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子》与中国文化
《老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与影响，也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一个伟大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既要有来自源头的清流活水，也要吸纳百川，汇聚众流。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老子》作为道家经典，在继承上古文化、整合传统文化、融通外来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老子》在承继上古文化方面有重要的贡献。《老子》中既有的母系氏族宗教文化的影响，也体现了早熟的农业文明对自然创生伟力与宇宙大化流行的理性体认。
“道生万物”的观念与母系社会生殖崇拜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高亨先生曾将老子的“道”诠释为“宇宙的母力”，认为“道”是老子对宇宙的创生力量的概括。（参见高亨《老子正诂》之“老子通说”）我们看到，在《老子》中，道为“天地之始”（《老子》一章），“可以为天下母”（《老子》二十五章），道生万物，德畜养万物，万物“遵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老子还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及“玄牝”象征道所具有的超然的创生力。玄者，深远之义。玄牝象征着深远的、看不见的创生万物的生殖器官。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表现出母系氏族宗教文化的影响。
老子说：“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三十四章）又说：“道常无为而不为。”（《老子》三十七章）这个创生万物（无不为）而又不主宰万物（无为）的道即是老子对大自然无私的创生性的体认。“道法自然”是道家的核心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所谓“道法自然”，是指道以自己的本然为依据，以它内在原因决定自身的存在和运动，而不必靠外在其他的原因，这实际上是对天道的自然运行变化和大自然长养万物的无目的性的领悟与概括。
《老子》在整和传统文化、融通外来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先秦时期，《老子》所具有的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和辩证开放的理论品格，使得其形上哲学常常被各家学说加以吸收和借鉴，以作为自己的形上智慧的源泉，促进自身理论的提高和完善。以先秦秦汉的黄老道家为例，黄老道家以道论法、道法结合，实际上是以道家之“道”为法家之“术”提供形上根据和理论指导。司马谈概括黄老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准确地把握了黄老道家以老子自然无为的“道”作为根本，因时、因物、因事之变化而运用法家之术的特征。两汉时期黄老道与道教的发展，也无不是以注解《老子》的形式通过向性命炼养与宗教化方向的发展而融合民间方术与信仰。
《老子》对外来文化的融通作用，生动地体现在魏晋玄学与佛教般若学、老子道家与佛教禅学的交涉之中。
中土对佛教般若学的接受肇端于东汉支娄迦谶般若类经典的译介，如《道行般若经》等。由于早期《般若经》的各个译本译理未尽，而系统阐发般若性空思想的“三论”又未译出，因此，人们广泛使用了汉魏以来的“格义”等方法来探究般若空义。所谓“格义”，就是用原本中国的思想和概念，通过比拟来解释佛教教义。这一时期，老庄玄学盛行，在“格义”时就免不了以老庄玄学来比附佛学，常常玄佛互证，以“无”谈“空”，“涅槃”、“本无”，遥相符契，从而使般若学打上了玄学的烙印。魏晋玄学通过注解《老子》而谈无说有，实际上成为接引佛教般若学的理论桥梁。
《老子》思想对中国佛教禅学演进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考诸禅宗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老子道家的影响皆留下了清晰的痕迹。达摩禅以“与道冥符，寂然无为”为最高境界，强调安心无为、随缘而行，慧可与僧璨倡身佛不二、自然逍遥，皆表现出中国老庄道家自然无为、任性逍遥的意境。四祖道信之下旁出的法融牛头宗，融庄玄般若与禅为一体，被一些教内外学者称为“玄学化的牛头禅”，其根本思想是“心境本寂、绝观忘守”，并在此基础上强调无心合道，忘情为修。慧能南宗进一步发展了达摩系禅法安心无为、随缘而行的思想与修行方法，将老庄道家的自然主义人生态度融为自己禅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表现出显著的中国化特征。唐、五代以后，以“五家七宗”为主流的后期禅宗，则表现出明显的老庄化倾向。后期禅宗所言“佛性”，主要指恒常遍在之“真心”，此“真心”遍及一切万物，因此主张“无情有性”，“万类之中，个个是佛”，与老庄的“道无所不在”的思想相通；其修行方法上主张无修无证，提倡随缘任运，纯任自然，不加造作，与老子所强调的“自然无为”更是如出一辙。应该说，《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其所推举的自然主义人生态度对中国禅学发展影响深刻，这也是禅宗能够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的原因之一。
《老子》的形上探索与哲学创造，构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与主干之一。
先秦是中国哲学产生和成长期，也是传统哲学主干的形成期，经过百家争鸣，儒道哲学脱颖而出，成为哲学的主干。正如《列子·九流》所说：“道者玄化之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秦汉魏晋是儒道二家哲学主干地位确立和巩固的时期，儒学定为一尊和道家黄老之学、玄学蔚为时代思潮是这一期的基本特征。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老子》经典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正是《老子》玄远的形上探求与多元一体的思想体系，为道家哲学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后学的多方面诠释和发展提供了空间。对道家哲学与构成传统哲学主干的儒家哲学的比较，能够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哲学的特质和在传统哲学中的主干地位。儒家荀子批评道家“蔽于天而不知人”，其实道家并不是仅仅推阐自然天道而不关心人道。道家是立天道以明人道、以人道来合天道之自然，其哲学关注于宇宙本原和万物本体的探索，具有一定的自然哲学的色彩，道家对社会人生的关怀有着浓厚的自然主义倾向。《老子》标举自然之“道”，提出对宇宙万物生成和运动规律的理性解说，彻底突破了上古三代对宗教神秘主义的迷狂，满足了人们希望对自然、社会的存在与演进做出理性解释的需要。道家的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作为重要的精神财富，影响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
《老子》的重要贡献，还在于开启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维度。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其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人文精神。道家对人生的认识始于老子。老子认为，人与宇宙、天地一样，都是道的产物，其本性法道之自然无为。老子又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老子》十三章）“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于死地，亦十有三。”（《老子》五十章）老子对人生充满了深深的忧患意识，提出了生命关怀之道：效法自然，返璞归真，回归人的真实和自由的本性；贵身防患，治身养性，以保有现实生命的存在。如果说儒家伦理主义的人文关怀表现出积极入世的特征，那么老子道家从自然主义出发的人文关怀，所表现出的超世而不离世、顺化而不随俗的独特品格，足以成为传统人文精神的另一个基本维度。从文化的历史发展角度看，道家追求个性自由和精神超越的人文关怀，与儒家追求伦理之善和外王事功的人文关怀曾互补而发挥作用，拓展了传统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影响到个体的行为方式和深层人格模式的建构。“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儒道兼宗成为一般士人的人格理想和行为指南，构成了传统中国士人最为普遍和稳固的文化心理。《老子》为实现生命与人生关怀而提出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理念与政治活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老子》还表现出世界性的文化影响力，展现出独特的现代价值和魅力。
《老子》思想很早即影响到日本和韩国。最晚在中国的隋朝时期，《老子》就已经传入日本。奈良朝以前，推古天皇的圣德太子的《御制三经义疏》中，已明确地征引了《老子》。平安朝初期的图书目录中有《老子》注疏著作二十余种。韩国的《老子》研究，有朴世堂的《新注道德经》二卷，著于1680年。法国学者安娜·塞德尔在《西方道教研究史》的“导言”中说：“自从1820年艾贝尔·雷姆塞翻译《道德经》以来，至1977年奥和乐的译本为止，这本书已经被上百次地移译为所有欧洲主要的语言。”我们注意到，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引用的《老子》译文，根据黑格尔自己的注释，正来自雷姆塞的译介，该译本题为《关于老子生平与意见的追述》，英译本《道德经》还不是一个单纯的和完整的《老子》译本。比较可靠的资料表明，西方第一个《老子》译本是1842年巴黎出版的斯坦尼斯拉斯·朱里安的《老子道德经》法文本，第一个德文译本是1870年莱比锡出版的维克多·斯特劳斯的《老子道德经》，最早的英译本是1884年伦敦出版的鲍尔弗的《道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老子也是西方学界最感兴趣的东方哲学家之一。在西方哲学界，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现代哲学家叔本华、海德格尔等，都曾受到老子思想的影响。
在世界文明发展的今天，《老子》的现代价值和意义更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