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那么电视批评，谁来批评，即批评主体应该是谁？
欧阳：这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中国电视批评诞生之初，电视批评的主体主要是电视实践领域的从业人员。早期的广播电视刊物《广播业务》上的电视批评文章，如《足球和足球比赛中的实况转播》、《电视广播宣传中的几种方式方法》、《电视报道的人物选择和刻画》等，几乎都是创作者和一线操作人员的经验总结。此外，当时的电视批评主体还包括了一些著名的文化人。目前，如果从学术性批评方面考察的话，电视批评的主体，其身份和角色主要包括了以下四类人群：广播电视学者、人文社科学者、电视业界从业人员以及屏幕前的电视观众。他们由于身份和视角的不同，在批评方式、批评内容、批评理论、批评视角和批评目的上等也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孔：都有何不同，能不能具体地讲一讲？
欧阳：电视学界的学者和科研人员是从事电视批评的主体也是中坚力量，他们的批评文章占据了相关刊物批评文章总量的50％以上。他们长期从事电视理论研究，拥有比较扎实的理论知识积淀，其批评也较通常的业界批评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刻。学者型电视批评在形式上以学术论文为主，在整个电视批评中具有“形而上”的性质，对于电视批评的建设和发展有根本性的意义。在这方面，《现代传播》是最重要的承载媒体和文论阵地。此外，还有以《电视研究》为主要发表阵地的业界批评，主体人员包括电视机构管理者和节目创作者，这两部分人群也构成了中国电视批评中的重要力量。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是进行批评的最大长处，批评成果也一般集中于这些方面，如体制研究、经验总结、业务探讨、创作杂谈等，具有强烈的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但也存在着理论性不足、深刻性不够、视野狭窄等问题。人文社科学者是电视批评中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批评学理性强，很有深度。这其中还要特别强调一下来自政府管理层的批评。他们是电视观众群体中的“特殊受众”，因为他们的批评会更大程度地影响到电视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随着受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自身的批评意识与发言欲望也很强烈，对于这部分群体，需要注意一个引导和规范的问题，尤其是网络电视批评。
孔：接下来的问题是，电视批评到底批评什么？
欧阳：应该这样说，广义的电视批评是包括了电视评论的，我刚才所谈到的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关键区别在于一个理论广度和深度的差异，或者说是更“形而上”一些，还是更“形而下”一些。说到批评什么，实际就是电视批评的对象、空间与内容究竟如何界定的问题。我在《电视批评学》中，曾明确地将电视理念批评、电视现象批评、电视节目形态批评和电视创作主体批评，作为其主要的内容与对象。限于篇幅问题，这里就不再详细阐述了。
孔：其实，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同等重要。那么我们批判的武器又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来批评，应当运用什么样的批评方法？
欧阳：这个问题，我们刚才的谈话中已经有所涉及，在批评方法的具体论述中，我一向主张多元并用。最近，我还在考虑是否用阐释学、文化研究和量化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研究，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已经开始采用这些方法，来分析阐述电视文本、电视现象、电视思潮、电视节目形态以及电视创作主体等内容。当然，这些方法和具体的批评模式可能还不是那么成熟，但我希望我们的探索精神会进一步为电视批评的理论视野拓宽一条更新的道路。这些理论既是对电视批评方法的论述，也是对电视批评研究所采用的方法的梳理和应用。除此之外，我们同时还借鉴西方20世纪以来的符号学和叙事学的文本研究方法以及大众传媒研究的诸种思想资源，吸收中国古典文论中的美学养分与批评精神，从而以开阔的研究视野，探索并深化了电视批评模式与方法。
孔：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四川大学举行了一系列电视研讨活动。首届中国电视批评高端论坛于2006年底也在那里举行。这次论坛的主题是“电视批评的现代化和科学化”。那么，何谓电视批评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又如何才能实现电视批评的现代化和科学化呢？
欧阳：我调至四川大学已快7年。此间，我们先后举办了10多次全国性广播电视学术活动，首届电视批评高端论坛是其中一次。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学科建设的理念上，进行校正和整合，要把研究置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视野之中来考察。而且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改革开放30年来，电视批评和很多其他学术与实践领域一样，都是取得了很大发展的。但是在可持续性发展和贯彻和谐理念上，却还是出现了不少的问题，这一点是应该引起我们极大警醒的。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如何科学地借鉴西方的理论资源，建构出有效应用于中国现实的电视批评理论，避免盲目照搬西方理论和西方标准的批评研究误区，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其次，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上，还是应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虽然这个看法早就有了，但我认为它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我们一个学科，尤其是像电视批评这样的交叉性和新兴学科，更需要我们去提倡并切实践行这一基本的指导理念。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多元、开放的理论整合，电视批评研究才能取众家所长，也才能有助于实现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内在贯通，有益于引导电视实践，促进电视创作和电视欣赏的良性发展。同时，电视批评要实现自己的科学化和现代化转型，还要注意一个实证归纳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的问题，要把宏观和微观层面结合起来分析。以往我们偏重于宏观论述，这样容易脱离操作实际，反过来，也不能太过微观，这样又容易陷入琐屑的泥潭。我最近在给学生们开电视研究方法的课程，很多同学都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我觉得很好，有年轻的学子接力，我相信电视批评学这个学科一定会一步步走向学术高端，真如此的话，现代化和科学化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孔：我们不禁有点担心，电视批评一旦有了一个明确的衡量标准和具体的操作规范，会不会扼杀了本应千姿百态的鲜明个性呢？
欧阳：这个不会，哪行哪业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准，但它们并不会妨碍该行业的多样化发展。何况，在刚才的谈话中，我多次谈到过这个话题，只要我们有海纳百川的气魄，有开拓进取的决心，标准和规范就只会有助于我们的学术整合和繁荣，而不会让其变得死气一片。说回来，学术规范也是我们一个学科获得承认必须首先要遵守的惯例。标准嘛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在变，批评主体和批评对象也都在变，它们都在发展，自然我们的批评也会与之俱进。
孔：我们知道，您先后从事新闻采编、管理与研究工作。在电视媒体开展具体的操作性工作的时候，您就特别重视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后来从事教学，您对电视理论的研究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另外，你还担任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学术委员、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等重要学术职务，多年担任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国际金熊猫纪录片奖等评委。虽经过多种身份的转换，肩挑多种工作，却始终能够密切关注电视实践的最前沿，保持旺盛的理论热情，实属难能可贵。
欧阳：谢谢。其实我的很多同行也都是这样。我觉得要研究一个事物，一个现象，没有对对象的激情和热爱是很难做出成绩来的。不管你这种激情和热爱持续多久，达到多深，但一定是要有的，它是你研究的动力和源泉。
孔：一个学者，如果与电视走得太近，很容易被种种非学术的因素所收买；而一个电视学者，如果与电视走得太远，又往往缺乏研究的锐度与精度，这个分寸非常难以拿捏。您是如何来处理与电视业界的关系呢？
欧阳：你说得很对，搞电视研究，尤其是批评理论研究，断然不能说和实践分开，就像搞文学批评，你不可能不接触作家和作品一样。对于电视批评来说，我一直注意和一线实践相联系，我是很希望自己的理论研究能够影响到社会实践的，能真正带给观众和决策者以参考的。这也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所自然而然就有的想法。在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我觉得与业界最恰当的关系是既保持业务联系，又保持学者的独立性。这个问题说来简单，其实做起来并不轻松，不迎合不图解，有创见有新意，是我处理这个关系时的一个准则。我们和业界交往，是基于研究本身的需要，有些数据有些资料我们需要，但我们没有，业界有，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去沟通去协调去借用，不打交道是不行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毕竟不是业界，不会过多地受制于他们的观点和看法，只要能够保持我们作为研究者的独立性，有理有据地陈述我们的看法，就不会出现分寸失当的问题，我们愿意成为业界的智囊和咨询机构，但却绝不是附庸于他们。如此，你说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孔：北大学者陈平原先生也认为：当客卿而不是雇员，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可能是知识分子介入大众媒介时应采取的姿态。您肯定也注意到了，近两年来，电视知识分子的话题被频频提起。电视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提出的，并对这一群体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比如：自主性的丧失、快思手、媒介常客、互搭梯子等等。但充满戏剧性的是，为其带来巨大声誉的《关于电视》一书，就是根据他在巴黎电视一台所做的两次电视演讲修改而成的。您是如何来看待电视知识分子这一现象的？
欧阳：毋庸置疑，电视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和壮大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上是有意义的。整体上来看，目前知识分子与电视媒介的关系体现为以下四种：第一类知识分子仅借助电视媒介传播思想理念和科研成果。他们把电视视为与报刊杂志一样的传播媒介，因而能够恪守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第二类知识分子常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对某领域的知识做电视化的改造，使其适应电视节目的需要。这就难免在某些情况下作出让步和妥协，以达到电视和学者的双赢。第三类就是所谓的“媒介常客”和“快思手”，在电视所能带来的巨大名利财富的诱惑下，他们几乎丧失了自己的品格和原则，只是假借一个学者的头衔，一切言行根据电视节目的需要进行表演。当然此类毕竟只是少数。第四类知识分子始终深居象牙塔内，基本不与电视媒介发生关系。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介入电视应该注重对受众的引导，普及科学知识，提高民众素养，而不是哗众取宠地迎合受众，博得暂时的廉价掌声。知识分子介入电视首先要站在群众的角度进行传播，时刻明确“让百姓能更多地了解信息”的目的，逐渐把受众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和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上。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学者要谨慎处理，不要被电视所同化。
孔：坦率地讲，您所在的四川大学地处西部，对于电视研究来说，可能相对比较边缘，而您却能带出一个视野宽广、开拓性强的团队，并做出全国性的学术成果，其中有什么秘诀？
欧阳：也谈不上什么秘诀。川大虽然偏居祖国西部，但是已有110多年的历史积淀，人文底蕴深厚。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拥有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优良传统。这些都为一个学术研究团队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具体到广播电视，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发展到今天，从事广播电视研究的已有20多位专职人员，并且已经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人才培养体系。有3个广播电视方向的博士点，培养了一批专门从事电视研究的高级人才，这说明了川大在广播电视领域所拥有的教学实力。在科研方面，我们先后主持了6项国家社科课题，20多项省部级课题，出版了30多部著作，在核心以上刊物先后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并完成了一系列全国性的优秀成果。另外，在强调教学和科研的同时，我们还十分重视与电视传播管理机构、行业组织和实践单位的合作，得到国家广电总局、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中央电视台等的支持和帮助，还同辽宁电视台、云南广电局、重庆电视台、贵州电视台、陕西电视台等单位以及部分主流学术刊物都开展了深度合作。建立了四川大学广播电视学科的全国性学术平台。这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学术资源，同时也促使我们的学术成果在更大范围得到传播。今天的川大在广播电视研究领域已经拥有自己的话语中心和影响场域。其研究团队就是在这种集中精力搞教学、踏踏实实做学问的精神鞭策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等等宏阔的时代语境之下，年轻的中国电视虽然已经告别了青涩和懵懂，但仍然迫切需要负责任的电视批评为其望闻问切，指明航程。电视业界和学界深情呼唤着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批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十几年来，欧阳宏生先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电视批评理论的道路上辛勤耕耘着，收获是沉甸甸的。他已不再孤单，但他显然看得更远：“建立科学的电视批评理论体系，坚持可持续发展，才能使电视批评在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完善自身，使之对中国电视事业乃至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