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老说报纸好，仔细想一想，报纸就是真的好！看一看，报纸对一个信息的反应，对一个信息的整合，就会发现这一点。真是报纸人的素质比我们电视人高多少吗？其实，大家都受过同样的教育，不差上下，而且越是活跃的报纸期刊，从主编到记者都是一些年轻人，比如《南风窗》的主编秦朔，是1968年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主编刘洲伟，在人大双学位毕业也没几年。他们为什么做得好，不是说他们智商有多高，而是他们在一个合理的架构里面按照市场属性进行了资源的整合。
胡：现在我所担心，也就是你刚才谈到的担忧，所谓这种事业、产业不分，产权不清，以及带来的各种利益关系的不明确，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化难以推进，导致了现在所谓的广电集团往往成为了挂牌集团。
刘：由于制度上一直停滞不前，我现在对中国电视有很深的危机感。有这么几点，第一，技术正在日新月异，比如可视电话已经开始普及，比如微软最新研制技术，可以使每台电视都能变成一部电脑，通过电脑或者互联网进行新闻直播、信息传递已经易如反掌，而且还具有可选择性。同样，电视也正在力推收费频道、数字电视等，这些都会对传统的以公共传播为主体的电视带来一些新问题。当然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生存理由，不会消亡，但这并不等于它不会遇到“冬天”。电台那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直到交通台和音乐台的出现，特别是交通台，强调交流，强调互动，强调服务，才找到今天这样一条活路的。实际上，报纸也曾经历过短暂的“冬天”。按照这种情况，曾经辉煌的电视也会有自己的“冬天”，我不认为中央电视台会遭遇“冬天”，但我认为中国电视一定会遭遇“冬天”，可能就在这三五年内。
我们来看，目前电视台最大的“一根救命稻草”是什么，是电视剧，不是其他的。各省台的广告收入主要来自于电视剧，观众看电视的需求主要也是电视剧，晚会现在谁还看？新闻做得好的还有人看，但是做得好的也不多，专题做得越来越沉闷。与报纸的信息量相比，电视的信息量越来越稀薄。
胡：看来，中国电视的这个“冬天”恐怕是必然的啦！
刘：现在电视界还存在自己就是“老大”的感觉，实际上这个“老大”是虚的，因为中央电视台给人的感觉是“老大”，所以给世人的感觉电视还是“老大”。仔细比较一下，现在中央电视台普通员工的收入、省级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的收入，比起当地活跃的报纸的社会影响和个人收入都要低一些，很多报纸的记者一个月拿到一万、一万五、两万，已经不新鲜了。只是因为中央电视台这座“金字塔”还在，所以大家还感觉不到，还以为电视是“老大”，其实，跟前十年感觉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时1993年做《东方时空》的时候，中央电视台振臂一呼，许多电台、报纸的骨干都来了，这些人都是临时工，劳保、“三险”什么都没有，正是这些人直接带来了中央电视台的繁荣，现在电视再想挖这些人才，恐怕就挖不到了，人家报酬很好，来电视兼职做个策划还可以，专来做电视就难说了。
公共声音的诞生与电视的“失语”
·冲在最前面的是网络，其次是报纸，而缺失的恰恰是电视，至少之后才是电视
·2003年中国媒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公共声音的诞生
胡：最近一段我非常关心网络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电视头几年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舆论监督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翻过一页去了，最近我和一些网络公司的老总有过接触，也探讨这个问题，应该说在前年（2001），网络还只是资本运作的一个典范，存在大量的泡沫，而最近一两年网络的精彩表现，有一点是值得特别肯定的，那就是在若干重大事件上，在推进中国整体改革和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上，却扮演了其他媒体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往往冲在最前面的是网络，其次是报纸，而缺失的恰恰是电视，至少之后才是电视。
刘：你讲这一点，也是我最想讲的一个问题。如果真正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进程来讲，2003年中国媒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公共声音的诞生，或者是公共话语的诞生。这种公共话语不是指电视，电视表达的只是一个官方的声音和意志，现在像《焦点访谈》那种微服私访式的舆论监督已经走不下去了，甚至也不是报纸，报纸只是承担了一个二次传播，而是网络促进了中国当代公共话语的诞生。在一个传统的****集权社会里，有一些社会问题的推进需要一些具有公共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像法国的左拉、卢梭等，他们通过自己的特殊位置、凭借自己的公共良心来发表言论。实际上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公共领域的声音在很长时间里处于一种失语状态。在这种失语状态里，中央电视台一部分地承担起来了这个公共责任，像《焦点访谈》。而2003年网络——这个第四媒体的崛起，配合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以人为本的政治话语的出现，使得公共领域的公共话语成为社会的主流民意。确实，网络影响生活，一个是最近的宝马撞人事件，现在网上已经有了22万的跟帖，另外一个是孙志刚事件，还有木子美事件。
胡：我为什么专门谈这个问题呢？的确，网络对社会事件的影响力之大令人震惊。孙志刚事件由于网络的推动，带动了一部法规的修改，这样一种高效的状态，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发生于网络的这种现象也体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宽容。这对于中国电视而言，说危机也好，说尴尬也好，如果再打舆论监督的旗子，无论技术上多么纯熟，擦边球打得多么漂亮，也都无法跟进网络上自由的公共声音的力度。
电视走进“竞合”时代
·如果没有竞争，没有竞争中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当市场竞争格局比较清晰，当市场竞争水平比较成熟，自然会出现分化的局面
胡：我现在特别欣赏一个词叫“竞合”。在中国电视经历的“逢三变革”中，有一个共同的情形，那就是中国电视在做大局面的同时，内部也产生了竞争，在竞争中又产生了合作。以当前的南京为例，地面上的新闻大战已经引起了双方（江苏省台和南京市台）的对立。我认为，这种竞争不是坏事，在竞争中双方都在做大，如果没有竞争，没有竞争中的合作，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
刘：现在中国电视最缺乏的就是竞争。如果没有凤凰卫视的直播，中央台新闻改革的速度能这么快吗？举一个例子，第二次美伊战争的时候我在香港，我清楚地看到两个台互相竞争、互相推进的历程，我们做了一个感伤的MTV，中央台跟着就出来了，我们巴格达连线阿布扎比，接着中央台就连线国际广播电台驻阿布扎比的记者，我们当时做了《海湾风云录》、《文涛拍案》，中央台后来就有了《社会记录》，我倒不是说央视“克隆”我们，而是说我们是在互相学习，互相推进，我们也跟中央台学了很多。
胡：中央台这几年的成长，其实凤凰已经在介入了，凤凰一些大的动作刺激了中央台，也刺激了地方台。
刘：我们最主要的贡献在于语态！
胡：对，凤凰的这种刺激，我想从电视媒体改革的意义来看，它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你所说的整体语态的变化，并由此引起业界、学界对传媒本质、性质的认识的变化。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媒介环境变化的问题。
刘：过去我们在北京只看到北京晚报，现在有北青报、北京晨报、京华时报、信报、华夏时报，最近又出来了新京报，再加上外地在北京卖的报纸，各种各样的报纸都出现了，大家过得也都不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