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哲学的代表人物（美国1516～1626）
志存高远
弗兰西斯·培根，一个新哲学的代表人物，是出生在一个新世界里的。当时英国已经脱离了封建的欧洲，并且正在变成一个拥有国家教会的民族国家。亨利第八分配修道院土地的政策，是反教皇反僧侣的改革的一个部分。这次改革是由国会中的非僧侣阶层的力量所实行的，结果使大部分的地产由僧侣手中转入非僧侣手中。这种以教会为牺牲的非僧侣权力的增长，也反映在政府方面。
尼古拉·培根，弗兰西斯的父亲，是这些俗家出身的新大臣之一。尼古拉的父亲曾为伯里·圣·爱德蒙资大寺院的僧侣担任过管家。伯里·圣·爱德蒙资大寺院提供给了尼古拉上剑桥大学、研究法律和参加政治的机会。在寺院解散以后，尼古拉把属于他父亲任过管家的那座大寺的几处庄园买下来了。
在弗兰西斯出生前几年，尼古拉已经当了英国的掌玺大臣。他在城里的时候，就住在临河街的约克府。临河街原义就是河岸，这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因为那还不算一条街，也没有一排的房舍把它从泰晤士河岸分开。弗兰西斯就降生在那里。他的母亲叫安尼，为安东尼·科克男爵之女。她是尼古拉的继室，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安东尼比在1561年1月22日降生的弗兰西斯大两岁。这位母亲是当时以学问影响于世的三姊妹之一。她们都长于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也许安尼不懂希伯来文，但是她能用希腊文写信，而且在1564年，弗兰西斯三岁那年，她发表了她对玖埃尔主教以拉丁文所著的《辩解》一文的英译本。这是当时著名的为英国教会辩护的一部书。
安尼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派清教徒，重视对自己两个儿子的教育，除了普通的慈母之爱，更有作为教育者的严格和睿智。她本身就是个出色的语言学家和神学家，因此亲自调教儿子，费尽心血。既要使安东尼和弗朗西斯有渊博的知识、虔诚的信仰，处世待人有进有退，又担心沉湎于学习与思想会损害儿子们宝贵的健康，用心良苦，好在儿子们也颇伶俐乖巧。在这样求知爱智的家中，父母常相唱和，吟诗作文，孩子们则在硕大的图书室里自由阅读，讲述科技进步和人类生活改善的书籍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小弗朗西斯。
虽然体弱多病，培根却自小就有一个“伟大的默想”，要在以后颂扬学术。除了家庭得天独厚的条件以外，也有社会影响的因素。此时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同她的父亲亨利八世一样，对宗教没有兴趣，致力于将英格兰变成最强大的近代国家。世界贸易中心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此时已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沿岸，伊丽莎白以准确无误的先见之明将人民的精力引向海洋，英国人首先步哥伦布后尘来到北美洲，考察和远航活动受到女王的支持，也把英国国旗和女王的光荣传遍全球。伊丽莎白终身未婚，把一生的时间与热情都投入到令英国国库和英国商人的钱袋装满的任何事情中去。她热爱英格兰，珍视头上的英国王冠。英国人因而也热爱她，甚至容忍她有时不合身份的轻佻和作为女性的神经质，她是全英格兰所有成年男子宣誓效忠的对象。她具有对人的敏锐的判断力，英国最忠心耿耿的才智之士为她献计献策，如塞西尔、莱斯特和沃辛厄姆。她的时代也是莎士比亚和本琼森的时代，文学和艺术在戏剧、诗歌中结出累累硕果，女王本人就精通拉丁文、希腊文、法语和意大利语，通晓文艺复兴时代的高雅文化。
当培根还在童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常带他到宫廷里去。他成了女王的宠臣之一。伊丽莎白喜欢他答问时所表现的少年老成的智慧，时常叫他“小掌玺大臣”。他除了进剑桥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道路呢？牛津大学保留了较多的古老传统和浓厚的封建气氛，而当时的非僧侣的新教徒的国家大臣却都是在剑桥大学里造就的。培根在1573年4月入了三一学院，当时青年都很早就入大学。虽然如此，如果他的家庭不是很早就把他培育成熟的话，他是否能在12岁入大学那是令人十分怀疑的。在大学里他终于下定一个重大的决心。但是，更令人惊异的是，当他在1575年圣诞节结束学业时，他离15岁还差1个月。
后来这个决心终于在他的最出名的著作《伟大的复兴》一书中由他赋以最终的形式，可是这时他已经度过了他一生的大部分了。这本书在1620年始行出版，而且甚至在那时也只是片段，还不是全部。不过，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理想。只有在他死后他的文稿逐渐地发表之后，特别是在19世纪很多编辑与评注者相继研究了它们以后，他的主导思想的广度，才大见分晓。
因此，当他上大学并开始研究亚里土多德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以及圣·托马斯的神学时，他就遭到了一种不可避免的幻灭的痛苦。希腊和中古时期的哲学以惊人的巧妙讨论了动词“是”的一切可能的意义，并且十分合逻辑地把他们所承认的存在的一切形式加以分类。“本质”与“偶然性”、“必须的存在”与“偶然的存在”、“必然性”与“可能性”、“内容与形式”、“动因”与“终极原因”，对于这些观念，简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不过现在工业革命接近了，人类希望从地里掘出矿物而用之于各种用途上。在这方面旧逻辑是无能为力的，而毕龄古乔却能帮助人们。他确实晓得如何从地里得到矿物，如何熔炼金属而根据需要把它们变成教堂的钟或是大炮。实践哲学对培根已经有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也就使他对文字的哲学起而强烈反对。
弗兰西斯·培根本人总是坚持说，不要把他的哲学看作是他个人的天才的产物，而要看作是他的时代的产物。因此，当他第一次拟定他的著作的主旨时，他把他的论文定名为《时代最伟大的产儿》。这个著作遗失了，而他的既谦虚又有宏图的书名，清楚地表明，他对于他所生人的世界的性质对他的影响是意识到的，他的志向就是要宣传他的时代的一些需要和希望。
正当培根在法国孜孜不倦地为未来事业打好基础的时候，不幸的消息自海峡对岸传来，培根的父亲尼古拉勋爵弃世。是年，培根刚刚18岁，风华正茂，习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却发现自己不仅丧失了政治上的靠山，更成了再也负担不起奢华生活的穷人，五个兄弟之中只有他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天之骄子的他忽然要面对空前困难的局面。
他住进了葛莱公会，开始加紧法律学习，1582年获得正式律师资格。次年作为汤顿的代表进入国会，其后又连选连任了好几届。他辩才出众，演说简洁生动，锋芒毕露。虽然国会议员没有任何报酬，年轻气盛的培根还是踌蹰满志，充满了大任在肩的慷慨激昂。他敢作敢为，在国会中提倡民权与君权的相互兼顾，甚至还公开反对女王的财政计划。
培根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实在很是自信，同时他自认有比他人优越得多的政治关系。父亲在朝20年，口碑甚好，伊丽莎白总会念及老臣的功业，施恩于后生。何况他的姨父和表弟在伊丽莎白朝中都是炙手可热的红人，母亲安尼夫人也向姐夫代培根求官。培根书信的优雅的文笔和近年乞求的语气体现了他的杰出才能和望眼欲穿的企盼。
宦海沉浮
在女王伊丽莎白统治期间，培根的经历是一个长期的失望者的经历。他曾经指望得到晋升，但没有如愿。
在1589年他获得了御前会议秘书地位的继承权，但这个位置20年没有出缺。1589年以后又几年，他碰到了一个双重挫折。他希望能得到首席检察官的职位，可是在1594年3月他发现寇克得到了这个任命。这使副检察长出缺，可是甚至这个较低一级的职位，也没给培根，而在1595年10月给了托玛斯·弗列明大律师。艾赛克斯就是在这个时期，坚决要送给他的朋友和导师一块在退肯南附近的土地，作为慰藉。不过，当然，价值1800镑的一笔财产，是并不能代替一笔数目大约相等的年收入的，而培根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一笔收入。
到了詹姆士即位的时期，培根想放弃做官生活而致力于著作，但他仍然想获得国王的支持。不过他所求于国王的并不是官职而是对他所计划的哲学改革的赞助。詹姆士本人是很有学问的，因此可以希望他当一位学术界的恩主。不过一位由于自满于传统的学问因而有些学究气的国王，对于创立一种新的哲学以代替旧哲学的提议会发生什么兴趣，这是没有保证的。
为了得到更高的官职，他先是投靠桑末塞伯爵，不久伯爵露出衰像，他如同那在房屋倒塌前就离开的老鼠一样机警，转而扶持后来大红大紫的威里尔兹，即白金汉公爵。这一步棋走得果断而且很有远见，桑末塞伯爵失势后，威里尔兹极为受宠，并对培根的栽培进行了报答。1613年他升任总检查长，1617年，做了他父亲曾经荣任的掌玺大臣，1618年升至权力的顶峰——大法官，并先后受封为维鲁兰男爵和圣奥奉斯子爵，他的年收入从5000镑增至为大法官时的15000镑。天底下还有谁比居高位享美名、君恩在上娇妻入怀的培根更富有、更幸福呢？
巧妇有米自然局面阔绰，1620年1月培根在约克府的家中很高兴地迎来了前来贺寿的朋友们，著名诗人本琼森也以诗为颂，参加和见证了这次盛会。
可是得意之中也该记得为了谋取高位所做的可耻的事，比如昧着良心赞同对无辜横遭猜忌的罗利爵士处以极刑，赞同与西班牙的联盟，允许剥盘人民的各项专卖权法案，听任白金汉公爵滥权干涉司法，等等。当反对的矛头瞄向他的朋友时，他就背弃了朋友的利益，他以实用的目光看待友谊，却自信到不曾想到自己也有被打击而且缺乏援手的那一天。
清算的日子终于来到，1621年詹姆斯一世为了筹集款项，不得不召开国会。国会在培根的死敌科克爵士的鼓动下反对国王的专卖权法案，进而要求改变司法界贿赂公行的黑暗现状，并以曾向当事人索贿的理由，要求弹劾缺乏自律的大法官培根，以图正本清源，走向司法公正。
培根并不否认受贿的事实，但将其归为时代的普遍风气与大胆妄为的仆人自作主张，而且竭力说明受贿的事实并未影响他最后的判决。
培根明白自己只是议会与国王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警告詹姆斯一世“现在打击你的大法官的人，恐怕将来也会这样打击你的王冠”。一语成谶，20多年后詹姆斯的儿子查理一世果然就被送上了断头台。
詹姆斯也有心要帮助培根，希望组成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理这桩案子。但议会拒绝了，国王不愿意与议员们闹得太僵，培根无奈，转而请求国王从中调停，从轻发落。当年春暖花开的五月，上院在只有白金汉公爵反对的情况下，通过了对培根的判决：罚金40000镑，囚禁伦敦塔，永远不得接近宫廷，永远不许进入国会和出任公职。
判决初下，培根还未丧失自信，他说“我是英国50年来最公正的法官”，不过，他也承认，“这是国会200年来最公正的判决”。而且，许多被囚伦敦塔的人最后都重回政坛，例如伊丽莎白的宠臣莱斯特伯爵，培根那亲爱的姨父塞西尔等。政治人物是不可以一时之荣辱来定论的，培根不甘心从此藉藉无闻。
培根被囚两天即获释，罚金也被国王赦免，他也获准可以进入宫廷，只是尽管培根幻想东山再起，而且他出事之后，以前所判决的案件也没有当事人认为不公而要求平反，但不得进入国会和出任公职的禁令却不曾改动，他的政治生涯从此宣告结束。
幸福的家庭生活也结束了。失去了公职，丰厚的收入突然断绝，惯于挥霍的培根总是寅吃卯粮，此时负债累累，妻子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全不顾年过六旬的夫君体弱多病。培根搬回葛莱公会，度过了他生命中清静而成果卓著的最后几年。
培根在这一时期学术成果之多简直是个奇迹。此前他的作品如《论说文集》、《学术的进展》、《新工具》已使他在欧洲学者中享有盛名，下台后五个月就完成了《亨利七世》，同时又开始写《亨利八世》和大不列颠史的纲要等一些政治历史著作，增补《学术的进展》并译作拉丁文。他后悔没有早日回到学术事业中来，身居高位使他没有时间和行动的自由，此时他广泛的百科全书式的兴趣已超出了体力与人生剩余时间所允许的范围。
培根的个性是多方面的，他的天才同样在多个领域流淌，他是法学家和政客，又是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罗素评价他为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和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因此，尽管在伏尔泰的时代培根最知名的一些作品已经完成了为近代哲学大厦搭架子的历史使命，很少有人再读，但仍旧占有永远的重要地位。
培根有这样一种信念，如果要使人们有勇气与进取精神向下一阶段迈进的话，必须先让他们具有一种新的心理状态。他晓得除非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忍受中拉出来，否则的话，他们是既不能改善他们的科学也不能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因为培根深信他是受命于天来传这种新的“道”的人，所以他才以普罗米修斯那篇神话里的令人振奋的先知口吻来发言。这里他还只是把先知的衣钵给我们看了一看，要过了11年之后，他才正式接受了这个衣钵。在《伟大的复兴》一书付印之前，培根把这11年的工夫眼看着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