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曾经是中国最后一家资本系族企业，
在众多资本大佬一一落马的时候，
它却能屹立不败。
从名不见经传到叱咤中国股市，
它成长得无比诡异；
从巅峰直堕落地，
它的衰微也无比诡异。
涌金的一切故事，都源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内在逻辑。
在涌金系故事里，有两大诡异之处，它们都和同一个人有关。
一个被称为“金融奇才”的人，用14年的时间打造出一个庞大的资本系族，其速度之快、崛起之诡异，令人瞠目。然而，当他处于事业巅峰时，却选择了以纵身一跃的方式结束生命。比起那些困坐愁城、难以为继的失陷者，这个结局来得更突然，也更耐人寻味。
魏东和他一手创建的涌金集团—这个中国股市中最后一家“系类家族企业”—到底有着怎样的隐秘故事呢？
更蹊跷的是，一直到我记录这个故事的时候，它仍然没有终结。而且如同镜花水月，许多情节都存在着让人捉摸不透的谜团，或者干脆就是一片空白。值得关注的是，从这些空白之中，我们反而可以读出更深邃的东西。
世家子弟：中国第一代红马甲
1995年的春天，一个来自北京的年轻人正在上海等待自己的机会。这个年轻人名叫魏东，1967年出生在北京，其父魏振雄是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教授，更是中国会计学界的权威人士，门生广布天下。幼年的魏东，便与其哥哥魏锋一同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校园里长大，耳濡目染之下，除了培养出对经济与金融的深厚兴趣，他更结识了相当数目的金融圈精英。这样看起来，如果说中国的金融界存在世家名门，那么魏东显然是最典型的世家子弟。
在大学期间，魏东选择了国民经济管理专业，这个专业在今天已经消失，但在20世纪80年代，它却是最热门的选择之一。出于改革的需要，此专业的培养方向，是为政府的经济部门输送专门人才。而魏东当年的一位同学说：“这个专业什么都学，但什么都学不精，当时叫‘万金油’专业，所谓的专业课、主课无非是当时各学校各专业的整合体。”
由于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万金油”特征，从这个专业毕业的人所从事的行业可谓千差万别，最常见的是进入“体改委”①这一极富时代特色的单位。然而对于出身金融世家的魏东来说，他最钟情的领域自然是金融，毕业之后进入财政系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990年，在沧州市财政局实习了一年之后，魏东被正式分配到财政部，被派往财政部下属的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原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很快又被派到上海证券业务部，从事证券交易员的工作。考虑到此时中国股市刚刚诞生不久，算起来，魏东可以算是中国第一代“红马甲”。②
为许多人所不知的是，魏东供职的这家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实在不是一家普通企业。它成立于1988年，是财政部独资的唯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这家公司的最初形态，是财政部农业财务司的一个内部结算中心。后来它所涉及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领域越来越大，最后竟然成了中国规格、级别最高的国有企业之一。其不仅更名为中国经济开发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经开），其董事长、总经理更由财政部官员直接出任。有了这层背景，中经开投身资本市场，其作风自然表现得异常剽悍勇猛。
作为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上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形成了它的金融圈。日后许多名噪一时的资本大佬，在这一时期都是圈内人士，例如著名的杨百万、朱焕良、仰融等。他们白天去上海证交所倒买倒卖，晚上则回到上海东湖宾馆坐而论道。不过，来自北京的魏东却并不跟他们厮混在一起，他与十多个来自中经开的年轻人形成了一个独往独来的“北京圈”。他们住在交易所旁的上海大厦，每天休市之后就在上海到处闲逛。
多年之后，魏东的同事回忆，在这群年轻人当中，魏东要显得深沉许多，而且处事周到，极富教养，不动声色之间便显露出不凡的气度。当时即有人断言，魏东必然会有大出息，假以时日，他肯定会成为中国资本市场里的特殊角色。
不过，此时的魏东却并没有折腾出太大的动静，一来他只是中经开的一个普通交易员，二来在1990年前后，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其实小得可怜，把深圳和上海两个交易所流通的股票加在一起，也只有区区20只。因此，纵使魏东再有壮志雄心，在当时的环境中也难以找到用武之地。即使是中经开这样树大根深、背景不凡的公司，也要受制于股票市场的规模，不得不涉足期货、信贷、实业投资等多个领域。
但对于魏东而言，这样的经历无疑是极其宝贵的—他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熟悉各种金融产品的运作原理。由于拥有中经开这样的靠山，年轻的魏东一开始就站在了极高的起点上。日后，他财技之娴熟，对资本市场理解之透彻，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一时期的经历和积累。
不过，这个时期的魏东也并非毫无作为，在为中经开担任了几年操盘手之后，他开始在暗地里筹备属于自己的事业。1994年上半年，27岁的魏东成立了北京涌金财经顾问有限公司，公司的业务范围被设定为“投资咨询”，注册资金也少得可怜。在当时已经企业林立的北京商圈中，这家位于保利大厦的小公司纵使背景不凡，也只能在沉默中等待大展身手的机会。
魏东就这样从象牙塔中走了出来，走到了险恶的资本市场当中。他和他那群“北京圈”的年轻人个个抱负不俗，却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既缺资金，又缺战场。不过，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上海黄浦江边的朦胧夜色中，世家子弟魏东很快就将面临一个大事件。当这个大事件到来的时候，大概连魏东自己也没有想到，场面竟然会如此之大。其影响之巨，情形之壮观，形成条件之特殊，不仅空前，而且几乎绝后。
鏖战期市：金融奇才一战成名
现在，暂且按下世家子弟魏东不表，先说一个资格更老、名声更显赫者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绝对称得上是魏东的前辈行尊，却在一件大事上与魏东分别站到了两个阵营里，并且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战。
管金生，这是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名字，如果说中国资本市场曾经存在过巨头，那么他一定是最早获得这一殊荣的人。他统属的万国证券，早在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时，就以三大券商之一的身份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中最早的参与者。在上交所的建设中，其交易规则、设备、交易员的培训，几乎都是由万国证券一手操办的。深沪两地的异地交易也是由万国证券首开。这样看起来，说万国证券是中国股市的缔造者也丝毫不为过。
在管金生的经营下，万国证券成为一家总资产超过12亿元，与国内外200家以上金融机构有合作的超大型证券公司。在一段时间内，万国证券甚至持有国内上市公司70%的A股交易量和几乎全部的B股交易量。
也正因此，管金生获得了一个带有一点枭雄气质的称呼—中国证券教父。受马里奥·普佐那部著名小说《教父》的影响，这个称呼大概包含了双层含义—强大的能量及强悍的行事风格。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证明，管金生把这两层含义都发挥到了极致。
把管金生引入这场大事件的契机，来自于当时的国债期货市场。
用今天的眼光看，国债由政府发行，保证还本付息，拥有最低的风险度与稳定的收益率。其成本之低、流动性之强、可信度之高，算得上名副其实的“金边债券”①，实在是再理想不过的投资手段。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国债的境遇却是完全不同的。
自从1981年首批国债发行后，这种似钱非钱、似票非票，当时人称“国库券”的东西便一直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由于缺乏流通性又采用摊派销售的方式，使得当时的公众认定这是一种“劣质货币”，是一种“不能用的钱”。民众对于国债这种投资产品，并没有表现出热烈欢迎，而是持观望甚至抗拒的冷漠态度。到1992年底，国库券的转让价格已经大大跌破其票面价值，一张百元面值的5年期券，其市场价格只有80余元②。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为了推动国债发行，中国从1992年开始尝试进行国债期货交易。此端口一开，不仅一下子解决了国债出售的问题，还顺带着造出了一个火暴的国债期货市场。其成交量每日剧增，比起如水般温吞的股票市场，自然更能吸引投资者的眼球。在当时的中国金融圈里，最具影响力的人都参与到其中。身为证券市场绝对大佬的管金生，自然不会让万国证券缺席这场资本的饕餮盛宴。
时间行进到1995年1月，当时国债期货市场的最大悬念，是来自于一只代号为“327”的国债。这只发行于1992年的三年期国债，将在1995年6月到期，其9.5%的票面利息加上保值贴补率，可以让持有者的每百元债券到期兑付132元。比起证券市场的起伏难定，这样的回报率不可谓不稳定。然而另一方面，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高达12.24%，加上当时的通货膨胀率，一下子就又将327国债摆在了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上。
基于这样的情况，市场上的普遍看法是，327国债的回报率实在过低。正因为如此，从1995年2月起，市场上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财政部将会再次提高保值补贴率，让327国债在6月份到期的时候能够以148元进行兑付。
面对这样的传闻，在国债市场的绝对主力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处在空方阵营的管金生坚持认为，在当时投资过热的经济大环境下，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就是治理由投资过热引发的通货膨胀。而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政府一不愿意，二无必要这样白白支付巨额的利息，从而让财政压力变得更大。和他并肩作战的辽宁国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国发）集团董事长高岭甚至调侃道：“当时买的是泥饭碗，现在却要还金饭碗，那怎么还得起！”
与万国证券针锋相对的另一阵营，便是以中经开为首、包含了大批江浙私人大户的多方。他们坚持认为传闻属实，其依据就是当时的通货膨胀已成难以抑制之势，保值补贴也一定会继续，因此327国债的兑付价也会水涨船高。于是，中经开从2月份开始便坚持做多，不断推升价位。
依据管金生的判断，万国证券、辽国发等大券商开始大量抛售327国债，以多轮做空的手法操控资本。反过来，几乎全部的散户、中小机构都开始追随着中经开疯狂买入。
当资本市场上的资金严重分流，彼此开始对冲的时候，买与卖就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易行为了。原本对政策预期的差异、对形势估计的不同意见，最终演变成了市场上激烈的资金博弈，一场对赌大战就这样拉开了
帷幕。
让管金生措手不及的是，他这一次压错了宝。据说，中经开及其客户大举做多之后，便派人到北京财政部游说，争取令其作出对多方有利的政策决定。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居然真的公布了这样一个保值补贴政策，宣布327国债将以148.5元兑付。而在此之前，327国债的价格每涨跌1元，在万国证券的账面上就会有高达4亿元的盈亏浮动。消息一经公布，327国债的市场价格就开始暴涨。大批散户与中小机构纷纷开始集体买入。魏东及其家族同样倾其所有，跟风操作。
与欢天喜地的魏东等人相比，管金生的万国证券手中却掌握了大笔的327国债期货合同，这也就意味着，每当有新一轮的买单进入，都会带来市场价格的上涨。在这个关键时刻，价格每上涨1元，都会让管金生的万国证券赔进十多亿元。
于是，被逼到了绝境的管金生终于开始反击。在他的命令之下，万国证券为了将价格重新打落，从当天开盘开始，在市场上不断挂出卖单，力促327国债的价格下挫。而与此同时，在中经开的引领下，做多方也放出大量买单，力图填平万国证券的努力。双方在150元左右的价位上展开拉锯战，上百万元的大单频频出现。事后，曾有专家评论道：“这样激烈的价格绞杀，其程度甚至不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
大概是为这样的惨烈局面所震撼，或是出于保全自身的考虑，在这场大战的紧要关头，管金生的同盟军、一直在327国债上与万国证券联手做空的辽国发突然倒戈，倾其全力改做多头。空头联盟的阵容一下子被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辽国发的临阵倒戈，使得327国债在一分钟内上涨了2元，10分钟后就上涨了3.77元。按照万国证券的持仓量和现行价位，一旦到了交割日期，它就必须拿出高达60亿元的资金。
然而，让后来的评论者们颇有疑惑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这个决定命运的时刻，管金生却只指派了一名下属来负责操作平仓事宜，而多方的临场指挥官、最主要的操盘手却是魏东本人。据说，当时万国证券的操盘手都是刚刚从海外归来的金融专业人士，以他们的专业眼光来看，对手明显要疯狂得多。直到1995年2月23日上午11时，已经回天乏术的下属才不得不告知管金生他们无法平仓，这时管金生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在紧急停盘的要求被上交所拒绝之后，没有退路的管金生，在下午4点火速赶到万国证券总部，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大胆的一次决定—铤而走险放出大量空单，不惜一切代价将价格打回去。
于是，中国证券史上最精彩，同时也是最疯狂的一次操作出现了。在16时22分13秒，也就是距离收盘仅剩7分多钟的时候，万国证券的操作员放出了一单高达50万口①的空单，一下子将价位从151.30元打落到150元。
最精彩的一幕到来了。万国证券的交易员们频繁而持续地抛出大额空单，用连续数个几十万口量级的空单，将价格打落到148元。在当时的北辰交易中心内，看着行情曲线以跳水的弧度下落，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然而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在最后一刻—万国证券竟然以一个730万口的天级巨单狂轰尾市，将最终的收盘价定格在147.5元的位置上。
根据统计，在最后7分47秒的时间内，万国证券一共砸出了1 056万口买单，其面值总额高达2 112亿元。而当日上交所国债期货的总成交额只有8 539亿元，1994年的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也只有5万亿。在这场交易中，有80%的交易都属于万国证券抛空的327国债。
结果一出，几乎所有人都震惊了。按这个结果来计算，整个包括中经开在内的多头联盟都将血本无归，对于魏东这样的做多者来说，可谓在一瞬间从天堂跌入了地狱，这一切只用了8分钟不到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