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当代英美后殖民文学创作领域，印度海外作家或曰印裔流散作家安妮塔?德赛（Anita Desai，1937-，下简称德赛）和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芭拉蒂?穆克吉、R.P.贾布瓦拉、汤亭亭、谭恩美、石黑一雄等人一样，都在描写跨文化体验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德赛等人已经成为后殖民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在世界流散文学版图上刻下了自己清晰的坐标。同为印裔流散作家的芭拉蒂?穆克吉已经被公认为“表达流亡与移居意识的代言人”。与穆克吉不同的是，德赛的十四部长篇小说和两部短篇小说大部分是探讨女性意识的作品。德赛比之穆克吉更多地受到女性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双重影响。有人评价说，德赛是印度英语小说家中着力探索女性主义意识的代表人物。她代表了“二战以后开始兴起的生机勃发的女性主义意识”。还有印度学者认为：“毋容置疑，德赛是最优秀的当代印度英语小说家之一。”随着德赛对西方生活体验的逐渐加深，她的创作开始转向奈保尔、拉什迪和穆克吉等同胞作家所关注的流散主题。这一转向以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鲍姆加特纳的孟买》（Baumgartners Bombay，下简称《孟买》）为标志。本文试图以德赛的长篇小说《孟买》为例，对她跨越东西方地理边界的某些思考进行简单分析。
第一节 《鲍姆加特纳的孟买》的创作背景
先简单看看德赛创作《孟买》的个人因素和相关背景。
和芭拉蒂?穆克吉一样，德赛出生于印度。她的家乡在印度北方邦小城穆苏里。她的父亲是印度的孟加拉商人，母亲是德国人。德赛一家住在德里。她自幼在印度和西方的双重文化氛围中成长，既在母亲熏陶下说德语，也受父亲影响说印地语或英语。她自幼接受了教会的英语教育。家庭的熏陶使她早早就潜移默化地形成认识世界的双重视角，即以母亲似的“他者”眼光观察和思考印度，也以父亲这样一个印度本土人的身份体验或感受印度。
德赛九岁时开始发表英文作品。1947年，十岁的德赛目睹了印巴分治的痛苦景象。1957年，德赛在德里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在加尔各答工作一年后，德赛嫁给了一个印度商人。1958年至1962年，德赛住在加尔各答，后移居孟买、德里和普纳等地。婚后几十年里，德赛专注于写作和哺育子女两件大事，女儿即以《失落的传承》（The Inheritance of Loss）获得2006年布克奖的基兰?德赛（Kiran Desai）。1986年至1987年，德赛离开印度到英国剑桥大学访学，旋即移居美国，在史密斯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写作课程。1988年出版的《孟买》一书便是德赛在离印赴英、并移居美国的过程中构思和创作的。坦率地说，如果没有这部著作，德赛作为印度流散作家的声誉便会减色不少。
《孟买》不仅与德赛曾经跨文化体验的个人因素紧密相关，还是她创作视野延伸的必然结果。客观地看，跨文化体验与前期创作的惯性影响互相交织在《孟买》的字里行间，使得这部作品成为德赛个人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也堪称印度海外作家的标志性著作之一。
德赛的创作可以视为现代印度英语文学创作的中转站或过渡。在早期的印度本土创作阶段，她继承了拉贾?拉奥和纳拉扬等人的某些创作手法，但又体现了西方文学理论和时代思潮的影响。她与其他作家一道，在印度文坛进行现代主义创作实践。独立后的印度作家在英语小说创作中受西方文学思潮“向内转”的影响，开始从着力描摹外部世界转向观照和考察微妙莫测的内心世界，从社会生活表象转向探索思考人的精神世界。因此，印度英语小说无论在主题探索还是在叙事技巧上都深深地打上了西方影响的烙印。德赛当然也不例外。但在早期创作阶段，和拉什迪不同，德赛不是将小说引入千姿百态的社会和历史深处再艺术地解构历史，而是有意淡化历史背景和历史事件，把小说引向心理探索的微观层面。德赛的早期小说重点表现的人物基本上属于动荡社会中敏感弱势的女性或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但小说主角以印度人为主，人物活动的舞台也以印度为主。
德赛早期创作非常关注印度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生存的物质状态和微妙而复杂的心理冲突。1963年，27岁的德赛在英国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哭泣吧，孔雀》。小说通过对女主角玛雅的心理描写表达了印度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玛雅渴望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然而她个人的力量和愿望无法突破印度传统观念的铜墙铁壁，以至于最后走上绝路，像芭拉蒂?穆克吉笔下的蒂姆珀一样杀夫再自弑，酿成一出悲剧。1965年，德赛出版《城市的声音》。小说中的主人公莫妮莎和玛雅一样生活在自己孤独的世界中，生活在世界的边缘。莫妮莎最后选择自焚而亡。1975年，德赛出版《今年夏天我们去哪儿》，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悉多不愿面对世界，选择退缩到世界之外，在自我的精神流亡中接受孤独的拷问。德赛在1977年出版的《山火》中也塑造了一位将自己流放在世界之外的内心矛盾者。
80年代开始，德赛在采取心理叙事塑造孤独者群像的同时，开始添加一种历史维度和地理元素。她在1980年出版的《白日悠光》体现了这种微妙的变化。毋容置疑的是，1947年的印巴分治对德赛的创作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印巴分治是南亚次大陆政治地图变迁时的巨大创伤性事件。作为亲历这段惨痛历史的作家，德赛在多部作品中都以弱势群体的女性视角出发进行描述。德赛生活的北印度有深厚的伊斯兰文化传统，乌尔都语是穆斯林的语言。德赛在《白日悠光》中便以对乌尔都语诗歌的描叙揭示了那段历史悲剧带给次大陆人们的心灵创伤。小说中还出现了主人公之一塔拉在东西方世界穿梭往来的描述。塔拉嫁给了一个外交官，在世界各地无根地漂泊度日，为了排解心中的思乡之苦，她常常回到印度这片灵魂的乐土。这种历史纬度、地理经度与心灵探索天衣无缝的融洽搭配，预示着擅长心理叙事的德赛将在不久开始进入创作的新阶段，她将在创作艺术和思想探索方面迎来新的突破。
第二节 文化身份困境中的边缘人
《逆写帝国》的几位西方作者认为：“后殖民文学的主要特征是对地理方位和空间置换的关注。这就形成了特殊的后殖民身份认同危机。”后殖民文学中的空间置换本质上涉及后殖民作家在东西文化场域间的审美思维转换，这一转换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奈保尔和德赛等人关于印度文化的认识，这以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困惑表现出来。在德赛笔下，这种身份追问的艰辛在《孟买》的主人公即德国边缘人鲍姆加特纳?雨果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孟买》的主要情节围绕德国移民雨果在印度平凡却又艰辛的卑微一生而展开。二战前夕，德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排斥犹太人运动。作为犹太人一员的雨果，为了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在威尼斯登船驶向印度这个陌生的东方之地。小说通过雨果这个自我流亡印度的德国犹太人形象，将犹太人在纳粹德国遭受的危机苦难和印度人在印巴分治时的浩劫痛苦艺术地串联起来，从而使这部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体现了德赛后期创作的显著变化。小说的开头并不是青春叙事，而是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雨果的晚景实录，然后再不断穿插大量的闪回记忆，以蒙太奇手法讲述雨果这个德国人在印度的身份追问之旅。这种叙述顺序的颠倒或碎片似的随意重组本身就是一种暗示：殖民时期或后殖民时期的自我流放将经历很多艰难而散列的旅程片段、直面很多畸形而无奈的人生事件。事实上也正是如此。雨果逃到印度后，在加尔各答经营木材生意，结识了同样沦落在印度社会底层的德国女同胞洛蒂。二战期间，身为德国犹太人的雨果却被关进了英国人的集中营，遭受了一连串的不公平待遇。获得自由后，雨果在惨淡的后殖民现实中仍未获得心灵的归属感，在孟买重遇洛蒂没有完全填补他心灵的巨大空虚。他时时刻刻都为自己无法找到身份归属而焦虑痛苦。在德国，在印度，雨果终其一生都是不幸的局外人，是奈保尔似的无家可归者或文化无根者。最后，雨果死于一场不可思议的致命邂逅。
《孟买》出版两年后即1990年10月26日，德赛在马萨诸塞州接受威斯康辛大学莎士比亚研究与印度研究专家娜丽塔?潘迪特（Lalita Pandit）的访谈时承认，小说主人公雨果其实早有所本。她说：“鲍姆加特纳（雨果）这个角色来自我在孟买瞥见的一位老人。他和他的猫咪们住在一起，到处为其觅食。《在拘禁中》也有相同的一幕……不过，我不能说雨果只是以孟买街头那个人为原型，因为很多因素共同形成了这个人物……正是此人给我一个答案，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然而，这个原型并非穷人，而是拥有赛马的德国犹太人。当他死后，德赛托人弄到了他遗留下的书信，使她惊讶的是，他存留了很多暗示纳粹大屠杀和死亡集中营的信件。关于在小说中到处使用德语，德赛的解释是，她有意将这种使用了三十年的童年语言和儿童时代母亲灌输的德国记忆有机地镶嵌在印度生活场景中。她还说：“我不知道这个人的历史和他过去的任何事情。他死了，不能告诉我这一切。我必须创造一个人物。我当即意识到可以利用母亲关于德国战前的回忆来填充这段未知的历史，给他一个完全属于我母亲的家庭和生活背景。”
《孟买》中的雨果显示了德赛创作技法上的一个变化。她第一次将非印度人作为小说主人公进行描叙，也第一次将母亲关于德国的记忆杂糅进文学叙事中。外位视角或曰局外人眼光使德赛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新的问题即自我流放者的身份认同问题。德赛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她还将作品中到处使用德语并未刻意翻译的原因联系起来作了说明。她说：“确实，创作《孟买》时，我向自己的生活体验范围之外跨出了一步。这是我首次描写一个非印度人角色。我这么做显然是游离出了我生活其中的英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等语言之外，并转换了我的关注焦点以及视角。使用德语给我提供了一种德国人的视角。翻译德语意味着偏离自己的努力。德语对理解书中的人物很重要。德语是雨果和德国往事的联系纽带。德语是我从妈妈那儿接受的遗产，也在我童年时期创造了一种相当亲切的情感，我只与家人而非任何别人分享这一亲情。只是到了很久以后，当我开始阅读德国作家时才意识到，德语属于更为宏大的、与自己的家园相距遥远的世界的另一部分。这使我明白，一种语言不仅能承载个人体验，也能包孕一种文化的整体。”正因语言具有如此多的丰富内涵和文化魅力，它在雨果的身份追寻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小说不仅利用碎片化的记忆闪回影射雨果的身份难题，也刻意借雨果在语言的原始密林中流浪穿梭隐喻其内心深处无言的痛楚。的确，德赛将雨果的印度体验与错综复杂的语言混淆并置，借以表达雨果在异国他乡无所适从的迷惘。因为，在陌生的印度，雨果和德赛的德国母亲完全一样，不能说自己的母语，只能通过英语或印地语等其他陌生的语言进行交流，四分五裂的语言现实或文化困境使他难以求得内心深处的情感平衡。小说中不断出现雨果回忆母亲或欧洲故乡时的德语歌谣，这些缠绕着甜蜜思乡之情的歌谣一句未译，原始地镶嵌在英语叙事中。德赛对雨果在陷入语言选择时的窘况这样叙述道：“他发现，必须构造一种新的语言来适应新的环境，然而德语不再适用，英语却又扑朔迷离。这些语言像热带植物在他身旁迅速地抽枝发芽，他采摘这些语言却又不知道它究竟是英语、印地语或是孟加拉语。这些只是他急需的单词而已：chai, khana, baraf, lao, jaldi, jota, chota peg, pani, karma, soda, garee，等等。他怀疑，这不是印度语言，只是在印度使用的语言而已，只是代表他为自己而选择的印度而已。”在这样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德赛所借用的雨果的他者视角仿佛已经转换为德赛母亲特殊的内部视角。局外人和局内人在语言的丛林“探险”中难辨身份。这说明，兼具内外视角的德赛的艺术表达是娴熟而迷人的。
德赛在小说接近尾声时写道：“现在，雨果在孟买的生活已经过了三十个年头了，这种生活已成为他的背景。他却未能真正走进这种生活，从未完全理解它。尽管这种生活显然是潮湿的、充满味道的、喧闹嘈杂的，但却一直神秘莫测而难以理解。”这仿佛是对雨果与印度终生无法达成文化认同的艺术解释。关于这一点，德赛早在小说第一章就点出了原因。她感叹道，雨果在印度居住了数十载，不再显得具有异国气质或具有神秘气息，印度也应该是雨果最为熟悉的国家了。然而，印度人眼中的雨果却仍然是奇怪的陌生人。大家把雨果叫做Firanghi。这个词在小说中多次出现，带有贬义，近似于殖民主义时期某些西方作家命名东方人物的一种套话。该词为乌尔都语，兼带阿拉伯语和印地语的词源成份，在印地语中可以理解为“欧洲人、白种人”。德赛在小说中给出的英译文是foreigner(外国人)。小说继续叙述道，印度的太阳对雨果的皮肤不够“友善”，没有把他晒成印度本地人的肤色。接下来，德赛耐人寻味地写道：“他们的脸上写满对这个‘外国人’的嘲笑。尽管雨果多么和蔼，多么友善，但这个词语，这个诨名还是冷冰冰地击中了他。他愁眉苦脸地耸了耸肩，试图回避和他们接触。他明白，他们讨厌这种会产生污染的接触。他接受印度但却不为印度接受，这便是他一生的故事，一条一以贯之的线索。在德国，他的肤色是黑的，这种黑色是他身为犹太人的标志。在印度，他的肤色却是白的，这是他身为‘外国人’的标记。在德国和印度，他都不被人接纳。”德国排斥犹太人的政治运动是雨果远走他乡的第一个原因，印度人根深蒂固的种姓纯洁意识又使他被迫游离在印度生活的边缘。德国的种族歧视与印度的宗教歧视悲剧性地压缩了雨果这类德国边缘人在异国他乡的生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