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可以从宋代对《中庸》进行注解的情况，来了解当时《中庸》研究的情况，在这里我们以卫湜的《礼记集说》为例。《礼记集说》中所集宋代有关《中庸》的注释包括胡瑗、司马光、张载、二程、吕大临、王安石、陆佃、杨时、谢良佐、侯仲良、游酢、朱熹、张栻、晁说之、黄裳、吕祖谦、沈焕、项安世、郭忠孝、谭惟寅、倪思、陆九渊、郑耕老、薛季宣、陈亮、钱时、林光朝、真德秀、于有成、沈清臣、颜元常、陈知柔、奚士达、方慤、周谞等四十余家的解说，由此也足见宋代《中庸》研究之盛。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对《中庸》的内容提出质疑，认为《中庸》所推崇的“自诚明”的“生而知之者”与孔子自称的“非生而知之者”相互抵触，从而认为《中庸》所传之意恐非孔子之学，而为“谬传”。还有王柏对《中庸》作者的质疑，他认为《礼记》中收录的《中庸》篇中，一部分确系子思所作，而另一些部分则出于后人。并认为今本《中庸》原非一个整体，而是由两个原来相互独立的部分编成。他的依据主要是《汉书·艺文志》收载的题录下有《中庸说》两篇，但未注明作者，王柏据此怀疑《中庸》原是所谓《中庸说》两篇，还进一步认为朱熹定本《中庸》篇的重点实际应当在后面，认为传本《中庸》的前二十一章可作为分篇的界标，前面为《中庸》篇，后面为《诚明》篇。全文虽然题为“中庸”，核心部分却是后面的“诚明”。
元代、明代的《中庸》研究仍在进行，不过其重点已转向宋儒的中庸学，此处不赘。
4.清代的《中庸》研究
清代的《中庸》研究，重点之一是对《中庸》作者和成书年代的考证，其中可以崔述为代表。崔述在《洙泗考信录·余录》中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他把《中庸》与《论语》、《孟子》二书相比较，提出《中庸》的三个可疑之处：第一个疑点是，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于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而《中庸》所探讨的却是性、命、天道等微妙高深的问题，与孔、孟之言都不相同。第二个疑点是，《论语》的文风简单明了，《孟子》的文章虽然繁复但也说理透彻。《论语》有孔子、曾子门人所记的内容，而孔子、曾子门人正与子思同时，为何唯独《中庸》深奥晦涩，这样的特点与《论语》相差很大，在说理的明白透彻上也比不上《孟子》。第三个疑点是，“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于《孟子》，只是文字上有细微的差别，有的人认为这是子思传给孟子的言论。但是孔子、子思的言论很多，为何孟子单单传述这段话呢？况且孟子在传述孔子的言论时都会说“孔子曰”，所以这段话不应当是孟子掠取《中庸》而作为自己的言论。从这三个疑点出发，崔氏提出：“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盖子思以后，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托之于子思，或传之久而误以为是子思也。其中名言伟论，盖皆孔子子思相传之言，其或过于高深，及语有可以议者，则其所旁采而私益之者也。”（崔述《洙泗考信余录》，见《崔东壁遗书》）袁枚、俞樾等人根据《中庸》中“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语，也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而是成书于秦统一以后，甚至成书于西汉时期。
这一时期对《中庸》思想的研究，可以王夫之为代表。王夫之在其《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等著作中对《中庸》进行了阐发，并形成了自己的中庸观，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中庸思想，主要表现在：
一是从认知理性进路出发，对“中”进行了重新的界定。王夫之反对朱熹以“不偏不倚”解释“中”，他区分了“中”与“空”，“空”是“无所偏，无所倚”，也可称为“不偏不倚”，但中不是空，不是无善无恶，所以不能简单地以“不偏不倚”解释“中”，只有先确定了一个“中”的承担者，才能说有所谓偏倚。这种认知理性进路，淡化了中庸道德的形上学品格，而凸显了感性生命实体；王夫之还强调“中”的本体论意义，认为“中”是性中固有之理，是情之所生的根源和根据，而且这个“中”充塞宇宙，具有本体的意义。
二是从考据学和义理学出发，引《尚书》、《庄子》、《说文》诸书，对“庸”进行了新的解释，他反对朱熹和二程关于“庸”为“平常”和“不易”的解释，而认为在先秦典籍中，“庸”一直作“用”解，故“中庸”乃“中之用”之意，使“中庸”具有了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三是反对宋儒以“无过不及”解“中庸”，认为孔子所说的“过犹不及”只是勉励“贤者俯而就”，敦促“不肖者企而及”，以之解“中庸”则是对孔子原意的歪曲。他也反对宋儒将中庸理解为“折两头而取中之义”，认为“中庸”不是与“过”、“不及”并列为三的，不是过与不及的折中。进而他以体用解释“中庸”，以“中”为体，以“庸”为用，不仅“中和”之“中”是体，而且“时中”之“中”也是体，而凡是可以措之于民用的实践都是用。以此解释“中庸”，则克服了宋儒形而上学的缺陷，使其中庸观充满着辩证的思想。
四是抛弃了宋儒以伦理本位阐发中庸大旨的陈腐习气，转而从道德形上学之道与道德实践的外王事业合一的角度阐发中庸大旨，突出了“中庸”本天德、成王道的重要旨趣。如他说：“存之为诚，成之为知仁勇，发之为言行动，施之以礼乐刑政。于是功化之极，与天地合德，而民物受治焉。起内外合一之至德，名之曰中庸。”（《四书训义》，见《传山全书》）又说：“《中庸》一篇，无不缘本乎德而以成乎道，则以中之为德本天德，而用之为道成王道，天德、王道一以贯之。”（《读四书大全说》）（参见彭传华：《推故而别致其新——浅议王夫之的〈中庸〉观》，载《船山学刊》2007年第2期）。
5.近现代《中庸》研究
近现代的《中庸》研究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中庸》作者的考证。这仍然是近现代中庸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宋代王柏之说仍然影响了近现代对《中庸》作者的看法，蒋伯潜就极为赞同王柏之说，他根据《中庸》各部分的语言特征断定：“故以文体衡之，《中庸》殆非一人所撰，且各段成书之先后，至不一律也。”（蒋伯潜：《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33—334页）冯友兰也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他的根据是《中庸》所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是秦朝统一以后的景象，《中庸》所论命、性、诚、明诸点，也都比孟轲所讲得更为详细，似乎是孟轲思想的发挥，并由此推断可能是秦汉时期的儒者所作。他又进而将《中庸》篇分为三个部分，“中段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道前定则小穷’，多言人事，似就孔子之学说加以发挥，其文体亦大概为记言体裁。由此一点推测，则此中段似为子思原来所作之《中庸》，即《汉书·艺文志》儒家中之《子思》二十三篇之类。首末二段，乃后来儒者所加，即《汉书·艺文志》‘凡礼十三家’中之《中庸说》二篇之类也。‘今天下，车同轨’等言，皆在后段，更可见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447—448页）
张岱年也认为《中庸》中有些内容是后人增加的，如“载华岳而不重”，“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似为秦统一之后的社会状况，系秦后所加，但其大部分还是子思的著作。徐复观认为：“今日之《中庸》，原系分为两篇。上篇可以推定出于子思，其中或也杂有他的门人的话。下篇则是上篇思想的发展。它系出于子思之门人，即将现《中庸》编定成书之人。”（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91页）而现在见到的《中庸》定书之人则应在孟子之前。并指出《中庸》内容中：上篇“主要是解决孔子的实践性的伦常之教，和性天道的关系”（同上书，第97页），下篇“是以诚的观念为中心而展开的”（同上书，第131页）。
也有学者认为后人所见的《中庸》篇系晚出，至少是在《孟子》之后才成书。如钱穆、劳思光、唐君毅、牟宗三等均从思想史角度对《中庸》成书于秦汉之际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庸》既是对孔孟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儒道混合、儒家会通和回应道家以及阴阳家思想、儒家形上本体的大成。
孙以楷认为《中庸》既非子思所著，亦非秦汉之际儒者所为，成篇不会太晚，但当是《孟子》稍后思孟一派儒者所撰而托名于子思。
近年来，随着对新的出土文献进行的研究，对《中庸》的考据研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郭沂和梁涛两位学者的观点。郭沂对《礼记》的性质与成书进行了考察，并对照《论语》与《中庸》的文本特点，结合语义、语用及思想发展等进行分析，指出今本《中庸》除了汉代杂入的文献之外，由两部分组成，以孔子语单独成章的是第一部分，大致为《记》或者说是原始《论语》的佚文，其余是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才是子思所作的《中庸》，其中的孔子语应看作是原书所引。（见郭沂：《中庸成书辨正》，载《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而梁涛则根据对郭店竹简的讨论及历史上各家争论的分析，并对照《中庸》文本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今本《中庸》应包括两部分，第二章至第二十章上半部分是子思所作的《中庸》，第一章及第二十章下半部分则是子思的另一篇作品《诚明》。这两部分在文体、思想上存在着较大差别，《诚明》主要影响了孟子，而《中庸》则影响了荀子，二者被编成一篇系后来事情。（梁涛：《郭店竹简与〈中庸〉公案》，载《台大历史学报》2000年第25期）
针对上述种种观点，杨朝明结合郭店竹简和上海博物馆竹简所反映的一些情况，认为在不排除后人有增饰的可能之下，《中庸》出于子思及其门人之手，或部分出自子思及其门人之手是经得起推敲的评判，并进而推断，“诚明”部分似应是子思的原创，而多言中庸的“子曰”部分极可能是子思及其门人所记的孔子之语。（见杨朝明：《中庸成书问题新探》，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对于《中庸》作者的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这一研究仍将进行下去。
二是对《中庸》思想的研究，涉及到对《中庸》的道德修养论、《中庸》的哲学思想、《中庸》的“诚”的思想等方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梁伟弦《〈中庸〉的道德修养论》、刘道岭《〈中庸〉的哲学思想》、刘光育《〈中庸〉思想研究》、李坎和刘娉《〈中庸〉论“诚”》、张洪波《〈中庸〉之“诚”范畴考辨》、宿茹萍《“中庸”哲学方法论辨析》、沈艳华《〈中庸〉的主题、脉络及其现代意义》等。
三是对宋代《中庸》学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一是对《四书》的整体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朱熹《四书集注》的研究，主要著作有：邱汉生《四书集注鉴论》、陆建邱《四书集注与南宋四书学》、顾歆艺《四书章句集注研究》等；二是单独对宋代《中庸》学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成果有王晓薇的博士论文《宋代〈中庸〉学研究》。该论文首先介绍了《中庸》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中庸》的主要内容，以及在宋代之前的研究状况；主体部分则分三个阶段（即宋学形成阶段、发展阶段、演化阶段），对宋代的《中庸》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在内容上则具体阐述了宋学初期的释智圆、释契嵩、晁迥，宋学发展时期的司马光、二程、苏轼，宋学演变期的杨时、朱熹、叶适等人的《中庸》研究；最后则分析了程朱理学派《四书》学的影响。
除此之外，对于《中庸》现代价值的研究也在进行。
三《中庸》与中国文化
《中庸》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庸》的诚的思想、性命思想、形上思维模式等直接成为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础，最终使宋儒建立了自己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使儒学走向了成熟形态；二是由《中庸》所阐发的“中和”思想，对中国古代的艺术、建筑、医学等方面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中庸》与宋明理学
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是儒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时期，而《中庸》则上承先秦儒学，下启宋明理学，在儒学的传承中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中庸》阐发的性命道德之学，是对先秦儒学罕言性与天命的突破与创新，直接制约了其后儒学发展的方向，为宋明理学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渊源。就《中庸》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理学家利用《中庸》作为孔门心传的道统，树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增强了与佛道抗衡的能力。佛教禅宗认为它们自身有一个“以心传心”的心法，历代禅师一脉相传，从而形成了一个世传法系。为了说明儒学本身的一脉相传，韩愈首先制造了一个儒家的道统，其后李翱将《中庸》的作者子思加入到孔子与孟子之间。之后二程、朱熹均对此进行了宣扬，朱熹认为《中庸》一书的思想是子思直接得自于孔子的，而孔子的思想则是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来，至宋代则二程承接了这一传统。拥有了这样一个源远流长的儒学传统，儒学便拥有了足以与佛教法统相抗衡的正统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