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寅被人举报就是若干年前的农民起义领导者，朝廷要犯李午、李福达，被缉拿归案，但围绕张寅的身份问题，自地方至朝廷，进行了数十次审讯，结论却大相径庭，几经反复，翻案力度之大历史罕见。李福达案从一个简单的查处谋逆重犯的刑事案件，历经知州、按察使、巡按、都察院及三法司会审，九卿廷审，最后嘉靖皇帝通过改组三法司才得以荒唐结案。嘉靖通过李福达案，再次成功实现了对护礼派的大清洗，台谏诸臣，有敢出来鸣冤的，尽遭戮辱……
“启禀陛下：西北加急奏章称西北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现在，到处都是饥民，乞讨的人像蝗虫一样遍地都是，不时有灾民聚众闹事，请陛下定夺。”十五岁的嘉靖皇帝朱厚熜刚继位不久，宫中太监崔文突然在他面前跪地上奏。
又是饥荒和暴乱！看来要做一个太平天子真难啊！朱厚熜听后呆住了，他心里像一团乱麻，一时间理不出头绪，皱着眉说不出话来。也难怪，作为刚即位的小皇帝，除了儒家经典，年轻的嘉靖对于军事、社会治安、朝廷的礼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农耕生产这些都不懂，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叫他立刻拿出个能解决问题的主意来，真有点难为他。
“陛下，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崔文一见嘉靖皇帝在发呆，就试探地说。
“你讲吧。恕你无罪！”嘉靖皇帝正需要有人给他出主意，就迫不及待地吩咐。
“陛下，这西北大旱，乃玉皇大帝在惩罚人间呢。解决的办法只有在乾清宫等地设立道场，斋戒沐浴，向玉帝祈福，这样天灾才会平息。”崔文振振有词地说。
“既然如此，那你就赶快替朕找个道士来做道场吧。”朱厚熜在湖广安陆州时，父亲兴献王经常带他去道院祈祷，他从小就很相信道教，现在听了崔文的话，马上表示赞同。
“陛下圣明！”崔文见自己的意见被皇上采纳了，心里非常得意。他离开皇宫后，很快就给朱厚熜找了个道士，名叫邵元节。
邵元节生得仙风道骨，朱厚熜一看就认为是天师下界。
邵元节说：“元朝末年，太祖皇帝起兵抗元，当时很多道徒都曾参与，这些道徒在军中传授武功，为我大明江山出了不少力。太祖皇帝听说武当山道士张三丰武功高超，曾下诏派遣三山道士去武当山向张三丰学习真功。永乐初年，太宗皇帝听说张三丰仍在武当山，派朝廷命官带上亲笔诏书和钱物礼品，前往寻访，未见张三丰踪影。太宗皇帝随即下诏，在武当山重建道观。建成后，赐名‘太和太岳山’，并设立官方机构协助守护。自此，武当山道观才名扬四海。”
嘉靖皇帝说：“祖宗如此看中道教，可见道教非常重要。朕决定继承祖宗的遗愿，在宫中斋醮，仙道可愿做道场？”
邵元节听后，兴冲冲地说：“贫道遵旨。”
很快，邵元节就在乾清宫等地设立道场，昼夜斋醮。每次祈祷时，嘉靖皇帝都要向皇天神灵呈奉奏章祝词。这样，嘉靖每天和道士们在皇宫里祷祭，紫禁城成了一个最大的道院。
明朝的皇帝们就是这样的荒唐、荒淫、怠政，以致吏治腐败，土地兼并激烈，民众赋税和徭役的负担十分沉重，广大的贫苦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成化二十年（1484年）九月，山西巡抚叶淇在奏疏中说：“山西连年灾荒，平阳府（今临汾）逃亡五万八千七百余户。其中霍邑（今霍县）、猗氏（今临猗）两县，男女饥死六千七百余口，蒲（今属永济）、解（今属运城）等州，临晋（今属临猗）等县，饿殍盈途，不可数计。父弃其子，夫卖其妻，甚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或者抛弃子女而逃者。”饥寒交迫的广大贫苦农民，为了活命，只好离乡背井，逃往异乡。但也有部分人为了死里求生，铤而走险，聚众起义，与统治者展开斗争。成化年间的财政本已非常困难，朱祐樘即位不久，又逐渐走上了其父走过的荒怠老路，因而弘治朝的国计民生问题也随之日趋严重。由于弘治皇帝朱祐樘生活侈靡，耽于逸乐，怠于政事，同时也由于内外官员的腐败贪残，因而弘治时期的社会经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国家财政困难，库藏空虚；赋役繁重，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朱祐樘不愿放弃奢靡的生活享受，不愿疏远神仙佛老，权贵们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而要使金银珠宝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财政问题，就只有加紧搜刮了。于是，赋重役繁，民穷财尽……在接下来的正德朝，十六年间就发生了三十多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平均每年两次。起义遍及八个省区，即山东、北直隶、江西、广东、广西、湖广、四川和山西。
总之，成化、弘治、正德、嘉靖这几朝都是民生凋敝，到处都是饥饿的流民，大规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
山西代州崞县（今属山西原平市）人李福达就出生、生活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他的祖父叔伯们表面都以传播白莲教为业，实际是在联络民众团结起来反抗朝廷，他的家族在当地有一定的知名度，算是宗教世家。李福达从小饱受祖父熏陶，他承继了家族衣钵，学习了不少宗教理论和技能，也开始收纳教徒。
白莲教自元末明初开始活跃起来。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短暂的全盛时期。元末红巾起义领导人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他们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产生很大影响。明朝的赵全、徐鸿儒也都是白莲教徒。白莲教的势力逐渐遍及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几乎影响半个中国。大小教主经常以传教为名组织地下活动，鼓动百姓起义，形成了不小的影响。所以白莲教三字，在朝廷眼中，几乎是反叛的同义词。后来朱元璋借助白莲教中明教的力量夺取政权之后，在《大明律》中明确取缔“左道邪术”，白莲教从此衰落。
“如今贪官污吏横行，只知鱼肉百姓，芸芸众生沦入万劫不复之地，幸而明王降世，欲济天下苍生，我们当杀死贪官，打开官仓，救济垂死的众生！”
“横竖都是个死，我们反了吧！”弘治二年（1489年）春，山西连年灾害，饥民蜂起，年轻的李福达和叔父李钺看到饿殍千里，家中生计艰难，非常仇恨腐败的明朝朝廷，他们追随白莲教教主王良密谋反明。他们以传教为名，召集教徒五百余人攻打崞县县衙抢粮，结果包括王良、李福达在内的一百二十多人不幸被捕。按照明朝的法律，利用邪教聚众谋逆，首犯应当被绞死，从犯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王良等五十四人被押解至京师处死，李福达、李钺等人则被押赴山丹卫（今甘肃山丹县）充军。
不久，李福达、李钺瞅准机会，逃回了老家，为了避免被人认出，李福达改名叫李午。不幸的是，过了半年多，李福达、李钺又被人举报捉住，再次流放到更远的山海卫（今河北秦皇岛东北）。李福达、李钺不甘心服刑，再次成功逃脱。吸取上一次的教训，这次他们没敢逃回家乡，而是逃到了陕西洛川。
为了谋生，李福达和叔父李钺只得重操旧业。李福达自称弥勒佛转世，在洛川传教招徒。李福达自诩“有天分”，将掌管天下宗教，一时也笼络了不少百姓。当时，以农民、流民和小手工业者为基础的民间宗教，反映出激烈的社会矛盾和人民对苦难的叹息、不满。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到明清以来的农民战争，民间宗教始终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毫不畏惧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严厉查禁与血腥镇压，勇敢地担负着吸引、凝聚、指导下层民众向理想王国不断前进的职能，其对中国社会及意识形态的影响较之儒释道有过之无不及。
李福达和李钺宣扬的弥勒救世思想与弥勒教在当时影响非常大。弥勒救世思想信仰某个净土的存在，以“往生”净土--弥勒所在的兜率天为修行宗旨。它分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弥勒由凡人修行成菩萨果，“上至兜率陀天”。二是弥勒菩萨从兜率天下生阎浮提世，于龙华树下得成佛果，三行法会，救度世人。弥勒救世思想在西晋末年传入中国，首先得到了社会上层的信奉，修造了大量的石雕弥勒佛像，与释迦、观世音的造像数目不相伯仲。在被中国上层社会接受的同时，弥勒救世思想也逐渐世俗化、民间化，与中国道教教义融合，形成了三佛应劫救世的思想观念。所谓三佛应劫救世观念，简单地说，就是指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在不同的时期应世而出，救度尘世间遭受苦难的芸芸众生。其中弥勒佛在末劫之世“降临人间”，行龙华三会，改天换地，救度群氓，以回归彼岸为宗旨。而“劫”指的便是中国道教中的青阳劫、红阳劫和白阳劫三劫。无论是弥勒救世思想自身两个层次的内容，还是与中国道教教义融合后产生的三佛应劫救世思想，这两者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来说都具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普通百姓处于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的穷苦命运，向往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这种迫切要求在现实生活中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很难实现，于是他们就寄希望于有一位像弥勒佛那样能救度他们脱离苦海的人物出现，即使生前不能达成愿望，也希望死后能升入极乐世界。在底层社会，弥勒救世思想启迪了群众追求美好世界的意识，在当时的老百姓生活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正德七年（1512年），李福达门下已经有弥勒教信徒数千人，他们聚众起义，杀伤贪官污吏，席卷鄜州、洛川等地，声势浩大，甚至曾一度攻下战略要地潼关。这一年，洛川黄章乡珊瑚村人邵进禄（民间称“邵蝎子”）笃信李福达传播的弥勒教，聚集教徒，成为首领。十月，邵进禄、李福达等举兵起义，攻破洛川城。知县田济携印逃匿，妻、子都被杀死。邵进禄挥师黄龙山，占据白水、澄城县，四处打击明军和贪官污吏，潼关卫指挥张潜、关健和百户王珍率军镇压，反被杀死。见洛川事业已定，李福达将其委托给邵进禄、李钺管理，自己则回到山西老家传教，发展势力。其后不久，后兵备使者张榆率部镇压，邵进禄、李钺及党羽何蛮汉等被捕杀，并供认李午（李福达）是主谋。李福达在山西得知消息，藏匿于山西徐沟县，为了避免被官府查出身份，改姓更名为张寅。
李福达从洛川回山西时，带了不少金银珠宝，为了取得合法的身份，就向官吏行贿弄了个假户口。
凑巧，徐沟县里知名人士张钺的儿子张宾喜欢结交各方人士，李福达就向其送礼示好，张宾也不问底细，就将改名为张寅的李福达（为使读者不混淆名字，改名张寅后行文中仍称为李福达）归入自家户口，还将其编入张氏家谱。几年后，张钺、张宾先后病死，李福达就继承了张家的家产。
在当时，对于官府来说，由于不知道李福达的去向，也就捉拿不到李福达，众兵搜寻不见，也就罢了。
等到通缉自己的形势放松之后，李福达就携带了财物赶到京师。为长远的安全考虑，李福达决定结交权贵，为自己寻求护身符。他很清楚，如果能在上流社会找到一个靠山，就再也不怕被人追查。活动能力极强的张寅开始寻找自己的靠山。
很快，李福达找到了一个目标：权势熏天的皇亲国戚、武定侯郭勋。
郭勋（？－1542）为明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六世孙。郭氏家族，从郭英起，子孙三代与皇室联姻，是权势显赫的勋臣国戚。郭勋于正德三年（1508年）承袭武定侯爵位，进封翊国公。郭勋历任提督三千营、两广总督、京师左军都督掌团营，主管四郊兴建之事，被授予太保兼太子太傅之衔，并经常代表嘉靖帝行祭祀天地、祖宗之事。至嘉靖十八年（1539年），郭勋编撰《英烈传》为其先祖郭英射死陈友谅之功造势，感染了嘉靖帝，争得了使郭英与徐达、常遇春等六王并列配享朱元璋太庙的殊荣，他自己也被“进翊国公加太师”。至郭勋进国公、加太师时，郭氏家族的地位和权势达到了顶峰，成为权倾朝野、威福莫比的世家贵族。
李福达扮成个算命先生，被郭勋的家人邀入府中为郭勋算命。李福达趁机表演了他的家传绝招“黄白术”，赢得了郭勋的垂青。李福达当场把不值钱的铜、铁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子和白花花的银子，这让郭勋和在场的家人大开眼界。其实，这种“黄白术”就是道家炼丹术的一种，只需在普通的铜、铁上洒上药物，用火煅烧即可，造出来的“黄金”、“白银”中看不中用，而郭勋却把这种炼丹术当成了神通广大的烧炼术。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炼丹家们企图转变铜、铅、锡、汞为黄金、白银的尝试，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但他们最终制取了一系列黄色和银白色的金属，他们称之为“药金”、“药银”（当然，药金、药银并非都是合金，有些是一些化合物的粉末）。遗憾的是那些变炼方法历来属于绝密，仅师徒间以口诀相传，对外则称那些没有神仙风骨的人是无缘得到这种传授的。李福达出身宗教世家，他早已经掌握了黄白术。
嘉靖好神仙，一直寻求长生不死之药，郭勋正想借方术之士媚上固宠，现在知道李福达精通炼丹术、烧炼术，喜不自胜。于是就将李福达引为座上宾，往来频繁，准备将李福达推荐给嘉靖皇帝邀宠。
李福达还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郭勋，他就成了郭勋的岳父。在郭勋的帮助下，李福达的三个儿子大仁、大义、大礼都加入了京师的匠籍。
借着郭勋的声势，李福达还认识了不少宫中的太监，彼此以兄弟相称。赶到朝廷开例时，李福达通过宫中的太监缴纳粟粮，得到了一个“太原卫指挥使”的官职。
这样，经过几番努力，李福达从一个以传教为名的农民起义领导人打入到了上层社会。
嘉靖二年（1523年），李福达的一个从小相熟的代州老乡薛良来到太原。薛良本是一个无赖流氓，他在家乡听说李福达犯罪脱逃，官府一直抓不着他，他如果不是躲避在远方，就一定是死在别处了。薛良这次是到太原探望一个亲戚，偶然在街上闲走，看见一个武官，坐在马上，喝道而来，背后跟随四五个随从。那马上的武官衣冠体面，气宇轩昂，好不威风。
薛良闪在道旁，让武官和随从们先过去，马到跟前时，他猛然一看，那不是自己从小相识的老乡李福达吗？他不由得大吃一惊，想李福达怎么会混到了官职？
这时，他听到那武官与一人正在讲话，细听声音，果然是李福达。但他又不敢相信，心中暗想，这人可能与李福达面目相像，声音相仿。
“前面骑马的，是什么官员？”等到李福达一行人远去了，薛良走到一家铺面前，拱手问道。
“他是太原卫指挥使张老爷，名唤一个寅字。”店家回道。
薛良心中暗想，或者是李福达畏罪改名张寅，在此做官的。如果真是这样，我明天去探望他，不怕他不好好相待，买我不开口，说不定还要发一笔大财哩。
打定主意后，次日起来，吃了早饭，薛良直奔李福达衙内，向门卫拱拱手道：“你老爷在家吗？”
“在家。”门卫回道。
“烦你通报一声，说有故人要见。”薛良道。
门卫问他姓名，薛良道：“你不必问，一会儿你主人见了我，你就知道了。”
门卫疑虑重重地进去禀过了李福达。
“请他进来！”李福达听说故人来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连忙吩咐道。“故人别来无恙！”一见来人是薛良，李福达陡然变色，假作笑容，下阶拱手道。
“听说故人在这里做官，特来相访。”薛良也作揖回道。
于是，李福达就邀请薛良到书房叙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