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我母亲同我父亲关上他们的卧室门在里头吵得天翻地覆。我听到里头除了有卨一声低一声的男女声外，还有丁丁当当摔东两的声音。每一种声音的响起，我都能把受迫害的东西猜个又九不离十，因为我对父母卧室里的东西了如指掌，什么东西大体能发出什么声响是不大会猜错的。我伫立在父母的卧室门外，凝神静气地聆听父母吵架，庄严肃穆的样子如在接受一种检阅。
房门突然打开，我被怒气冲冲从里头出来的父亲吓了一大跳。我赶紧挪到一边，给脸红脖子粗的父亲让道。父亲看都不看我一眼地从我身边擦肩而过，父亲边走边吼道：“放屁！你看我是那种人吗？”
母亲在屋里尖着声音回击：“你放屁！我看你就是那种人！”望着父亲气急败坏的背影，我有点糊涂了：父亲到底是哪种人？
那个时期的母亲大约是到了更年期，理智几乎就管不大住病态的神经了。母亲那次不依不饶地闹着，有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但母亲好像对她自己要达到什么目的心中并没有多少数，因为母亲的闹法几乎到了没有章法的地步。连我们这些从她身上掉下来的骨肉都有点烦她了，以至于我大姐白着眼珠子不恭敬地说她：“妈，你别这样没完没了好不好？！”
母亲并没有因受到全家人一致的反感就悬崖勒马，从这一点看，她的确是陷在更年期中不能自拔。但那时我们还没听说过“更年期”这个词，因母亲的病态没有给予充分的凉解，对母亲的没完没了烦得够呛。我的哥哥姐姐们采取了眼不见心不烦的聪明法子，母亲一发作，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借口溜得无影无踪。可怜的我那时尚小，还没长这种找借口逃避的心眼子，因此，那个时期我在家中承受得最多，不光是来自母亲的噪音，还有一些更过分的东西。
一次，许萌萌送来了一包蚕豆，说是他上海的婆寄来的。我母亲看都不看一眼地非让我们把蚕豆送回去。我大姐尖肴嗓子喊道：“妈！你太过分了！”但我母亲并不理会我大姐的指责，一定要把那包蚕豆送回去。那次母亲的决绝，既像一次失去理智，又像一次极有理智。因为她当时的表情既像一种失态，又似一种表态，她就那样吊着一张怒气冲天的脸站在那包蚕豆跟前，一遍遍地重复：“给我送回去！哪儿来的给我送到哪儿去！”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一般都是我去做，一来因为我小好欺负，二来因为我傻还不太懂得事情的残忍。虽然我也觉得不太好，但我还是托着那一包千里迢迢从上海而来的蚕豆上路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黄昏，在徐徐西沉的夕阳下，我步履沉重地朝梅亚莉家中走去。
梅亚莉家油漆剥落的门虚掩着，我蹑着手脚贼一般闪了进去，我是打算不声不响地放下蚕豆就跑的，但我在黄昏视线不清的屋内碰翻了一张小板凳，那“咣当”的一声骤响吓了我一跳，我做贼心虚地定在那儿，一时不知怎么办好。
那一声骤响不光吓住了我，同时也吓住了站在卧室窗前背对着我的梅亚莉。
“谁？！”她问了一声，回转过身来，我吃惊地看到，在她纤细的手指中间，竟夹着一支抽了一半的香烟！
她大约察觉到了我的惊讶，把夹着烟的手藏到了身后。她走到我跟前，弯下腰来，慢声细气地问我：“小政，有事吗？”
那一刻，我听到了一种久违了的方言，那种著名的方言，那种莺歌燕语一般的吴音软语。在黄昏的模糊中，我恍惚又看到了那个妩媚俏丽的上海少妇。冥冥之中，我似乎觉得午夜小树林中的那堆燃烧的纸钱显了灵，那个“咯咯”傻笑的缺心眼的淹死的媳妇正离她远去，而那个细着嗓子说话、抚着嘴角微笑的上海女人正款款走回来……
我望着她，眼神里一定有了一种惊喜。
她一定是读懂了我眼中的惊喜，因为她把腰更深地弯下来，贴得我更近了，声音也越发地柔和了。她又问了我一遍：“小政，有事吗？”
那一刻，我纯洁无比，也愚昧无比。我把准备悄悄放下的蚕豆举到她的眼前，诚实地实话实说：“梅阿姨，我妈让把蚕豆还给你。”
梅亚莉愣在那里，就那样弯着腰愣在那里。她怔怔地凝视着我，像听不懂我的话。慢慢地，她那双有了皱纹的却依然美丽的眼睛浮上了一层水雾，她透过那层雾怔怔地凝视着我，眼睛一眨也不眨。大概她是怕眨眼会把泪水眨下来。她隐忍着，在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面前隐忍着。终于，她忍不住了，我看见眼泪大滴大滴地从她一眨不眨的眼睛里滑落出来。我听到泪水落地的滴滴答答的声音，这声音如此地熟悉又如此地遥远。我猛然想起码头上那个水淋淋的女人，海水从她身上滑落「的声音，正是这滴滴答答的声音。
她伸出一只手，抚着我的头发，哽着声音说：“好的，小政，你给阿姨放到桌子上吧。”
我看见一支燃烧了一半的香烟，在年久失修的有裂缝的水泥地板上冒着袅袅的轻烟……
从我母亲和梅亚莉身上，我深切地理解了先哲们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论的深奥和正确。我想，圣人们所说的才不是指那种先天的才气，而是指那种后天的补充，也就是所谓的文化和知识。我的理解是：文化和知识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累赘，一种负担很重的累赘。
这个道理解释起来一点也不困难，打一个比方就能一目了然。比如一间房子，里头什么东西也不放，宽宽敞敞地没磕没绊；一旦里头放进了东西，像家具电器什么的，磁磕绅绊地就少不了了。东西越多，癒洋越多。
送还蚕豆以后，我母亲同梅亚莉之间已经行同陌路了，即便走个对面撞个满怀，她们两人的面部也不会再有任何的表情了。
我母亲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她这口气似乎是为可以不用再同梅亚莉礼尚往来松的。从此，梅亚莉同她上初中的儿子在我们家销声匿迹了，我的家人们默契地绝口不提他们，就像他们至今仍呆在北京军事学院的大院里我们压根就不认识这一家人似的。连我粗心的父亲也识趣地尽量不涉及到他们。我父亲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孩子们是怕惹我们的母亲不高兴，引起麻烦。也就是说，梅亚莉同她的儿子许萌萌在我们家中已经成了一种麻烦。
那段日子，我们家因为少了梅亚莉这个麻烦而风平浪静、景色宜人。主要是我们的母亲恢复了平静，不再那么躁动不安了。看样子，更年期的发作是需要前因和后果的，缺了前因，少了后果，更年期是可以不治而愈的。
梅亚莉果然就是个麻烦。麻烦在她的身上层出不穷地出现着，犹如长江的后浪，永远在推着前浪走。
同梅亚莉住一排平房的邻居，傍黑夭的时候到荒凉的长满了杂草的房后去抓逾期不归的生蛋的鸭子。鸭子没有抓到，倒抓住了一个事故，一个与梅亚莉有关的事故。
一个把白布衬衣扎在黄军裤里的年轻军人，单腿踩着一摞摇摇欲坠的砖头，正拼命地从没有关严的窗缝里向内张望，女邻居当时愣在那儿几秒钟，当反应过来那是梅亚莉家的窗户时，就一切都明白了似的夸张地尖叫起来。她的如防空警报一样尖厉的叫声令姿势不雅、品行不端的家伙惊慌失措，只听见“哗啦”一声响，那摞砖头背叛了他，使他站立不稳重心失控地倒在地上，被闻声跑来的人们逮了个正着。
这个刚刚提干的警卫连的排长不知怎么摸准了梅亚莉洗凍的时间。据他交代这是第一次，没想到却出师不利，弄了个身败名裂的比较可怜的下场。
警卫排长是大家从新兵到老兵到班长再到排长看着成长起来的。人们怎么也不相信，这个多说一句话就会脸红的农村出来的小伙子会干这种事。他受到处分被当战士复员处理了，他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黄军被驼着背离开海岛时，人们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大家觉得为了这么档子事就把一个好不容易提干的农村小伙子给处现掉了实在是可惜！大家又想，这事怪准呢？
岛上的人们又一次自发地、情不自禁地不分青红皂白了。女人们又一次责无旁贷地身先士卒了。她们张开红唇白牙，将一口口唾沫吐到地上以示她们的蔑视。她们说，她们争先恐后地说——
呸！又是这个害人精！没有她哪有这种事！你说说！一个守寡的女人用得着大大洗澡吗？洗澡又有什么用呢？洗给谁看呢？还不是想勾引男人吗？你看！那个排长不是让她勾的吗？真是不要脸！真是害人精！
我母亲对此保持沉默。虽然更年期中的母亲对梅亚莉有一肚子的不快，但母亲的善良和公正使母亲远离了落并下石的人群。母亲用自己的沉默表明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母亲仅仅是沉默，母亲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站出来替梅亚莉主持几句公道了。
一个漫长的午睡的中午，我同刚从床上爬起来的慵散的母亲一前一后地向军人服务社走去。下午的供给船刚运来一批准备过中秋节的月饼，我简直就等不及了，硬把母亲从床上拖起来，亲自押送去买一年只能吃上一回的夹馅的硬邦邦的中秋月饼。
岛上一共只有两个商店，一个军人开的店叫军人服务社，一个地方老西姓开的店十脆就省事地叫商店。这两个地方是岛上流言蜚语相对集中的地方，类似于美国白宫里经常搞的那种新闻发布会。两个地方是有着明确分工的，侧重点不同，主持人也不同。军人服务社里以发布军方的消息为主，而地方的商店则以发布渔村里.的民间消息为主；军方的新闻发布会的主持人一般由军人的家属们来承担，她们操着袓国四面八方的丰富多彩的方言土语，使军人的新闻发布会像现在中央电视台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而商店里的民间发布会则由于口音的单调有点像各省市本地的新闻。这是两个井水不犯河水的宣传重地，两支互补互助的“新闻”战线上的娘子军们齐心协力地把岛上这两块宣传重地搞得有声有色、经久不衰。
我同母亲走进服务社时，关于梅亚莉的新闻主题正如火如荼。眉飞色舞的家属们一见到我们，就像见到了新闻出版署的官员一样，马上就噤若寒蝉了。
我母亲在这种一下子的鸦雀无声中略显尴尬。她知道家属们把她同梅亚莉混为一谈了，或者说，她们把她当做梅亚莉的同盟军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母亲是有口难言。她同梅亚莉之间的关系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再说，说了人家也未必能信。那种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微妙之处对眼前这些家属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我母亲主动堆起笑脸同众人打招呼，她觉得沉默由她而起，打破这种沉默馳映理成章地该由她来完成。这对我母亲并不是什么难事，一是我母亲在家属中虽没交上什么知心朋友但也没有什么对立面，二是我父亲毕竟还是在场大多数女人丈夫的上司，不看僧面看佛面的道理又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母亲挑起的话头是我的馋嘴。母亲近水楼台先得月地用手点养我的额头说：“我家这个小丫头非把我从床上拖起来，怕来晚了买不上了。”女人们愉快地笑了，诉说自己的孩子永远是做了母亲的女人们乐此不疲的话题。于是，以我母亲为中心，关于馋嘴的孩子们的活题就在服务社里热烈地展开了。
这个时候，整洁清爽、纤尘不染的梅亚莉从门外走进来，她的突然而至，使服务社里叽叽喳喳的女声又一次戛然而止。其实刚才大家的活题恰巧不在她身上，原本不该这样的，但也许是一种4惯，岛上的女人们在梅亚莉面前永远有一种压力和一种自卑。
梅亚莉对服务社里突然的鸦雀无声无动于衷。这种场面她经历的不是一次两次，也不是三次五次了，原本应该有的屈辱和气愤对她来说已经有些麻木了。当她把室外进入室内的眼睛从不适中调整过来以后，看清了立在人群中的如她一样整洁清爽、纤尘不染的我母亲，她似乎马上敏感地意识到刚才的热烈是以我母亲为中心的，并主观地认定那种热烈是以她为主题的。她那根年久失修、麻木不仁的神经一下子就给接通了，许久不曾有过的屈辱和气愤如火山一般从她封存了许久的内心深处一下子喷发出来。她站在一屋子静默的家属对面，惟独盯住我母亲看了一会儿。她的美丽依旧的脸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甶，这种由白变红又由红变白的脸色使她看起来有些变化莫测。然后，她一言不发地转身离开了。
在梅亚莉的变化莫测中，我有一种预感，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但我看到我身边的母亲那张身正不怕影子斜一般泰然自若的面孔，也就没把这种非常不好的预感放到心上。
以后的经历告诉我：对预感不能掉以轻心，尤其是对感觉强烈的预感。
我母亲的出生日巧得很，是阴历的八月十五，那是个月明夜亮的日子，是个讨中国人喜欢的好日子。我母亲的小名叫满月，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曾经与我母亲亲密过的梅亚莉自然不会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