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述挂一漏万的叙述，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学者虽然在印度海外作家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不俗的成绩，但还未出现系统的著作。我们期待不远的将来会出现这样的著作，以使我们对印度海外作家的流散创作有一个全景式的观察。梅晓云等学者的研究动向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学者对印度海外作家乃至整个南亚流散文学的研究一定会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我们与印度学者乃至西方学者在印度海外作家或南亚流散文学研究方面平等对话的基础必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也会使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色彩，从而真正体现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千姿百态的魅力。
第三节 印度海外作家与华裔英美作家研究的关系
由于华裔美国文学或海外华人文学成为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的一大分支，也是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很有必要将这一研究纳入世界文学的视野进行审视。具体说，就是将华裔文学、尤其是华裔美国文学与印度海外作家、尤其是印裔美国作家的某些代表作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在更为宏阔的学术视野中考察华裔文学的特色，从而提升国内关于华裔文学的研究水平，也为华裔文学研究界与印度海外作家研究者进行对话创造学术前提。
华裔美国作家构成之复杂比起印裔美国作家来毫不逊色。华裔作家的英文创作历史比较悠久，可以追溯到1887年李恩富（1861—1938）发表的第一本华裔自传《我在中国的孩童时代》。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著名华裔作家包括刘裔昌（Pardee Lowe, 1905—）、雷庭招（Louis Chu, 1915—1970）、黎锦扬（Chin Yang Lee, 1917—）和黄玉雪（Jade Snow Wong, 1922—）等。黄玉雪还被汤亭亭称为“华裔美国文学之母”。当代华裔美国小说家的七大台柱包括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谭恩美（Amy Tan, 1952—）、李健孙（Gus Lee, 1947—）、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 1955—）、任璧莲（Gish Jen, 1955—）、赵健秀（Frank Chin, 1940—）和徐忠雄（Shawn Wong, 1949—）等。此外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伍慧明（Fea Myenne Ng）和伍邝琴（Mei Ng）等人均是实力派华裔作家。某种意义上，对中国学者而言，将华裔文学研究纳入比较研究视野有其坚实的学术基础。这就是中国近年来对华裔文学、特别是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和丰硕成果。同时，正如上一节内容显示的那样，中国学者近二十年来对印度海外作家的翻译和研究也日渐重视，并先后出现了不少瞩目的成果。对于华裔作家与印度海外作家的翻译研究使得将这样两种基本上互不相干的作家群体纳入比较研究视野成为可能。另外，下边第一章将简单介绍印度学者对于印度海外作家研究的基本概况，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作为上述比较研究的有效参照。
目前，国内关于海外华裔作家、特别是华裔美国文学的文本翻译和学术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抛开华裔英国文学、华裔加拿大文学、华裔东南亚文学等不论，专以华裔美国文学的翻译为例，近年来出版的译作就包括以下这些著名华裔作家的代表作：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张龙海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汤亭亭的《女勇士》（李剑波、陆承毅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孙行者》（赵伏柱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和《中国佬》（肖锁章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谭恩美的《喜福会》（程乃珊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灶神之妻》（张德明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和《接骨师之女》（张坤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雷祖威的《爱的痛苦》（吴宝康、王轶梅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李健孙的《荣誉与责任》（王光林、张校琴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和《支那崽》（王光林、叶兴国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任璧莲的《典型的美国佬》（王光林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伍慧明的《骨》（陆薇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赵健秀的《甘加丁之路》（赵文书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徐颖果编著的《美国华裔文学选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等。在华裔美国文学研究方面，已经出版的著作包括程爱民主编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王光林的《错位与超越：美、澳华裔作家的文化认同》（英文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卫景宜的《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故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蒲若茜的《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李贵苍的《文化的重量：解读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陆薇的《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和薛玉凤的《美国华裔文学之文化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等。2002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华裔美国文学的网页，随时发布最新研究动态和信息。2002、2003、2006年，分别在南京大学、四川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分别举办了包含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会议。就研究生论文而言，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华裔美国文学。国内学界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研究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逐年增多，不计其数。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或印度比较文学学会的历次学术研讨会都为世界流散文学设立了专题，吸引了不少学者的探索兴趣和眼光。目前，这一趋势还在持续并有升温的迹象。例如，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0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11年8月在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本届学术研讨主题为“当代比较文学与方法论建构”。围绕这一主题，大会设定了16个工作议题和圆桌会议议题，其中第6个议题便是“流散文学与海外华人文学”。这个议题的设立耐人寻味，它似乎暗示，海外华人文学，尤其是华裔美国文学是中国流散文学研究的重头戏。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清华大学和南京大学等先后建立了海外华人或华裔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所），其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华文、英文或其他语言的华人文学，而是总体关注“华人流散文学”。这方面的著作包括程爱民主编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和陆薇的《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等等。再看印度。2003年在印度南方城市迈索尔举行的第六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主题是：Linguistics Hegemony and Identity（语言霸权与身份认同），具体议题包括霸权与解殖、翻译、英语霸权与印度语言、文化身份与语言、诗学传统与区域身份、全球化、移民、政治与阐释等。会议第四组涉及后殖民文学，学者们探讨了罗辛顿?米斯特利作品中的流散、语言与身份认同，以及芭拉蒂?穆克吉的《嘉思敏》和裘帕?拉希里的《疾病阐释者》的比较研究等。该次会议还论及A.罗易的《卑微的神灵》和芭拉蒂?穆克吉的《嘉思敏》的比较研究。2005年3月在南古吉拉特大学举行的第七届印度比较文学会议主题是：Poetics of the Margins: Reinvent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边缘诗学：重构比较文学）。具体议题分别是：杂糅文学：移居与流亡、流散文学：最初的范围、殖民与后殖民范式、女性写作与属下研究、翻译，等等。从这两届会议来看，印度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紧跟世界比较文学潮流，他们注重语言问题、文化身份、翻译研究、后殖民流散文学（如V. S. 奈保尔、拉什迪、芭拉蒂?穆克吉、安妮塔?德赛、罗辛顿?米斯特利、贾布瓦拉等）等。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主要关注华裔美国文学，少数学者关注日本、印度、韩国等其他亚裔或非洲后裔流散文学，而印度学者的重点在于考察印裔美国作家、印裔英国作家或印裔加拿大作家等流散作家群体，对于华裔美国文学等亚裔流散文学鲜见关注。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比较文学而言，或对仍在弱势状态下生存的印度文学研究而言，缺少对印度后裔海外作家或曰印裔流散作家的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将会造成一种不健康的学术生态。对于印度学界而言，不对华裔英美作家进行研究，就不能更加全面地透视世界后殖民文学或流散文学的基本特征，这会遮蔽他们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才能欣赏的许多美妙“景观”。毕竟，华裔作家的英语创作或多或少与中国文化产生过联系，而印度海外作家的英语创作与印度文化紧密相关，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同属东方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却又不容忽视。由此来看，对华裔作家和印裔作家的英语创作进行比较研究是一种迄今尚未起步但却充满前景和极有意义的学术动向。这里略举两例。
先以汤亭亭和芭拉蒂?穆克吉这两位在美国文坛均先后拿过大奖的女作家为例。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崛起的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汤亭亭的《女勇士》无疑是被研究最多、知名度最高、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同时，它也是美国在世作家的作品中被选作大学教材频率最高的作品之一。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将汤亭亭的《女勇士》与荷马、乔叟、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哥德和加缪等人的杰作放在了同一系列中出版。这足见汤亭亭作品的重要价值。汤亭亭在《女勇士》中为了远离或超越中国文化对其创作理念的束缚，特意将性当作自己的工具。在其中的《白虎》一章中，汤亭亭为了使自己有别于母亲，有别于中国文化，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花木兰故事中也添加了性的成份。花木兰故事早有许多改写的版本。在以往大多数版本中，花木兰都是到最后胜利的时刻才还其男儿身、显其女儿本貌的，但在汤亭亭笔下，战士们得知了木兰本是女儿身还继续与之并肩作战。虽然木兰身披男式战袍，满身盔甲，但他们还是把她视为美丽女神来拥护和爱戴。书中对木兰怀孕和孩子满月的细节描写更为这个角色增添了性别色彩。汤亭亭对木兰怀孕时的描写是这样的：“现在我脱去衣服之后剩下的的确是个怪人——后背刻着‘精忠报国’的大字，前面挺着个大肚子。”此处汤亭亭有意地把岳母刺字的传奇巧妙地镶嵌在木兰的故事中。这样一来，中国传统文化和神话便自然失去了本真或真实。正因如此，汤亭亭的中国叙事才获得了巨大的开放性意义。“换言之，她是在民族文化本真性的缺失中再造了属于华裔美国女性自己的神话。”
再看印裔美国女作家穆克吉与汤亭亭在处理东方传统文化方面的相似姿态。在穆克吉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嘉丝敏》中，嘉丝敏在印度故乡时便因为摔交在额头上留下一个伤疤。嘉丝敏把它称为“第三只眼”（third eye）：“我怎么向那些只看到些许暗淡而有皱纹的伤痕的男人们解释我的第三只眼？”嘉丝敏这里提到的“第三只眼”具有很深的宗教文化内涵。湿婆（Siva）是印度教三大神之一。他的形象便为三眼五面四臂。第三只眼长在额心，其上或下有一弯新月，第三只眼可以射出神火。湿婆曾经用它烧掉引诱自己的爱神和梵天大神五头中的一个，还烧掉妖魔的三座城市。在著名梵语作家迦梨陀娑创作的叙事长诗《鸠摩罗出世》第三章中，便描写了湿婆用头上的第三只眼烧掉爱神的生动细节。因此，嘉丝敏的“第三只眼”暗示着她对加诸自身的种族、性别和阶级属性取坚决的湿婆式反击姿态，从而为更快地实现自己在异国的“文化定位”并求取可供自己生存的“第三度空间”创造条件。嘉丝敏第一次使用“第三只眼”的威力，是在被她称为“半边脸”的白人船长粗暴强奸后。作为印度寡妇，遭受强奸是奇耻大辱，嘉丝敏决定一死了之。但是，她的美国梦阻止了她的自杀。于是，嘉丝敏不再向赐福祛灾的象头神（Ganapati）祈祷，决心挣脱死神阎摩(Yama)的拥抱，将自己变为令人敬畏的迦利(Kali)女神。“我伸出舌头，割了一下……我的嘴里满是鲜血。我感觉到血流到了下巴上。”按照印度教传统说法，迦利女神是湿婆大神的妻子。她皮肤黝黑，相貌恐怖，伸出的舌头流着鲜血。她的身体由蛇缠绕，胸前悬挂着被她杀死的恶魔的脑袋。“从所有方面看，她代表一种暴怒而不仅仅是女神。”嘉丝敏现在不是普通的印度寡妇，而是代表第三世界女性对白人男权的种族和性别霸权进行解构的当代迦利女神。在穆克吉笔下，印度传统神话被用来塑造了印裔美国女性的新神话。对于某些男性作家或批评家的诘难或指责，汤亭亭曾经这样反驳道：“汉学家们指责我不了解中国神话，扭曲了中国神话……他们不明白，神话是要改变的，是要使用的，否则就会被遗忘，就像那些带着神话跨越了大洋的人们。对他们来说，神话就是美国神话了。我写的神话是新的美国神话。”与此相似，某些印度学者也认为，穆克吉等印度海外作家不能代表印度发声或言说，因为，他们对印度文化的书写很多是失真的。其实，穆克吉的创作目的与汤亭亭相似。她在《嘉丝敏》中书写的叛逆神话也是“新的美国神话”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在汤亭亭笔下的“女勇士”怀孕时，性别的混淆和复杂达到了顶峰。因为，女勇士即概念化的花木兰可以在报家仇国恨的同时生儿育女，体现了汤亭亭对父权制社会男女分工的挑战，也体现了她对理想中的“异性同一体”的期盼。“难怪很多评论家把《女勇士》看着女性主义的力作。汤亭亭用消解性别二元对立的方式去消解父权中心，是对人类历史形成的两性间对立、冲突、压迫与反压迫关系的反驳；而塑造出‘女勇士’这样一个‘异性同一体’则寄托着她对两性间互补、融合、平等的关系的渴求。从这一点上看，《女勇士》堪称女性主义的杰作。”其实，穆克吉对印度宗教神话进行了颠覆式改写，将男性和女性合二为一的神圣的湿婆形象加之于嘉丝敏这样一个当代印度“女勇士”身上，并赋予她迦利女神的颠覆性力量，以达到塑造勇敢新移民形象的艺术旨趣。穆克吉的艺术手法和汤亭亭非常近似，这显示出亚裔美国作家书写移民主题的某些共同点，这和她们的创作理念、创作环境和移民身份等复杂因素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