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关于诺贝尔得主聂鲁达的一些介绍，我喜欢在无人的空旷的夜里读诗歌——尤其情诗。生命好比一首情诗，值得用心去书写。我记起自己翻阅诗歌的心情，惆怅的、温柔的、遥远的。诗联结我与神的低语。
在无人可思可想的情况下，念一首遥寄心情的诗歌。
思念的，纠缠的阴影在深邃的孤寂中。/你在远方，噢，比谁都远。/思念的，无拘无束的鸟群，消融的形象，/掩埋的灯。/雾霭的钟楼，在多么远的远方！/窒闷的哀叹，辗转的朦胧希望/沉默寡言的磨坊，/黑夜落向你，面庞向下，远离城乡。/你从外地来，陌生得像件物品。
远方的暮色沉下来，车内依旧有节奏的晃动，像婴儿在子宫里，封闭的黑给了一种安全与陌生，来自远方的召唤，诗人是那样不安分而忧郁的。
他是****的，一切的爱都是****的。他是有质感的，男人有质感会很诱人。欲中升华出光泽与质感，他是热烈而真挚的。他很原始很煽情，他一生在政治中激情不灭，在情人中流浪不息。
诗是生命的写照。情诗更是。
20首足够了。有人是8首，唐代李商隐的《无题》系列，同样悲伤而绝望，并且隐晦。像天边的沉月，发出乌蒙蒙的光。
我在去乌鲁木齐的火车上，沉醉地读着聂鲁达。卧铺下有人好奇地看我的书，很少有人在车厢里读诗歌，何况，是聂鲁达。
《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
英文版封面下面有人弹着冬不拉，脸色黝黑的新疆男人。他充满感性的音乐打动了我。让我感到这一切，似乎世界中有声音告诉我某种真谛。
爱是什么？是痛苦是激情是期待，是另一个人给予你的欢乐和深情。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养分，是自然力中最不可抗拒的作用。
他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
我悄悄地合上书本。
诗人的痛苦击中了我。生命中只有两样不可缺少的，他说，诗歌，爱情。
我点头，诗人俏皮的深黑的眼睛，仿佛对我说：两条肋骨间一种明确的忧伤的痛苦。你摸到了吗？
我喜欢这种幸福的绝望，化为情诗的喃喃低语，一切的一切都那么好，因为无可复苏的时间与生命，它有回声，但无法抓住。
它的缺憾，让我活着自觉如一颗卑微尘埃，与我沉默的呼吸相应的是心脏的跳动。
我虔诚低下头去，合掌，如此我听到了你，你的生命就是一首情诗。他死了。他活着。因爱情而不朽。仅仅如此。
甚至，我忘了他所有身份，如同遗忘自己的一样。
（小桥）
聂鲁达原名内夫塔利·里卡尔多·雷耶斯·巴索阿尔托，1904年7月12日出生于智利中部的小镇派罗。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人，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他出生不久，母亲就因为严重的肺结核去世了。2岁时聂鲁达随父亲搬迁至覃缪科城，在那里，父亲再婚。聂鲁达很爱他的继母，在他以后的诗作中有很多篇幅是献给这位母亲的。
聂鲁达聂鲁达6岁进入当地的特墨科男子学校。在那里，他遇到了对他的生活与日后的创作都起过重大影响的启蒙老师：智利著名女诗人、拉丁美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获得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聂鲁达表示，这个奖应该属于加夫列拉。聂鲁达10岁就开始写作诗歌，13岁时就在特墨科《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热情与恒心》。但他的创作时常遭到父亲的反对和奚落，这使他感到难堪，于是就化名在报刊上发表诗歌。14岁那年，他读了捷克诗人扬·聂鲁达的短篇小说，印象很深，于是他就取“聂鲁达”为笔名；15岁时他以《理想小夜曲》一诗获得了玛乌莱省诗歌竞赛三等奖；16岁时，他离家来到首都圣地亚哥求学，进入智利教育学院学习法语，同时开始在塞尔瓦奥斯塔尔杂志上刊登短文和诗。19岁时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晚霞》。次年，他凭借诗集《二十首情诗与绝望的歌》获得巨大的声誉。
1927年，23岁的聂鲁达被智利政府委派出任驻缅甸领事。此后的8年里他先后到过锡兰、爪哇、新加坡、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以及马德里。20世纪30年代中期，通过和革命诗人加尔西亚·洛尔加、拉斐尔·阿尔韦特的交往，他开始重新确定政治诗的方向。这期间出版了《热情的投掷手》和《大地的居所》，这两部诗集体现出一种突破，不仅是写作技巧上的，更是思想上的。
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洛尔加被法西斯分子杀害。聂鲁达为好友的去世感到悲愤，对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深表同情，创作于这一时期的《西班牙在我心中》在反法西斯前线广泛流传。1939年，被召回国的聂鲁达又重返欧洲，在巴黎任驻西班牙流亡政府领事。1940年至1943年间，他先后写了《献给玻利瓦尔的一支歌》、《献给斯大林格勒的情歌》等诗，出版了《葡萄园和风》、《在匈牙利进餐》、《沙漠之家》、《漫歌集》等诗集。智利总统拉戈斯说过：“聂鲁达用他的诗歌为拉丁美洲重新谱写了一部历史。”
1945年聂鲁达被选为国会议员，并获智利国家文学奖，同年7月他加入智利共产党。由于公开反对总统魏德拉以及被右翼极端分子控制的智利政府，他被驱逐出国。1949年，聂鲁达逃往墨西哥。逃亡期间，他曾到过中国、苏联，并在那里受到热烈的欢迎。放逐生活的后半段，他住在意大利靠海的一个小镇，每天听海、写诗。此间，他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并获得斯大林国际******。
当反对魏德拉势力的战斗在智利国内取得胜利，对左翼分子的拘捕令被撤销后，聂鲁达终于在1953年回到久别的故国。当时苏联文坛形势紧张，政府实行思想独裁，《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被打上反动标志驱逐出境。聂鲁达在1958年的选集《放纵》中反思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想。1957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访问期间被逮捕。此后，他开始旅行，先后到过古巴和美国。1970年阿连德当选智利总统，聂鲁达被任命为驻法大使。
1973年，智利政界风雨飘摇，聂鲁达罹患前列腺癌已到晚期。在病床上撰写回忆录之余，他也在焦急等待着电视机或收音机传来最新消息。9月11日，智利右翼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总统以身殉职。很快，政变士兵到聂鲁达家的花园掘地三尺寻找武器。聂鲁达坦然道：“你们在此地能找到的唯一武器，就是文字。”12天后，诗人凄然离世。
聂鲁达经历了3次婚恋。1930年，他担任驻巴达维亚领事时认识了荷兰裔爪哇女子哈根娜，这段婚姻只维持到1936年。
1934年，聂鲁达被派驻西班牙，在马德里与大他20岁的卡丽儿一见钟情。卡丽儿的父亲是阿根廷富有的牧畜者，她曾嫁给一位纨绔子弟，有过一段荒唐糜烂的生活。她认识毕加索、阿拉贡等画家、诗人，政治嗅觉敏锐，机灵迷人，好客又好斗。很快，她成了聂鲁达的导师、母亲兼恋人，搬进他家，鸠占鹊巢，逼退原配。直到1943年他们才在墨西哥举行了一场不为智利法律承认的婚礼。
1946年智利总统大选期间，经友人介绍，聂鲁达与玛提尔德在森林公园户外音乐会上相识。1949年8月在墨西哥养病期间，二人再度相遇，就此开始了秘密的恋情。玛提尔德暗中随聂鲁达夫妇做平行旅行。1952年两人在意大利度过了一段愉快时光。聂鲁达在那不勒斯匿名出版了诗集《船长的诗》，这是对玛提尔德爱情的告白，直到1963年他才承认是此书作者。对于丈夫的私情，卡丽儿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女管家向她透露实情。70岁的卡丽儿毅然离去。1955年，聂鲁达结束双重生活，与玛提尔德同住，1966年10月，他们在智利举行了婚礼，完成合法手续。
聂鲁达的《漫歌集》是一部包含15首诗歌的史诗。它气势磅礴，感情激昂，是拉丁美洲诗歌中不可多得的佳作。诗人在诗中表达了自己深厚的爱国之情、思乡之意，同时也喊出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声音。作为史诗，《漫歌集》艺术地总结了拉丁美洲历史，古代印第安文化历史，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史，独立战争的斗争、英雄人物，也总结了20世纪40年代的世界形势。
《一百首爱的十四行诗》出版于1959年，是他与第三任妻子玛提尔德爱情的记录与信物。作为一部十四行诗集，它分成早晨、中午、傍晚和夜晚四部分，季节的变化、死与生、爱中的喜与悲交互闪现。这是诗人一天的作息，也是一生的作息。同样是十四行诗，但与古典大师——譬如西班牙的葛维铎、龚果拉，英国的莎士比亚相比，聂鲁达的十四行诗很少遵循传统框架。传统十四行诗讲究押韵和格律，对情感的密度与辩证的张力有很高的要求。而聂鲁达的十四行诗则带有散文的神韵气质，情感表达流畅自然，较少受形式的束缚。这部诗集是十四行诗历史上的一个标志，不仅见证了聂鲁达的创作才华，也为这一古老诗体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大地的居所》是聂鲁达在越南、锡兰、爪哇等地任职期间创作的诗集。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他远离祖国感到苦闷、孤独，另一方面殖民地悲惨、贫穷的现实使他感到失望、悲观，心情恶劣。因而这部诗集突破了现实主义的传统风格，用充满象征、比喻的神秘语言和自由诗体来发泄苦闷和绝望，表现畸形的阴暗世界。《大地的居所》一般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卡尔洛斯·巴布勒梯说：“只有深入到《大地的居所》的实质深处，才能找到诗人：在可怕的吞食人的自我认识之中，他的创作才能在人生的痛苦、忧郁中成长，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这部超现实主义的高峰作品表现了诗人那颗奇特、痛苦、阴影重重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