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江全福在上班时接到了图书馆打来的电话，说他老婆突然发病了，他愣了一下，差点失声叫出一声好。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妻子的癫痫恢复了不规律的发作，好像非洲某个角落才平静没多久，又战火纷飞了。有一天在家里，妻子突然就口吐白沫，身子高难度地旋转了几圈，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江全福连忙打电话叫来她母亲，让她参观一下女儿的形象。江全福本来想说，你看看吧，我娶你女儿是捡了便宜吗？但是这句话太尖刻了，他最后还是没有说出来。
妻子无法预料和控制的发病，让江全福开始为当初的选择付出代价。不过他也认了，同时在暗中寻求补偿，每天晚上到外面吃吃喝喝（请人或被请，酒量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超常规的跨越式的提高），喝好了洗个脚按个摩，有时还找小姐打一炮。那天，江全福带着两个手下到街上检查违章搭盖，检查到水利街的一间卤面店时，发现这家的违章搭盖特别严重，炉灶摆在街面上，旁边还搭了个竹棚作为营业场所。江全福挥着手说，拆掉，拆掉。这时女老板走出来了，江全福一看到她，眼睛就亮了一下。女老板也就三十岁的样子，圆圆的脸上五官长得很生动，胸前鼓起一对饱满的乳房，她带着乡下的腔调对江全福说，这店她刚盘过来几天，本来就是这样搭盖的，能不能宽限几天让她跟原来的店主商量一下怎么处理。江全福一直看着她，觉得这女人怎么也不像开小店的，人长得清楚，说话也有分寸，她至少应该是个乡村教师什么的。江全福把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她害羞似地低下头，用手扯了一下他的胳膊说，领导，请你高抬贵手了。江全福好像吱唔了一下，说先这样，以后再处理。第二天，江全福来到店里叫了一碗卤面，女老板一下认出他，喜气洋洋的，给他多放了几样卤料，还不收他的钱。江全福说，不行，这钱你一定要拿。两个人的手就在那里推了几个来回，江全福觉得她的手软绵绵的，很有一种肉感。最后江全福把钱搁在桌上，转身就走了。第三天，江全福又来了。那天店里没有别的客人，江全福就和女老板亲切地交谈起来，好像老朋友一样无所不谈。他几乎掌握了她的全部信息，原来她还真是当过小学代课教师，后来嫁给一个同村的男人，有一个女儿，这些年来男人迷上了六合彩，把家产全输光了，还要打她，她只好跟他离婚，带着三岁的女儿来到城里开店谋生。她的经历让江全福很同情，她的相貌气质特别是她丰满的乳房让江全福很动情。江全福又来了几次之后，两个人的眼光里就有了质变，有了一种可以意会的默契。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自然而然了，好像一个疔子长熟了就要挤掉一样。江全福把这个叫作阿梅的女人包了下来，给她租了一套房子，每个月再给她800元，叫她把卤面店转让出去，新开一间比较清闲的影碟出租店。江全福每天都会到她那里一趟，不是店里就是家里，时常借口加班、开会或出差，在她家里过夜。
包了阿梅之后，在面对妻子的癫痫发作时，江全福的心里就平衡了。一年多来不露破绽，江全福开始麻痹大意和胆大妄为了，居然有一次带着阿梅和她女儿到客隆隆超市购物，被妻子的大嫂看到了。江全福带着阿梅母女，像一家人似地在超市里幸福地闲逛和采购，其乐融融，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降临。妻子的大嫂一回家就向老公报告了她的惊人发现，妻子的大哥正是马铺公安局的侦察员，立即发挥职业特长，对江全福进行跟踪和调查，第二天就把事情全查清了。于是，某个晚上，江全福被妻子的老妈和大哥堵在了阿梅家的床上，饱受一顿老拳，狼狈不堪地抱头蹲在角落里，一声不敢吭。前副县长现政协副主席终于拍案而起了，江全福就被撤了职。妻子把他告上了法庭，他提出了离婚，副主席让人发话过来，要是他想离婚，将会被法院判处实刑，这样就要坐牢，而且连公职也保不住了。最后关头他还是妥协了，于是他被法院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因为是缓刑，他在城管办的公职保住了，服刑期间每个月还有几百块的基本工资，而所谓的服刑，就是每天心如死水地呆在家里做饭、拖地板、看电视，偶尔还要看老婆的脸色。
一箱啤酒早就喝完了，罗汉城索性叫了两瓶长城干红，没多久也喝完了。江全福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正好是9点45分，他说：“我该回去了。”
“还早啊，不到10点。”罗汉城说。
“我有事，我要回去了。”江全福说。自从出事以来，特别是老婆的大哥对他当头棒喝之后，他开始有点怕老婆了。因为那个当警察的大舅戳着他的鼻头对他说，要是我妹妹再跟我说你一个不是，你就死定了。老婆给他定了个时间，晚上最迟不得超过10点回家，否则立即报告她大哥。
江全福站起身说：“我真要回家了。”
罗汉城打了个酒嗝说：“你回哪个家啊？”
江全福说：“现在还有哪个家？就一个家。”
罗汉城笑了笑，一边提起黑包站起身一边念着顺口溜：“一等男人家中有家，二等男人墙外开花，三等男人到处乱抓，四等男人下班回家。”两个人就往巴台走去。罗汉城说：“晚上我请你。”他掏出钱包，取出几张卡，问巴台里的老板娘说：“你们这边能用什么卡？”
“我们只收现金。”老板娘说。
“怎么不能用卡？都数字化时代了。”罗汉城翻开钱包，又取出几张卡啪地搁在巴台上，“你看，我这边都是卡，我不用现金的，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还用现金？”
江全福挤上前对老板娘说：“我来付吧，多少钱？”
罗汉城叹了一声说：“真是的，马铺还这么落后。”他愤愤不平地把几张卡收进了钱包里，对江全福说，“说好我请你的。”
江全福说：“我请你，也一样。”
两个人走到了饭店门口，江全福很感激地握了握罗汉城的手，说：“谢谢你啊，晚上喝得很爽。”
“改天我们再好好喝。”罗汉城说，“一醉方休，人生难得几回醉啊。”
在他们前面有一伙人也是刚刚吃好出来的，从车棚里推出自行车，偏起腿骑上走了，有个人推着摩托车，发动了几下却发动不了，她求助的眼光向江全福和罗汉城望过来，欣喜地叫了一声：“罗汉城、江……”
两个人一看，原来是他们的老同学汪洁丽。
9、汪洁丽
“怎么是你们啊？刚才你们在几号包厢都没看见，不然也过去敬一杯。”汪洁丽笑盈盈地说。
“小小的马铺就是地理轻，总会遇见熟人。”罗汉城说。
江全福看到汪洁丽有些不自在，他的重婚案不公开审判时，她到庭旁听过，因为她是马铺妇联维权部部长，那天是作为原告的“娘家”代表来旁听的。
“我这车怎么发动不了？来帮我看一下。”汪洁丽对罗汉城招了一下手说。
前几年罗汉城还没辞职下海时，他们经常在政府大院相遇，也算有点交往。
罗汉城走了过来，先关上电门，又随即拧开，试了两下就把摩托车发动起来了。
“还是你行，”汪洁丽骑在车上，两脚撑着地，满脸笑得没了眼睛，“大老板，发大财了吧？”
“多大才算大啊？你说发就发吧。”罗汉城模棱两可地说。
“我先走了。”汪洁丽竖起一只手做了个再见的手势，加大油门往前跑了。
这个盛夏的夜晚没有风，空气像是凝固似地无法流动，令人感觉到很憋闷。
但是摩托车奔跑起来，一股风从耳朵两边掠过，汪洁丽的感觉就爽了许多。
经过解放广场时，汪洁丽看到入口处有几摊的烧烤摊，烟雾缭绕，散发出一阵阵烤肉香，她抽了几下鼻子，放慢了车速，看到阿莲的摊位在最右边的一摊，便开到了她的摊前。
正在炉上烤肉串的阿莲抬头看见是汪洁丽，兴奋地说：“是你啊，汪部长，来来来，你要吃什么我烤给你吃。”
“我不能吃，会上火。”汪洁丽把脚撑在地上，关切地问，“生意还好吧？
他有没有把下半年的抚养费送来了？”
“有有有，”阿莲连连点头说，“都靠你帮忙、撑腰啊，真不知要怎么感谢你才好。”
“别说客气话，那是我应该做的。”汪洁丽说，“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本来就是我们妇联的职责。”
几个月前，这个阿莲来到妇联哭哭啼啼的，诉说前夫的种种不是，把她抛弃后，该给孩子的抚养费一分也不给，她到他的新家去讨钱，被他一扫帚打了出来。
阿莲解开几颗钮扣，露出肩膀上的一大块伤痕，说这就是前夫离婚前虐待她的罪证。汪洁丽在妇联维权部工作了十多年，上门诉苦的妇女同胞见得多了，比阿莲遭遇更惨的不知有多少，但汪洁丽还是愤怒了，只要听到男人对女人的虐待，她总是很愤怒，十多年了她不仅没有麻木，反而条件反射似地变得很敏感，觉得应该愤怒，不能不愤怒。于是她愤怒地习惯地拍了一下桌子，说这个男人太不像话了，我来给你撑腰。对汪洁丽来说，帮阿莲讨回一点公道，这只不过是她十多年来工作中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阿莲烤了一串小龙虾，走过来递到汪洁丽面前，请求地说：“吃吧，你吃，很好吃的。”
“我不吃。”汪洁丽很坚决地说，也不顾阿莲满脸的失望，开车跑了。
很多时候，那些上门投诉的妇女会给她送礼，一些水果几包茶叶或者几盒营养品，她从来不收，她觉得这些女人已经够不幸了，经济状况又不好，她坚决不能收取她们一针一线，只要能够帮助这些不幸的女人惩罚了那些可恶的男人，她心里就比什么都要高兴了。
穿过龙眼街来到了富康路，汪洁丽又放慢了车速，她看到“卫东药店”的灯光招牌在“药”字上面熄了一只灯，“卫东药店”就变成了“卫东约店”。那是她老公程卫东开的药店。她和程卫东中学时就开始谈恋爱了，是当时班级里两对情侣中的一对，高考那年双双落榜，汪洁丽招干进了妇联，而他父亲开了一间“大陆药店”，他就子承父业，接替父亲继续把药店开下去。结婚那年，汪洁丽出了一万块钱把药店重新装修了一遍，并把店名更改为“卫东药店”。
汪洁丽把摩托车停在了卫东药店隔壁的已经关门的小红米店门前，锁好车锁，蹑手蹑脚地向药店走去。她每天晚上来药店，差不多都是这样悄悄地走近药店，然后猛地闯进店里，看看程卫东到底是在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