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摆正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我们一直在强调，可是这种努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些数据很多时候与我们的判断相左，我们似乎在面对着一群无法控制的受众，在商业利益的强硬姿态面前，艺术的自律性常常软弱无力。
曾：正如《人民日报》的一篇署名文章所指出的，电视剧作品里的这种低俗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既有一些制作人和传播者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和“轰动效应”，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素质低，缺乏责任意识和社会道德感的问题，也有受社会庸俗化思潮不良影响，受众文化消费亟待引导等方面的问题。美国CBS总裁詹姆斯·奥布里曾对他的新闻部负责人说，“用肮脏的小手抓收视率尽可能多捞钱”。显然他也知道，打着满足观众“娱乐需要”的旗号，传播种种低级的生活趣味和各色病态的精神文化，并不是件高尚的事，那伸出的手是肮脏的小手。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缺乏文化的问题。这种为了“钱”而较为普遍的媚俗，正在使我们的电视剧文化和艺术恶性地“娱乐化”，它会导致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下一代人不再思考，不会思考，丧失精神，最终丧失文化，丧失我们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和走向繁荣昌盛的文化，这是十分危险的！
恶性娱乐化：从艺术碎片到流行趣味
杨：也许，从“教化”的极端到“娱乐”的极端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物极必反。终归，中国的电视剧还要体现出最契合中国人特有审美心理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有信心，笑看未来。
曾：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美国人尼尔·波兹曼写了一部书叫《娱乐至死》，对后现代工业社会做出了深刻的预见和尖锐的批评。他的提醒可以说是痛心疾首：“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退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物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这使我们想到了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兼博物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在1932年发表的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他用辛辣的讽刺笔法预言，在那个“新世界”里，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繁琐的世事之中，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所以，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以“赫胥黎的警告”为标题写下这样的文字，表达他的焦虑和痛苦：“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杨：我感受到了您对这一现象的内在焦虑。但是在我国，这个决然不同于西方社会政治、文化形态的环境里，我们有必要怀疑那些描述西方社会的电视文化理论的适用性，他们所作的预言会真的降临吗？
曾：当今的中国，身处一个几乎与他们所指的类似的“电视时代”，我们倒是不能说“让世界看到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我们的国情和文化传统，使得我们这个社会的官方主导文化、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和民间通俗文化，一定会矢志不移地致力于“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用来“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然而，也不必讳言，这种“恶性娱乐化”的幽灵正在荧屏上“顽强地”频频亮相，而且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包括电视剧在内的一些当今中国的电视文艺节目的“恶性娱乐化”倾向正在伤害着我们的文化和民族精神。现在，应该听得进这样一则可怕的预言了，我们是不是已经游走在“娱乐”和“娱乐至死”之间了呢？
杨：这是一种碎片化的艺术理念，他们主动放弃了完整、深刻意义的追寻，而倾力捕捉瞬间的感受，玩味汹涌的感性淹没理性的快感，以有限的刺激代替无限的美感，以时尚化的放大代替历史感的深厚，这样“呼应市场需求”倒是能时不时地炒作出一个个“流行趣味”来。
曾：可是，这又是什么样的流行趣味呢？不是陶醉在古人的男欢女爱故事，就是宫廷的“秘史”、宫闱的“艳史”和帝王后妃重臣奸党之间的“权谋”与“权术”争斗；再或者，沉溺在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男女老幼侠士之中，看他们如何凭着神奇的气功和特异功能，练就了叫人无法想象的一身绝技和高超武艺，这些“戏说历史”、“宫闱秘事”、“武侠”、“艳情”、“多角滥情”不是带领着广大观众审美地去认识历史，审美地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经由艺术去体认和感悟历史；也不是在一种叙事的艺术中，浸润于艺术形象和艺术情感，去穿越历史的长廊，体认和感悟人类文明的精华，只见识既往文化的糟粕。
杨：廉价的快感虽然在一次次时光的消磨中积累着，却永远得不到满足。相反，它还不断地麻痹着、钝化着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美的感受力，这也算得上是一种“审美”暴力。
曾：这里还是一个先进文化的导向的问题。我们虽然对于电视剧领域里的“恶性娱乐化”倾向痛心疾首，但是也不能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是“娱乐至死”了。当今世界，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最能博得人们青睐的，一定还是那些对于世事人生充满人文关怀、充满忧患意识、充满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品。
我想起了匈牙利著名思想家卢卡契在《健康的艺术还是病态的艺术》一文里写下的这样一句话：“文学史和艺术史是座广袤的公墓，在那里许许多多的艺术才子安息在理所当然的遗忘之中，这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没有寻求和没有找到与人类前进课题的联系，这是因为他们在人类处于健康和腐败之间的生存斗争中没有站到正确的这一方面来。”我们的电视剧制作者们应该引以为鉴！
电视剧艺术批评：走出弱智和弱势困境
杨：相对于电视剧作品数量大，而质量参差不齐的反差，您曾经发出喟叹：我们的批评还是显得弱智和弱势。这既是面对现状的一种不满，也能体味到一种期待。对于如何引导和规范电视剧事业的发展，理论批评可作为的空间还很大。
曾：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学艺术现象的生存发展，总是随着特定时代的民族对它的理性思考一起的。这种理性思考中最为活跃的一部分就是批评，它表现的是这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对于人文精神和审美理想的追求。而这种审美理想，正是一种总体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形象在人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社会风尚、精神风貌、行为方式等等方面综合起来的一种理想的品格和情趣。也正是批评，表现了这种审美理想对于相关艺术作品所创造的审美价值做出判断的标准体系，显示出来人们在提倡什么、支持什么、容忍什么、反对什么、制止什么、打击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弘扬人文本位、追问人文精神才成为电视剧批评的第一要义，所以，俄国诗人普希金在他的《论批评》说“批评是科学。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
杨：这需要勇气和智慧，我们的电视剧批评弱势和弱智，到底是勇气缺乏，还是智慧不够？
曾：健康的艺术肯定需要强势的批评，电视剧圈里有些人缺乏批评的勇气，还有些人缺乏容纳批评的气度。但是，如果批评失掉了它的批评精神和言说风采，甚至批评缺席，将会使病态的文化思想和劣质的电视剧产品失去一支重要的制衡力量。
杨：有一种说法，其一，电视剧本身就是一场梦而已，一段生活的消遣，一场茶余饭后的谈资，没必要有精英知识分子的参与；其二，不要把观众都当成傻瓜，观众心中自有评断，不要精英知识分子的优越性在作怪。而事实是，由于文化阶层差异，信息资源占有不均，以及审美鉴赏能力的水平不等，普通观众和专家学者的评价是不同的：观众更多的是从生活的逻辑、日常经验出发来参与电视艺术作品的鉴赏；而专家则主要是从理性的视角在艺术分析的层面展开对具体作品的价值判断、艺术考察。不管是生活的逻辑和艺术的规律，艺术批评都脱离不了“时代精神”，或者说“历史意识”的核心。
曾：古往今来，国内国外，人们衡定一种文化现象或者一类文化艺术作品的成熟程度和成就大小、水平高低，一个重要的量度，就是看它是否富集并传播了它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先进文化和健康有益文化。我们理解，这最集中和最精粹的表现就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而且，它一定是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
但是，针对着目前荧屏上出现的那些混杂着、夹带着、隐藏着一些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的作品，鱼目混珠，似是而非，人们往往不容易识别。在热闹的故事情节背后，在短暂的感官刺激满足下，容易引导观众做出错误的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这个时候，如何指引就显出言论之后的文化立场、学术品格来。
杨：这种对文化立场的追问其实是在提醒人们，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上，不要忘了还有相对的价值主体和责任主体存在，虽然它们曾经压抑过艺术本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电视剧艺术创作和批评允许价值逃逸，责任缺席。
曾：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媒体和“娱记”们自身的媚俗！这些年来，我们的电视剧创作，在不良的文艺思想影响下，孳生出了不少的劣质的文化产品，固然创作者应负其责，一般媚俗的媒体和“娱记”实在也难辞其咎！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怎么办？电视剧批评的出路在哪里？依我看，首先是要在积极参与中重振批评的雄风，如果我们在种种不良的文化倾向面前保持沉默，那就使我们文化人蒙羞了。其次是在理论创新中凝炼我们电视剧批评应有的科学性品格、审美性品格、民族性品格、大众性品格、实践性品格，还有就是，在不断实践中优化批评的环境，不断努力来改善电视剧批评自身所需要的良性的生态环境。
我说过，我要守望电视剧的精神家园，这不只是一种单纯理性层面的学术品格与追求，还包含了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文化立场。
结语
这些年来，对于电视艺术研究和创作的现实和未来，曾庆瑞教授一直致力于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用大量的笔墨阐释着自己对于电视剧艺术的思考，有很多文字是激扬的，有一些话语是激烈的、甚至是刺耳的。福柯曾经说过的，“我认为我们存在于这样的时刻，世界正经历着像是由点线连接编制而成的网络版的生活，而非什么随着时间而发展的伟大生活。也许我们可以说，引发今天争论的某些意识形态冲突，就呈现在时间的忠实传人和空间的强悍居住者之间。”其实，关于今天人们对电视艺术的认识也多多少少有着一些这样的意味，在忠实和强悍不同的表面的姿态之外，还可以察觉到多元化的学术品格和文化立场，以及由此展现的对中国电视剧艺术乃至电视艺术生存现状的多样性的理性思考。
正是在这种多样性中，曾教授选择了守望，守望电视艺术的精神家园，显然，这并不是只有一个人的道路，而会是一代人，也许是一个时代所赞许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