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中，与乾卦正相对应、同等重要的就是坤卦。
全部由阴爻组成，是所有阴性物质的总代表。《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与乾的刚健相对，柔顺是坤卦最基本的性格。坤是大地的象征，对于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民族来说，中国古人很早就对大地产生了独特而深厚的情感，并从哲学的高度对其生殖功用和柔顺的品质进行了概括：“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彖》）坤卦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宽广能容，宽容向来被视为一种美德，俗话说有容乃大，君子的心地应该像山海一样宽广浩瀚，能够成为世人的依怙；二是敦厚能载，《系辞》说：“劳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古人从大地厚重稳健、载育万物的能力中体悟出任劳任怨、吃苦耐劳、慈悲忍让的德性诉求；三是以柔济刚，坤卦主要是以成就乾阳为己任的，这并不是说坤的地位相对于乾来说比较低下，而是二者在宇宙的无限大化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实现不同的职能。无论在德性修养还是为人处世，刚健有为都要辅之以柔顺的品格与风度，才能收到阴阳相资、刚柔相济的效果。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是古人德性修养的两大基调，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最核心内容。
（3）君子以致命遂志。无论从人的生命还是民族国家的命运来看，和顺美好的状态总是显得那么短暂，艰难困境反而是一种常态。如何清醒地认识困境，摆脱困境，《周易》在困卦中给出了答案。
困掛瘙椢，兑上坎下，泽中无水之象，《困·象》言：“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紧接着升卦，《序卦传》说：“升而不已必困。”困境的出现是由于阴柔掩盖了阳刚，小人压抑了君子，暗影遮挡了光明。困顿和艰难不但是事物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考验一个人德行和毅力的契机，《系辞下》云：“困，德之辨也。”困境是一块试金石，小人遭遇困厄往往悲观失望，一蹶不振，君子处困则动心忍性，愈挫愈勇，激励出前所未有的潜能，于默默静守中坚持正道，以待天时之变。困卦内为险，外为悦，说明了君子即使身处险地，仍然能够安然愉悦地面对。在穷困中，需要注意的是“有言不信”，虽然言之不谬，却难以见信于众人，最好保持沉默。君子处困只要不堕青云之志，贞正坦荡，即使付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结果终将焕然亨通。中国古人以立志为成人成事之本，“志”的主要涵义是心志、意志、志向，有了志，人就会有战胜艰难困苦的信心和勇气。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当中，饱受内忧外患的折磨，但每一次的打击与困厄都会激发出“致命遂志”的人格光辉，使民族精神毅力不倒，中华文明传承不绝。
（4）谦谦君子，随处皆吉。谦卦是《周易》六十四卦当中十分独特的一卦。
下艮为山，上坤为地，地中有山之象，高山屈于卑地之下，止乎内而顺乎外，象征君子内含崇高的德行而不自居，外有柔顺之行而退让自持。谦卦的卦爻词全吉无凶，在六十四卦中绝无仅有，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谦·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从天道、地道、鬼神、人道四个方面，说明了盈不可久，谦则获益的道理。谦卦的卦辞说：“谦，亨，君子有终。”“有终”一方面指谦虚、谦恭、谦卑、谦让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一方面是说，谦虚的美德虽然人人都有，但只有君子能够贯彻始终。谦卦六爻对人道之谦所存在的几种情形做了简要的描述，谈到“谦谦”、“鸣谦”、“劳谦”、“谦”等等，其根本则在于《象传》总结的“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内在修养，君子有虚己之美，能学人所长，对外则顺应天道好谦恶盈的规律，流风所及，使百姓受益。《周易》论谦，既颂扬人的谦谦之德，又强调人应当均安天下，因此并非叫人不讲是非原则，相反，它要求人们以坚决的态度捍卫正义。谦卦的六五、上六两爻都谈到征伐。谦卑之道，虽柔实刚，虽卑实高，遵行谦虚之道，并不是为了谦虚而谦虚，而是顺天应人，伸张正义，为国家天下谋和平。我们可以看到，谦道不但是中华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立国之本和对外交往所奉行的指导原则。
（三）《周易》与和谐政治
《周易》以阴阳哲学为核心的易道来观察解释社会政治领域的问题，形成了一种追求社会整体和谐的政治理想以及一系列服务于这一理想的应用原则。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均十分重视这套学说，用于拨乱反正，克服君主专政体制所造成的危机，变宏观与微观层面的无序为有序，化冲突为和谐，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自秦以后一直奉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这种制度是根据法家的一套理论建立起来的，法家将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置于利害相反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事实证明，对君权的绝对强调并不能给封建统治带来长治久安，《周易》的理论正好可以拿来补正纠偏，《系辞》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周易》把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看成刚柔相济、阴阳配合的统一体，强调君权的相对性而否定其绝对性，运用社会长期积淀的文化道德因素对君权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这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形成了以《周易》，主要是《易传》的和谐思想为主导的传统。虽然这种思想并未否定君权，也没有达到近代民主主义的水平，只能定义为朴素的民本主义，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股与专制主义思想抗衡的强大力量。
《易传》主张推天道以明人事，“一阴一阳之谓道”是适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条总的原则。通过对支配着自然界的和谐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来谋求社会发展领域的和谐与自由，使人际关系能够像天地万物一样调适畅达，各得其所。就天象言，天是最大的阳，象征着君主，起创始、施予、主动和领导的作用；地是最大的阴，象征着臣民，起完成、接受、被动和服从的作用。如果阳得不到阴的辅助，完全孤立，就会一事无成，如果阴得不到阳的领导，散漫无统帅，也难以形成群体。只有双方按其本性互相追求，彼此的需要得到满足，社会政治生活才能产生功能性的协调，得以正常运转。就其形式而言，《周易》的阳尊阴卑阴阳相济说，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秩序及其运作。这种秩序在中国古代社会曾经呈现为君臣、父子、夫妻等封建等级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以新的适应现代人生活习惯的秩序形式出现。社会秩序的良好运作需要其内在成员，不管处于何种地位，协调配合、相辅相成。《周易》为此设计了许多理想的模型，如豫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震上坤下，震为动，坤为顺，刚上而柔下，是刚柔相应之象。对立的两个方面协调一致，刚的行动得到柔的顺从与拥戴，做任何事都能如意。故《彖》解释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周易》所追求的最高政治目标是“太和”。《乾·彖》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乾道即天道，由于乾道刚健中正的变化，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刚柔协调一致，所以万物生成，天下太平。但这种太和境界只是一种有待争取的目标，而并非既成事实，因此需要根据现实处境进行清醒的理性分析，找出动乱的根源，即阴阳的失衡与不安其位，然后进行目的明确的纠偏矫正，以达成社会整体的和谐运转。
《周易》将谦卑的美德贯彻于治民之道，提出了一系列闪耀着民本思想光辉的具体措施。它强调君主应该关心人民生活，推行“损上益下”的惠民政策，建立“不伤财、不害民”的制度，使人们能够安居乐业，如《剥·象》中说：“剥，上以厚下安宅。”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应该用伦理教化的方法，不可使用武力手段；“蛊，君子以振民育德”（《蛊·象》）；“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贲·象》）。居于尊位的君主只有以至诚之心，才能赢得百姓的信任，上下交孚，至诚相感，才能动而无违，得志于天下。中孚卦？瘙椳，就是中心诚信的意思，诚信是国家团结的纽带，取信于民，是一个政府实现政通人和的前提。
《周易》还为社会管理确立了中正之道。在《周易》看来，管理是一种普遍的参与，人人都要“随时变易以从道”。无论处于何种情势，中正都是人们共同的行为准则，应该始终坚持，毫不动摇。如同人卦，离下乾上，六二、九五，既中且正，象征了二人志同道合，以正道通达天下。又如蹇卦，艮下坎上，山上有水，蹇难之象，但是二、三、四、五爻各当其位，各履其正，六二九五，中正应和，为匡济蹇难准备了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周易》为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确立了如下几个原则：一是“刚柔立本”的组织原则，也就是领导职能和办事效能的有机统一；二是“变通趣时”的达变原则，使管理系统能够具有高度的应变能力；三是“圣人成能”的调控原则，强调领导者应发挥顺天应人的调控能力；四是“仁以守位”的用人原则，知人善任，为人才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五是“崇德广业”的领导者自身修养，《系辞》云：“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崇德与广业概括起来就是乾之刚健进取与坤之宽厚博大的统一。
（四）《周易》与传统中医文化
谈《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不能不提到传统中医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两大精华，二者的影响是彼此相互的。自古以来，便有“易医同源”、“易医相通”的说法。从历史上看，“医”作为一种医疗活动，“易”作为一种占卜活动，二者都来源于原始宗教巫术。原始社会的氏族首领一般均兼占卜、行医二职，后来才慢慢有了分工。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成书时间大约在两汉时期，其中有不少引用《周易》的语言，证明了《周易》对中医文化形成的影响。从理论体系来看，易明天道阴阳动静之妙，医明人体阴阳消长之机，二者分别是关于宇宙大系统和人体小系统的学问。在“天人一体”的思想传统中，其内在共同的思维模式是二者得以会通的深层交叉点，故有唐代医药名家孙思邈“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之说。
阴阳学说是《周易》和中医理论共同的基石。《易经》尚未使用“阴阳”的概念，仅以爻、卦的方式表达，到了《易传》，阴阳学说则被明确为“易道”。从《易经》到《易传》是一个阴阳学说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产生于两汉之际的《黄帝内经》主要是借助于《周易》成熟的阴阳理论，将从巫术时代开始积累的零星经验材料整合为较为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黄帝内经》中的阴阳观念大致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代表两种性质相异的物质，如以阴阳升降表示天气的寒温或人体及其功能的调平状态；其二，从阴阳之间动态连接的各种形式探讨天人之间各种规则与非规则的关系，以及人体自身阴阳升降与调平的生理、病理状况和诊疗途径。后一种意思，无疑更为医家所重。医家对阴阳之间的动态连接形式的归结，有的直接从易学中撷取，有的则属医家的发挥与创见。如《素问》中有“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相错，变由生也”的说法，显然有取于易学少阳、少阴、老阳、老阴的“四象”说。明代张介宾据此引申出阴阳互藏与一二同根说，从中医学的角度说明脏腑之中所藏之阴阳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相对存在并互相转化的，这一理论对辩证诊断与施治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被《周易》和中医学采纳的还有传统的五行学说。五行学说以金木水火土等自然界的五种物质之间的生克关系来解释和说明事物的变化和规律，与阴阳学说有着思维模式和理论构架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是阴阳学说的细化与发展。在易学家那里，五行主要用来解释宇宙的生成、卦的属性与爻的生旺休囚。在医家则以五脏为主体配五行，旁及五气、五味、五色、五情、五志、五官等，构成了人体内外转换机制的整体性网络系统。五脏功能呈循环相生和五角交叉相克的并存状态，表现出多功能系统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其中某一环节过于亢盛或衰弱，就会出现相乘或相侮的状况。医家的能动作用在于，准确把握五行结构自然流程的故障部分及其与整体结构的关系，采取适当的措施（补或泻），促进其内在机制正常运作。五行结构的功能模型，为医家提供了一个以整体观为基石的方法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