美国。黄听了林的话没回家，到天津坐轮船到美国。逃走到美国，就死在美国，是被人刺杀死的。英文是远生黄，被人误会为袁世凯的家里人，杀他者为华侨。当时被杀在美国的除黄外，还有汤化龙，也被刺杀，任临时参议院议长等职，去美国同样被刺。
底下要说的是我。
我同黄远生前后见过三面，可谓不少了，大概是在20岁或21岁青年学生时代，我去找黄。他不知道我，我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兼律师业务，在大律师事务所。我为什么要找他？我到过西安，西安有个佛庙，这大庙珍藏着佛教的《大藏经》，这个经是古代的。康有为他在西安看到这部《大藏经》，要把书带出陕西，据为己有，后被西安各界人士追上去截回来，没带得走。这是附带说的，但也不是附带说。我就是为这《大藏经》的事去找黄，向他请教。我是一个青年，穿长衫，中学生样子，请教法律问题，为西安庙里的问题。而他这个人，大大有名的人，他不知道我，而他待我很诚恳、亲切，向我讲解，作为一个法律问题，应该如何如何，我很感动。他态度谦和，详细指点我。
之后，我就拿一篇我写的文章、一本书的序云《晚周汉魏文钞·自序》向他请教。这篇文章有针对性，针对桐城派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编书很有取舍，他所不要的，刚好是我要的，他要的多半是那种简奥的古文，我反对这派。我是主张晚周汉魏文章。晚周即先秦，诸子百家，如韩、苟、孟，这都属晚周，还有汉魏。桐城派所不取的是从文学上不取，但其内容很有思想、理论。这些家，主要是很有哲学性、很有思想的，笔调不是桐城派笔调。我就拿我写的《自序》给他看，向他请教说，你有兴趣的话，给我介绍一下，写篇序云。他居然写了很长的文章，是反复辩论的《序文》，以理论为主。当时正是章士钊在东京出《甲寅》，我就给章通信，把文章寄给他看，大概有两三篇，话不多，他就在《甲寅》“通讯”栏上发表了。我给他的信都是不长，他在《甲寅》上发表时，给我改了名字，用了梁鲲两个字。简单说我与行严先生一直有书信往来，而未见面，见面在后了。
我听黄远生死很悲痛。我没有来得及把佛学道理讲给他听，我内心不忍。他对我好，我却没有把我想贡献给他的与他谈，把佛家道理讲给他。我心中歉然的，从歉然的心里，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究元决疑论》，文章归结到佛法。佛法的特点在否定人生。就是说，比如，儒家是世间法，佛家是出世。关于佛法，我常6个字来代表我对佛法的认识。即：启惑、造业、受苦。结果善业、恶业，都是受苦。启惑就是我，一切总是从我出发。佛法要的是破“二执”，执着有我，执着有无。无我两面，总是从我追求于无。这是启惑，我是没有的。人总是向着于我，外是向名利求享受，佛法归结破“二执”断“二取”。佛家讲有六尘：色、香、声、味、触、法之六境。总是向外追求，而不知道、不觉悟。自信圆满无所不足。这是说佛家，人人原来都是佛，人人本是自信圆满无所不足的，而错误的向外追求，这叫做启惑。从此说到轮回，沉沦在生死之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死轮转中，叫轮回，不断绝。认为人死了就完了，其实没这回事，死了并没有完。六道轮回之说，大概不只是佛家一家的说法，而是印度不同的宗教普通的说法。佛教是印度最晚出的一个宗教，后起的宗教。印度自古就有宗教，有繁多的教派，佛家是晚出的。南方大小乘教，北传西藏中国，所谓密教、喇嘛教。中国内地，教派很多，主要两大派：一派叫鸠摩罗什的“金刚经”；另一派是唐玄奘及弟子夔基，这派有法相宗之称。这派跟鸠摩罗什金刚经不同：“金刚经”是随说随扫，不立于语言文字；玄奘传的所谓法相宗，他的理论很严谨。这派的主要经典《成唯识论》，这是玄奘派的学问。支那内学院，他们主要是这派，“成唯识论”。
有正书局，有种杂志性出版物《佛学丛报》。我总是买来看。什么大乘、小乘、法相宗……都不知道。凡是看到的佛典就买。木版，每句话都有圈点，读时根据圈加圈。特别是有一部书，看不懂，这书叫《因明入正理论》，本来有圈点，我又重圈一遍。看不懂，等到懂了时，原来它自成体系，是严复所用的名词叫“名学”（逻辑），章叫逻辑之学，日本叫伦理学，是讲逻辑的、有系统理论的书。
归结到自己，我就是因为黄远生惨死于美国，很痛惜，没把我知道的佛学与他谈。我的那篇论文是有感于黄死而写的，没有把佛家人生观道理与他谈，这样我写了《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连载三期登完。这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注意，蔡元培是注意的一个人。民国6年（1917），范源濂任教育总长，他特别邀请蔡回国做北大校长。我在民国2年（1913）作为新闻记者，采访工作时，见过蔡元培先生。他是第一任内阁教育总长，蔡不知道我。后来民国6年南北统一内阁，范是教育总长，由范先生之介绍，我就将此论文向蔡先生请教。蔡先生说他从德国回国，过上海时已看过我的文章，很好，这次我出来任北大校长，我本人是搞哲学的，写过《哲学要领》、《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见面他就说看过了，说办哲学系，你必须来参加。我就坦白说，我不懂哲学，我是喜欢谈些问题，注意这些问题。人家说西洋叫“哲学”，哦！这就是哲学，那我谈的问题就是哲学了。我是外行人。蔡先生要我来参加。我说，英国、日本都有讲印度哲学的，统称六派哲学，其中不包括佛学；我不过是倾向佛家的一个青年，谈到六派还未学习过，要我来主讲还是不够格的。蔡说你认为谁够格呢？你不要以为是老师教学生，不要这样看。你应当看是参加者与朋友相聚，彼此研究学习，这样来看，不是做老师，是来学习的。这样我当然愿意来参加学习。这样我答应蔡先生的邀请。我入北大是这样来的。
我主讲印度哲学，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是第一本著作，被列为“北大丛书”之一（包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在其内）。从此，我算是参加北大哲学系，这是民国7年的事。
1985年11月9日
继续谈佛法
（我先问，为什么要自杀？）
佛法，并不完全是消极，对人生是否定的，可并不消极。要分开说，宗派很多，至少分小乘、大乘，要普救众生。（我又问起第二次自杀的事。）已经说过了。（我说，虽然说过，但没有说清楚。梁老听了，有点不耐烦的样子，眼睛睁大看着我。我急忙解释说，这个问题谈不清楚，我不好写，读者读到这里也会有问题、有意见的。梁老听后，停了一会儿，又心平气和地往下说。）
那是不是郑州的事？（我说这没讲过。）那时我长兄在西安，我从北京南下，转往西安，好像是到了郑州，也是跟那情况差不多（即指第一次自杀时）。郑州刚开放，很荒凉，有小客栈，也是那个样子，有年轻的女人——土娼，都是乡下人，很粗的，她又装扮，脸上擦粉，抹口红，就在客栈里闯进来，要很费力拒绝她，她才出去。这就让我心里恶心、讨厌，一种是怜悯。这并不是怜悯这女人，不是怜悯这人，而是怜悯人类。总的一句话，怨恶人生，一面怨恶，一面可怜。这个都是引起对人生的否定的思想态度。大致如此，说不清了。不是送妹到西安。这次是一个人。（我问，为什么到郑州？）好像是一个人。（按：这段回忆不清了。）
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谈年谱1953年）
事情的经过，先是小组会。先开小组会，后开扩大会。小会几十人。我记得那次，主持会议的是******（几十人的小组会），也有记录。讨论题目是对的。周主持……“过渡时期总路线”。重要的只提一点，“九天上下”是我说的。有所指的，说当时毛在北京开国，百废俱兴，要修缮。泥土工，一种有技术的工匠；一种叫小工，乡下人可以来做，他比乡下生活就好，小工一天块把八角，农民在乡下就没有了。他们跑进城做小工，来的人很多，在街上就睡了，警察就赶出去，但你赶出去，他还来。因为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说工农生活，一个九天之上，一个九天之下。这个话呢，周是主持会议，那天没有毛主席在场。毛主席听周汇报后发脾气了，说我们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见之明文的，而梁的话，是破坏工农联盟的。
第二天彭德怀作“抗美援朝”报告（朝鲜停战签订，回来报告），毛主席出席，要高岗做执行主席。主要听他报告相当长，报告完了，还有时间，有人提议是不是请主席讲几句话。毛主席利用剩余时间讲话。大意是：有人替农民叫苦，说这个话的人大概是孔孟之徒吧！从前我们在延安时也是有人（没点名，大家知道，指李鼎铭，是个绅士，读书人）为农民叫苦。怜惜农民是小仁政，为了革命（在延安，用兵打仗是大仁政），现在抗美援朝是大仁政，怜惜农民是小仁政。没点我的名，话是说我，“这个人大概是孔孟之徒吧”。接下第二天，我就冒昧地说：我要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他要我上台讲话）。这话有点对他很不尊重。他很动气，手拍桌子，说不用看，我没有雅量。（替农民叫苦，破坏工农联盟，我的心里想。）这个话说得不好。1949年后他是全国领袖了，说得冒昧，因我跟他很熟，才说这话。早在北大就有关系，后来我又是最早去延安的人。杨昌济，女开慧，校长要开除毛，杨对校长说，他是最好的学生，你不要开除他。所以后来毛没被开除，后来反做了长沙师范附小主任。杨有旧学根底，即宋明理学，程、朱、陆、王。杨是有那个思想的人。他跟那个章士钊相好。先在日本，后去留英。杨由英回国，在北大任教。还是讲他喜爱的学问，讲的是西洋伦理学，一门《西洋伦理学史》，刚好与我同事，在哲学系。杨有时到我家里去。这里有一层关系，就是我的一个本家，名叫梁焕奎（族兄）住在我家，杨常到我家看我这位老兄。而毛辞附小主任到北京。新风潮引起全国注意。毛辞附小主任到北京入北大，做旁听生，也要注册，毛住在杨怀中家里（豆腐池胡同）。杨介绍他做图书馆一个馆员，管天天的报纸、刊物，即管阅览室，工资8元，都是杨介绍的。而杨又常常到我家，不是看我，看我的本家老兄梁焕奎（弼元），他们有关系。过去光绪变法维新，湖南为先，陈宝箴，子陈三立。梁焕奎为湖南当局赏识的一个人，他建议陈宝箴，不要送年轻的去留学，可以选择年纪大一点、国学有根底的人去留学。陈嘉纳他的意见，让他主持这事。从前科举乡试在本省，会试在京，我兄主张选落选没中举但比较好的，选40人送日本留学。陈认为好，叫梁去挑了40人，交梁带去日本留学。其中有杨昌济，因此杨同梁年龄差不多，近40岁，管梁叫老师，所以到我家看我这位老兄，这件事毛晓得。我第一次在延安见面，他说你是老前辈了。（同年生的，我9月9日生，他生日晚3个月，都是1893年。）我说，我们大概是同辈。毛又问我，说有点奇怪，你是广西人，那梁焕奎为什么又是湖南人？我说，我们家的情况大概是洪杨之乱（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逃难由广西到湖南。他们这一支，曾经是祖兄弟，到湘潭。我这支曾祖来北京会试中进士，留京做官，我们四代在京都参加广西同乡会，祖父、父亲都是以广西考试中举的。回广西去考太费事，北京可以考，作为广西籍处理。回到刚才的话，我告诉他情况是如此的：他们算湖南人，我们在北京始终作为广西人，直到现在他们还是算我为广西人。
访问延安
先是见张闻天总书记，后才见到毛主席。被人称为主席，打听是否是陕甘宁边区主席？答说，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