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文化价值体系的内核，不同语言能够表现所在文化的宗教观念。英语中很多表达方式则体现了基督教在英国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如：
for Gods sake看在老天的分上！
so help me God我答应，我发誓
by God天啊！上帝啊！
please God但愿
Good God天哪！哎呀！
这些习语反映出英美文化中相信上帝主宰世界并且主宰人类命运的宗教信仰。而传统中国文化没有基督教的位置，主宰世界并且主宰人类命运的只有上天，所以《鄘风?柏舟》描写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潇洒英俊的青年，发誓不嫁别人，可是遭到母亲的反对，以致发出“母也天知！不谅人知”的埋怨。直到今天，汉语中表达强烈感情也说“天啊”或者“妈呀”，这些都是语言表现文化中的民族心理。
第二节 语言的跨文化传播
一、跨文化传播语言差异理论
跨文化传播语言差异理论是建立在传播主体文化差异基础上的语言有效传播策略。
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观把语言看成一个同质的抽象结构系统，并以之为唯一研究对象，因此结构主义忽视对语言实践、对言语现象的研究。由于跨文化传播以传播环境中的语言现象为对象，因此与传统语言学对语言的认识不同。严格地说，在跨文化传播中，抽象的语言系统只是一种理论存在，具体的言语现象才是它所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它所说的“语言”（即索绪尔说的“言语”）虽然也属于全民族或全社会，而更重要的是属于个人及个人所在的具体传播场合，属于不同或者同一言语社团的传播主体之间的语言差异。跨文化传播学反对结构主义对语言形式的过分关注，不承认语言自身系统的完备性、自足性对语言含义的理解有决定意义，而是认为在传播过程中，光靠语言及语言的表面意义不能进行完整传播或者有效传播。语言形式只是表达和理解也即传播的诸方面之一。“言在此而意在彼”在传播中为常见，表达效果好而传播效果差的情况彼彼皆是等等。因此，跨文化传播学着重研究个体间语言传播和个体自身在不同景况下传播语言的区别，从而形成跨文化传播语言差异理论。
跨文化传播语言差异理论认为，凡传播主体在社会属性、文化背景、知识教养、心理品质、临时心绪等诸多方面都有仅属于自己的特点，因此每一个传播主体与别的传播主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在传播过程中语言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所以他们用来传播的语言是互相差异的语言。传播发生时，这些差异会使双方的语言和言语行为发生不协调乃至冲突，并在双方心理上都产生一定的投影，从而影响传播效果。双方对此一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定手段方式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语言和言语行为，从而尽量协调传播。正因为如此，任何一次跨文化传播活动的面貌都会因双方差异的不同而不同。
跨文化传播语言差异理论如何解释现实传播？这里以《战国策?赵策?触龙言说赵太后》为例，说明其具体研究内容。
赵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赵氏求救于齐。齐曰：“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见久矣，窃自恕，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郄也，故愿望见太后。”太后曰：“老妇恃辇而行。”曰：“日食饮得无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强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妇不能。”太后之色少解。
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太后曰：“敬诺！年几何矣？”对曰：“十五岁矣。虽少，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太后曰：“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对曰：“甚于妇人。”太后笑曰：“妇人异甚。”对曰：“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曰：“君过矣，不若长安君甚。”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为之泣，念悲其远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返！’岂非计久长有子孙相继为王者哉？”太后曰：“然。”
左师公曰：“今三世以上，至于赵之为赵，赵主之子孙侯者，其继有在者乎？”曰：“无有。”曰：“微独赵，诸侯有在者乎？”曰：“老妇不闻也。”“此其近者祸及身，远者及其子孙。岂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老臣以媪为长安君计短也，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太后曰：“诺，恣君之所使之。”
首先，跨文化传播语言差异理论要研究传播发生前传播主体的差异及其原因。上文中只有两个传播主体：赵太后和触龙。二人的差异至少有：君与臣、老政治家与新上台的妇人、骨肉之情为上与国家利益为上并兼顾统治者利益。传播主体存在差异的原因是封建时代君臣关系、性别及性格形成的历史原因。此外传播环境也是特定的：大兵压境，秦急攻之，国家利益和骨肉之情冲突。而且对于双方来说，更具体的是将进行传播实质上会遭到“老妇必唾其面”的恶性结果。这种绝大的差异和特殊恶劣的传播环境决定了将要进行的传播十分困难、危机重重，绝大可能是恶性趋向。其原因是传播双方处于不平等地位，话题既敏感而不可避，立场誓不两立，对触龙来说已有前者之鉴，赵太后已恶相相向。
其次，跨文化传播语言差异理论要研究这些差异对传播产生什么影响，从而使这次传播具备什么基本特点。在这场传播中，触龙处于被动地位。虽说“文死谏武死战”，他总有几种谏的方式选择，如辞职以要挟、正面冲突、劝说等。辞职于国于己都无益而有害，且无济于事；正面冲突有悖于封建伦常，而且有身败名裂的危险，还于事无补；劝说也有三种选择：哀求、讨论、智取，为下中上三策。可以想见前两种选择定会招来“老妇必唾其面”，因此只有智取一途。结论是这些差异对传播的影响是只有唯一一条路可走，传播将没有灵活性可言。这就使这次传播具备智谋特点和戏剧性色彩。
第三，跨文化传播语言差异理论还研究在传播中这些差异对双方的语言的支配影响，特别是双方针对这些差异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语言手段弥补，以追求最佳传播效果。例如在文中，老谋深算的触龙是深明其形势的，始而“入而徐趋，至而自谢”这是他的身势语言，在于创造一个和缓的传播气氛，采用低姿态回答了赵太后的“盛气而揖之”的身势语言。“徐趋”、“自谢”一方面针对了“盛气而揖之”，同时定下君臣之分，并为开口说话铺垫。果然，触龙顾左右而言他、绕山绕水、避实就虚，抱怨身体欠安。这是触龙用求同存异的手段调整前面说到的差异。触龙、赵太后有君臣之分，她敢“必唾其面”也只因为她是君王，于是触龙先弥补这一差异，倚老卖老。君王也是人，何况与触龙有共同之处，都是老人。触龙触发了这一点，于是老头老太太就开始了所有老人常见活动——唠叨。其结果是“太后之色少解”。但劝说者触龙并未“少解”，他不动声色地继续唠叨，但已开始悄悄接近目标，从自己谈到自己的儿子，与上文暗中衔接得很紧。因为前面谈自己的老态就触发了赵太后同病相怜，也谈到她自己的老态，那么，触龙谈自己的“贱息”也必然触发赵太后谈她的公子。但此时赵太后只是“少解”，警惕性并未完全放松，所以触龙仍小心翼翼地从自家说起，过渡得十分巧妙。老年人全部唠叨的范围中，子女是一个津津乐道的永恒主题，何况把骨肉之情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赵太后！真是投其所好。而且作为左师公然要求开后门搞裙带、全无一点廉政无私之状，表现得爱子心甚切，引起赵太后感情共鸣。于是二人愈谈愈投机，终于使“太后笑曰”了，这样，老太太解除了全部戒备心理。但赵太后的笑声还没落地，触龙又进攻了。走一步算三步的触龙用“老臣窃以为媪之爱燕后，贤于长安君”为试探，在传播语言策略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改称“太后”为“媪”（对老年妇女的尊称）缩小了传播空间，表现亲密，强化了传播密度；二是欲擒故纵，表面上装男人马大哈的天真，实际上是在请君入瓮，为下面的说理铺垫和寻找依据。后面的答对就是颇具耐心的老师在给刚开窍的学生上课了。从如何真正的爱子方面一一道来，这时扬言“必唾其面”的赵太后只有“然”、“无有”、“不闻”三句话。最后的结果是：“诺，恣君之所使之。”这场传播中，触龙根据情势，自觉调整改变语言，始而恭，继而敬，再而亲，最后直，分别从缓之以势，动之以情，明之以理，晓之以利四个方面，把“盛气而揖”的赵太后说得心服口服，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从这段传播语言还可以启发我们对传播语言的研究角度。
1.注重传播主体与其传播语言的关系，即注重主体意识的研究、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主体稳定的心理品质和临时情绪与语言的关系。例如，触龙托子的话语从后面他分析如何才是真正的爱子可以看出，这是他的语言策略。
2.注重语言变化与具体场景变化关系、一般场景与特殊场景的差异与语言变化的关系，特别要注意的是具体性，一般社会背景、民族心态、文化氛围经常作为场景因素对传播施加影响。
3.注重语言表达上传播主体年龄、性别、身份等主观差异及其原因。
4.注重语言开端、对接和过渡差异。
5.有声语言以外的语言（身势语、沉默等）运用上的差异。
6.此外还特别注重动态(互动过程)的差异变化。即要在语言传播进行过程中研究传播主体双方语言的变化和单方语言变化的差异及原因。这种变化指向一般有排斥和吸引两种，前者可想象“太后不肯，大臣强谏，太后明谓左右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的情景。
7.最后还要研究利用语言差异的动机、作用的结果。
二、文化模式对语篇模式的影响
在跨文化传播中，由于不同文化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其语篇组织结构也会因文化而异。按照Michael Hoey的说法，英语语篇有三种模式，即“问题—解决”型、“一般—特殊”型、“匹配—比较”型。这是由于英美文化思维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先概括，后细节；先抽象，后具体；先综合，后分析。因此总的说来，英语语篇是线性逻辑演绎型式的。作为低语境文化，英语语篇不太依赖语境，在表达语篇意义时更多地依靠大量的言语编码组成明确而严密的逻辑来进行，从而使读者或听话人“被他人说服”。而汉文化的思维模式是以直觉和迂回式为特点，因此中国人说话、写文章也往往表现出把思想发散出去还要收拢回来，落到原来的起点上，这就使得其文章的段落以螺旋归纳型为主，其思维习惯在书面上的表现形式是迂回曲折。语篇在结构上习惯于旁及，常常避开主题，由远及近，往往把要表述的主要内容或关键问题留到最后或含而不露，多采用一种逐步达到高潮的方式。作为高语境文化，实际上这种语篇结构并不是有意绕圈子，而是构造言内语境，通过语境的力量使读者或者听话人“被自己说服”。下面一个句子比较典型地表现汉语和英语的语篇区别：
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have governed mylife: longing for lov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
（渴望爱，寻求知识和对人类苦难的深切同情，这是支配我们生活的三种简单而又无比强烈的情感。）
这个英语句子体现了英语思维先总述再展开的一种直线型思维模式和语言表达上的线性逻辑演绎型式。汉语译文切合原文。但在句法结构上作了改变，主位与述位的部分变换，体现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即先分述后总结的中文螺旋归纳式。
卡普兰对于不同文化的思维图示与用英语进行写作时的语篇模式有更加全面的论述。下图是卡普兰对不同文化的思维图示：
Kaplan,Robert.B Caltural Thought Pattem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Langage Learnning.1966(16)
按照卡普兰的说法,以汉语和朝鲜语为母语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迂回曲线型的,因此他们在用英语进行写作时总是绕着主题，用与主题无关的其他观点说明及叙述主题，而不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谈论主题。以英语为母语人的思维方式是直线型的,因此写作时喜欢直接论述主题。以拉丁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为母语的学生,思维方式是折弯型的，他们用英语写作时常常围绕主题，但插入一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句子。以俄语为母语的学生思维也是折弯型的，但多用平行并列的思维方式，他们用英语写作时,许多句子几乎与主题毫无关系,是一些猜想式的平行成分和一些并列成分。以闪米特语(阿拉伯语和希伯莱语)为母语的学生,似乎用各种各样的平行式的思维方式。虽然卡普兰以一些国家学生用英语进行写作来研究，其结论也并不一定很可靠，但文化与语篇存在一定联系得到大家认同。
文化模式对语篇的影响还包括语篇的大小。
跨文化语言传播还注意到不同文化的语篇结构特点。在这方面荷兰学者冯?戴伊克有深入的研究。
三、跨文化语用失误
1983年英国语言学家托马斯在《应用语言学》杂志上发表了《跨文化语用失误》一文，首次使用“语用失误”的概念，并对“语用失误”进行了界定和分类，探讨了一些语用失误的导因。从此“语用失误”这一概念广泛使用，语用失误的研究成为语言的跨文化研究和语用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托马斯把“跨文化”定义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事务。而“语用失误”主要针对传统“语用错误”。托马斯认为语用失误是指“不能理解话语的含义，语用失误可分为语言的语用失误和社会语用失误”。她认为，语用失误现象，就其语言，确切地说，其话语来说并没有错误，而是正确地语言形式没有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而致的错误。托马斯认为,语用失误是跨文化传播失误的重要方面和源头,可解释为“不能理解话语的含义”。她进一步解释说,语用失误不是指听话者因不能在语言层面上理解说话者的话语含义而引起的误解,而是指听话者不能按照说话者的意图辨识说话者话语的言外之力。换句话说,就是当听话者从说话者的话语里所感受的语言力有别于说话者本来的意图时,语用失误就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