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如果许放叔叔不死，这个从北京落难下来的三口之家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最不可靠的宇眼，是一种最最脆弱的假设，因为它永远停留在虚构而不是现实中。
事先一点预兆也没有。
事后，人们才零敲碎打、东拼西凑了一个很恐怖并且非常宿命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有我父亲和许放叔叔还有一个工兵排长及战士甲战士乙战士丙战士丁若干人，结局是他们死的死伤的伤而我父亲竟然完整无缺秋毫未损。人们的结论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该死的一定活不了，该活的一定死不了。这个结论实际上只是针对我父亲和许放叔叔的。那次好像原本该我父亲死的，谁想到冥冥之中许放叔叔却替我父亲上了西天。
谣言像雨后的蜻蜓，成群结队地漫天飞舞。有的说许放叔叔像花瓣一样从空中飘落下来找不到完整，也有的说没那么严重只是没有了面部，还有的纠正说五官倒是完整只是肚子被掏空了。每一种传说都牵扯到我的父亲，父亲成了这次事故的导火索，好像没有我父亲的多事就不会有这次事故一样。如此一来，我同我的家人被谣言搞得比较被动，好像我们是这次事故的附属品，人们看我们的眼神也比以往专注并且有内容了。
那一年我不到八岁，对死的概念既清晰又模糊。我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但却不能把死同我熟悉的人联系起来。我认为我熟悉的人怎么会死呢？怎么可能死呢？许放叔叔可以说是我把死的理论和死的实际联系起来的第一例。那段时间，我对死亡恐惧极了，觉得死一个人简直跟里一个门一样容易，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推错门。原来死和生是住着隔壁的邻居！那时我就是这样想的。
虽然我怕得要命，但我还是按捺不住地尾随一群孩子进坑道看死人。直到那时，我还没有把死人同许放叔叔联系起来。
我们住的小岛远离大陆，渔民们一般都躲避了火葬落个入土为安。军人就不行，军人是遵守国家各种法律法令规定政策的模范，连死了也不能例外，要火葬。岛上没有火葬场，自然没有保存尸体的地方，需要出岛火葬的军人们一般都先停放在坑道里。
岛上的坑道非常巨大，用“巨大”这个词汇是有小岛做前提的。坑道几乎贯通了环绕海岛的三面大山，除了几个常走人的当隧道用的坑道常年开着，其他的则长年累月地封闭着。它们伪装得很好，初来乍到的人根本看不出那几乎跟青山浑然成一体的坑道大门。
当然，坑道的伪装大门对岛上的孩子几乎形同虚设。他们对坑道有着经久不衰的热情，那坑道几乎是岛上孩子们的游乐场，只不过这个游乐场不卖门票并常年不开罢了。每当坑道开门通风的日子，便是孩子们的节日了。那里边简直像迷宫一样可以令孩子们享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快乐。更重要的是那里头有吃不完并且很少能吃上的战备食品，比如压缩饼干、脱水菜、午餐肉罐头之类的东西。其实，大部分孩子是扑它们去的，只是这种幸运不常有。毕竟里头太大太深弯子太多了，存食品的库房一般不容易被找到。即便今年被瞎猫撞上死耗子般地撞上了，明年你再顺原路去找，没准就会闯进黑压压的弹药库。岛上的孩子们面对着真枪实弹是不会恐惧的，但巨大的失望是跑不掉的。有一年，我哥哥他们几个半大的男孩子突然一起失踪了，找他们找得惊动了部队。一个裤腰上挂着丁丁当当钥匙的老兵半夜起来撒尿，看到漫山遍野的手电光奇怪，问站岗的哨兵怎么回事，听哨兵说几个男孩失踪了，他边提裤子边说：“操！真是帮饭桶！咋就不到坑道找呢？今天是坑道通风的曰子嘛！”
打开坑道的大门，果然一找一个准。在齐刷刷的手电光下，一个叫兵的男孩子正蹲在地上哎哟着肚子疼，一问，是压缩饼干吃多了，胀的。
我尾随着别人身后，在坑道门口徘徊。这是一伙没有超过十岁的孩童，比他们大的孩子陆陆续续几乎都进去看过死人了，轮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了，不去看似乎说不大过去。但他们的胆量实在有限，谁也不肯打头阵，推搡了好半天，不知是谁想出了个手拉手一起进的好办法。于是，我们就手拉起了手一字排开，有点浩荡的几乎把三四十米宽的坑道填满了。我左边的一只小男孩的手潮乎乎的，跟我出汗的手很配合。走到黑处时，不知谁带头，我们集体扯起嗓子吼起歌来，我们唱的是：“地道战，地道战，埋伏了神兵千百万，嗨！埋伏神兵千百万……”
这是电影《地道战》的插曲。那个时候，《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是我们成年累月看的几部电影中的三部，我们叫它们“老三战”。“老三战”的插曲被我们烂熟于心，不光是插曲，连台同也不例外。不光是主角们的台词，连配角们的台词甚至群众演员的台词我们也滚瓜烂熟。我们五六个小孩在一起，能把这些电影一字不落地演下来。包括配乐，我们也能八九不离十地哼哼出来。
在坑道巨大的回音下，我们踩着音乐，步调一致，步伐铿锵地勇往直前。走到完全黑暗的地方，电影插曲恰好被我们唱光了，我们所有的脚步没有商量地迟疑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听到了“哗啦”的响声，我们意识到，我们接近了，因为有哨兵了，那“哗啦”的响声是拉半自动步枪的枪栓发出来的。军营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对这类声音不陌生并且不害怕。
我们越发小心地向前迈进，一字排开的脚步夸张地一起一落，有点像跳一种民族舞。在我们几乎能感到哨兵的体温的时候，我们听到一声响，“咚”的一声，声音很大回音也很悠远，像是什么跳到地上的声音。我们的小神经顷刻间土崩瓦解，争先恐后地松开各自汗津津的手，转身一路狂奔起来。在有光线的地方，我们放慢了步子，我除了看见一个个大口喘气的嘴外，还看见了一张张煞白的脸，大家吓坏了！
出了坑道门，我们又互相埋怨，回忆是淮先松开了谁的手谁先逃的。我们互相骂着“胆小鬼！”抹着额头上滚滚而下的汗珠，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那“咚”的一声响。
“是什么响呢？”我们猜了许多猜不准。有一个平时不大讲话的男孩突然开口说活了，那真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话。他说：“别吵了，别吵了，你们都别吵了！什么鬼呀怪呀的，都不是！是杠子！是杠子倒地的声音！”
大家恍然大悟，对，是杠子！是抬棺材用的木杠！我们对老百姓们出殡的场面是逢有必追着不放的，对抬棺材用的碗口粗的木杠自然是清楚的。
想明白后，我们重新手拉手，重新列成阵势，“咣、咣、咣”地向坑道开进。
这次我们没有唱插曲，除了呼吸声就是脚步声，光线越来越暗时，我们的对面出现了几柱黄黄的手电光。
我们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步子，盯住那几柱跳动的黄光，等待着。
近了，近了，更近了，快到我们跟前时，迎面走来的一行人灭掉了手里的手电筒，我首先看到了她，我的“婆婆”梅亚莉。这是出事以后我第一次见到她。
她依然那么漂亮，即便许放叔叔的死也没影响了她的漂亮。这问我以往看到的死人的家里人不一样。
渔村里经常出其不意地死人，渔民们的牛命在蔚蓝色的大海上似乎是朝不保夕的。我经常目睹渔民的老婆、母亲、姐妹们哭丧的场面，那些跟在棺材后边哭天抹泪的女人们无一不披头散发、衣衫不整，再美丽的女人在哭丧的时候也会把美丽哭掉。所以我就认为：那种时候的那种女人，不美是对的，美是不对的。
面对着“婆婆”依然的美丽，我瞠目结舌。我觉得她几乎哪里都不对：一丝不苟的发丝不对，清爽整齐的衣衫不对，连走路的姿势也不对。哭丧的女人都是被人架着的，好像不在一边架着她们她们就会像一堆泥一样坊塌下来！“婆婆”却自己走着，走得似乎没什么问题！
我们一字排开的队伍不知什么时候从中间断开了，大家一分为二地分列在两边，像在夹逍欢迎这庄严肃穆的一行人。一个叫王小红的女孩紧贴着我站着，小手紧紧地掐着我的手不肯松开，她的指甲刺疼了我，在我努力想抽出自己的手的时候，我的眼睛与“婆婆”的眼睛撞到了一起。
那么多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也就是说，我混在将近二十个跟我个头大致一样的孩子中问，又在那样暗的情况下，她的美丽的、有些红肿的眼睛，却一下子把我从人群中捕捉到，并叨住不放。也许只有几秒钟，但当时我却觉得时间好长好长。
上海的漂亮女人梅亚莉再一次沦为全岛关注的中心和谈论的主题。
男人们对她注入了深切的同情和真擎的怜悯。他们淮都想上前安慰她、帮助她，但谁都走近不得。她似乎跟别的女人不同，对她的一切作为不但容易引起别人的非议，连自己也觉得自己可能在心怀叵测。
这样，就在梅亚莉四周形成了一种性别尴尬：不太正派的男人在她面前自惭形秽，没有胆量而有自知之明地不去帮她什么忙；正派一点的男人们则在她面前顾虑重重，没有勇气、明哲保身般地也不去帮她。这些正派一点的和不大正派的男人们很自觉地各自后退三步，把上海女人梅亚莉的身边搞成了真空，一种性格上的真空。
女人们对梅亚莉四周的真空有目共睹。她们对男人们的这一手似乎又满意又不满意，为什么满意为什么又不满意界限摸糊，说不大出来也说不大出口。
但女人毕竟是女人，她们远比男人们善良，心思也比男人的单纯得多。她们摒弃了对这个漂亮的上海同性的种种不满和非议，三支流派三支大军不约而同地在梅亚莉守丧的日子里志同道合地会合了！滚滚洪流一般在梅亚莉住的三间苏式营房里涌进涌出。
白衣天使毕竟有文化亦有档次，她们懂得分寸亦注意把握分寸。她们在处理丧事的日子里尽职尽责，基本能做到不离事主的左右。她们用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和背在肩头上的带红十字的药箱保健梅亚莉随时可能发生什么的身体。她们做得恰到好处：一来能体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二来能流露出她们人道主义的职业特点和人心思弱的女性特征。
渔村里的“土著”渔如们没有“分寸”这类的狗屁概念。她们朴实地觉得人家家里死了亲人了，不陪着掉上几滴泪那还算人吗？再说梅老师对咱的孩子也不薄，甭管咱那孩子学得咋样，可人家梅老师教得怪不容易的。还有，人家梅老师哪次见了咱不是客客气气的？虽然不怎么跟咱搭腔，但笑是从来对咱不免的。人家梅老师那笑多俊哪！哪像咱这样，一笑就没了模样，有几颗牙露儿颗牙！人家梅老师就那么抿嘴一笑，别说爷儿们见了心里吃不住劲，咱娘儿们见了心里也照痒不误。
于是，她们成群结伙地来到梅老师家，将肥硕的屁股扎在梅老师素雅的床单上，拉着梅老师的纤纤玉手，掏心窝子地提醒她没男人的日子难过，真心实意地可怜她孤儿寡母的。眼泪从她们大大小小的眼睛里汩汩地流下来，那都是些货真价实的大滴大滴的泪水。在这些真诚的眼泪面前，你梅老师不陪着流出泪水来，恐怕是不行的，也是说不过去的。
同那些“土著”的渔妇们比起来，随军家属们的举动就有实际内容得多。这些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从前的农村妇女们，她们家乡X才这类丧事的风格可能不尽相同，于是，她们就采取了一条南北方的她们都能够接受的方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她们的哀思。
她们挤进梅亚莉的家中，趁渔妇们拉着梅老师的手不肯放的空当儿，熟门熟路地将梅亚莉家的被子拆了，床单揭了，窗帘卸了，连椅子上的座套也不放过，通通塞进泡沫丰盈的、从各自家中带来的、木质和铝质的洗衣盆里，撅着屁股弯着腰，呼哧呼哧地干将起来。她们把梅亚莉家中搞得像准备过年，地上到处水汪汪的，一不小心就会摔一跤。
梅亚莉苦着张上海的俏脸，无可奈何地注视着家中热火朝天的场面。她觉得一种从末有过的头皮都要炸开的难受，但她不能出一点声，哪怕哼一声都不行。
如果，只是那么几个人，那么几天，我想梅亚莉是可以咬紧牙关挺过去的。但是，这种到梅亚莉家挖掘眼泪、陶冶情操的活动如烈性的霍乱一般，在岛上传染开来。谁要是不到那可怜的孤儿寡母家里坐上半天或者干上点什么，好像淮就不仁义不厚道一般，不要说别人的谴责，恐泊都逃不过自己的谴责。
梅亚莉没有同这些女人打交道的经验，也没有应付这些举动的办法，那阵子她心力交瘁地不知如何是好，失去一个亲人的悲痛几乎要被得到这么多亲人的痛苦抵消掉了。
以梅亚莉的文化和聪明，她一点也不困难地明白：自己成了女人们展示心灵和满足心灵的一个窗口；同时她也再清楚不过地明白：作为这种窗口的自己，她只能配合，而別无选择。
接踵而来的，是海岛凉爽宜人的夏季。住在岛上的人们，简直就想不通火盆中的人们怎么会热得睡不着觉？我的一个同学的妈妈，曾经不信邪地数落热得睡不着觉的人们说：“怎么会睡不着觉呢？还是他不困！你让他三天三夜不睡觉，你看他还能不能睡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