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几次记忆深刻的写作
毕飞宇
一《祖宗》
《祖宗》于1993年刊发在《钟山》上，实际的写作时间则是1991年。之所以拖了这么久才发表，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处在退稿的阶段，一篇小说辗转好几家刊物是常有的事。
1991年我已经结婚了，住在由教室改版的集体宿舍。因为做教师，我不可能在白天写作。到了夜里十点，宿舍安静下来了，我的太太也睡了，我的工作就开始了。
《祖宗》写的是一位百岁老人死亡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闲聊的时候听来的，我的来自安徽乡村的朋友告诉我，在他的老家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到了一百岁如果还有一口的牙，这个人死了之后就会“成精”，是威胁。
1991年，中国的文学依然很先锋，我也在先锋。先锋最热衷的就是“微言大义”——我立即和一位百岁老人满嘴的牙齿“干”上了。和大部分先锋小说一样，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进入了小说，进入了具体的情境。
但是很不幸，就在百岁老人的生日宴会上，“我们”发现了一件事，老人的牙齿好好的，一个也不缺。这是一个骇人的发现。一家人当即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把老人的牙拔了。牙拔了，老人也死了，然而，不是真的死。等她进入了棺椁之后，她活过来了，她的指甲在抠棺材板。一屋子的人都听见了，谁也不敢说话。吱吱嘎嘎的声音在响。
《祖宗》所关注的当然是愚昧。这愚昧首先是历史观，我们总是怀揣着一种提心吊胆的姿态去面对历史，所以要设防。拔牙也是设防。愚昧的设防一直在杀人。
——还是不要分析自己的作品了吧，我要说的是另一件事，是我写拔牙那个章节。不知道为什么，写这一节的时候我突然害怕了，是恐惧。我感受到了一种十分怪异和十分鬼魅的力量，在深夜两点或三点，恐惧在我的身边摇摇晃晃。我还想说，恐惧是一件很古怪的事，如果恐惧发生在深夜两点或深夜三点，这恐惧会放大，无限放大。我的写字桌就在窗户的下面，就在我越来越恐惧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看见窗户上的玻璃骤然明亮起来，四五条闪闪发光的蛇在玻璃上蠕动——它是闪电。随后，一个巨大的响雷在我的头顶炸开了。回过头来想，这一切在事先也许是有征兆的，我没有留意罢了。巨大的响雷要了我的命，我蹲在了地上，我的灵魂已经出窍了。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太太叫醒，惊慌失措。我太太有些不高兴，她说，响雷你怕什么？响雷我当然不怕，可是，我怕的不是这个。是什么呢？我也说不上来。
在后来的写作岁月里，我再也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件。我想说的是，在具体的写作氛围里头，你是一心一意的，你是全心全意的，你的内心经历了无限复杂的化学反应，你已经不是你了。内心的世界自成体系，饱满，圆润，充满了张力。但是，它往往经不住外在力量的轻轻一击，更何况电闪雷鸣。
在写作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你其实不是人。你能感受到你在日常生活里永远也感受不到的东西，这也是写作的魅力之一。
二《玉秀》
我们家有我们家的规则，在我的写作时间，任何人进来都要先敲门，包括我的太太。就在我写《玉秀》的时候，她忘了。
具体的日子我记不得了，反正是一个下午，那些日子我的写作特别的好——在我写作特别好的时候，我不太饿，因此吃得就少（吃得少，人还容易胖，天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到了这样的时候我的太太就很辛苦，有时候，一顿饭她要为我热好几次，四五次都是有的。就在那个下午，她为我送来了一杯牛奶。也许是为了怕打搅我，她轻手轻脚的，我一点点都没有听到她的动静。
我在写，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电脑，一切都很正常。可是，我觉得身边有东西在蠕动，就在我的左侧。我用余光瞄了一眼，是一只手，还是活的，正一点一点地向我靠近，出于本能，我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也是我的动作太猛、太快，我的太太没有料到这一出，她吓着了，尖叫一声，瘫在了地板上。杯子也被打碎了，地板上白花花的全是牛奶。
一个家里只要有一个作家，这个家往往会很平静。但是，这是假象。他的写作冷不丁地会使一个家面目全非。法国人说，“最难的职业是作家的太太”，此言极是。这是写作最可恨的地方之一。
三《地球上的王家庄》
在闲聊的时候，大部分批评家朋友都愿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是我最好的短篇，不是之一，就是最好的。他们说，这东西有点“神”。我不置可否。我知道，这样的话题当事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听。
终于有一天，一位朋友让我就《地球上的王家庄》写几句“感言”，反正就是创作谈一类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究竟写了什么？我也都记得。可是，有一件事是可笑的——我的哪个作品在哪里写的，哪间屋子，也就是说，写作的过程，我都记得——《地球上的王家庄》我可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为此我做过专门的努力，想啊，想，每一次都失败了。有时候我都怀疑，这个短篇究竟是不是我写的呢——它所关注的问题是我关注的，它的语言风格是我一贯坚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球上的王家庄》肯定是拙作，可是，关于它的写作过程，关于它的写作细节，我怎么就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呢？
《地球上的王家庄》是我写的，我却拿不出一点证据。他是私生子——我喝醉了，和一个姑娘发生了一夜情，她怀上了，生下来了。后来那个姑娘带着孩子来认爹，我死不认账。再后来，法院依据医院的亲子鉴定判定了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我认了，必须的。从此，我对这个孩子就有了特别的愧疚，还有很特别的那种爱。越看越觉得是别人的，越看越觉得是亲生的——我就是想不起他生母的身体。唉。
写作要面对戏剧性，没想到写作自身也有它的戏剧性。好玩得很哪。
四《青衣》
《青衣》我写了二十多天，不到一个月——许多媒体的朋友总喜欢把我说成特别认真的小说家，几乎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我不反对。人家夸我，我反对做什么，我又没毛病。
其实我写作的时候挺“浪”，一高兴就“哗啦哗啦”地。当然，“哗啦”完了，我喜欢放一放，再动一动。这一放、一动就有了好处，看上去不“浪”了，是“闷骚”的那一类。“闷骚”就比较容易和“稳重”挂上钩，最终是“德高望重”的样子。
1999年的年底，我开始写《青衣》，快竣工的时候，春节来了。我只能离开我的电脑，回老家兴化过年。走之前我把返回的车票买好了，是大年初五。老实说，我一天也不想离开我的《青衣》。等春节一过，我在大年初五的晚上就可以坐在我的电脑前面了。一切都很好。
就在大年初五的上午，我的小学、中学的老同学知道我回兴化了，他们约我喝酒。我说，这一次不行了，我的票都买好了，下次吧。我的一位老板朋友大手一挥，“票买好了要什么紧，撕了，回头我让我的司机送！”
喝到下午，我对老板说，我该回南京了，叫你的司机来吧。我的老板朋友笑了，说：“你还真以为我会送你？你起码再留两天，过年嘛，我们再喝两天！”
这个结局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很光火。我把筷子拍在桌面上，说：“你搞什么搞！”站起来就走。
今天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目的只有一个，我要对我的朋友说一声抱歉。我感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有一点你们是不了解的，一个写作的人如果赶上他的好节奏，让他离开作品是很别扭的，他的人在这里，心却不在这里。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被打断的，比方说，做爱。
写作不是做爱，不可能是。可是，在某个特别的阶段，其实也差不了太多——我说这些无非是想告诉我的朋友，我当初对你那样，完全是因为那个青衣。她是你“嫂子”，你“嫂子”要我回去，我又能怎么办呢？
五还是《青衣》
2005年，我遇见了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他告诉我，他喜欢《青衣》。我的自我感觉很好。从外形上看，他不该是文学的爱好者，事实上，他坐过十二年的牢。连这样坐过十二年牢的、五大三粗的人都喜欢《青衣》，我没有理由不乐观，为自己，也为中国的当代文学。
2006年，我有机会去江苏的几家监狱访问。在苏州监狱访问期间，我知道了，监狱里的监管极其严格，但是，他们有机会读书，尤其是当代的文学杂志。一位“前书记”说，在监狱里三年了，他读的小说比他前面的五十多年都要多。“前书记”亲切地告诉我们：“很高兴。我对你们很了解咧！”
写下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说这样的一句话：
中国的监狱为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特此感谢，特此祝贺。
六《推拿》
因为写了《推拿》，我在盲人朋友那里多了一些人缘。他们有重要的事情时常会想起我。
就在去年，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盲人朋友打来的。他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他是盲人，他的新娘子也是盲人，全盲。
我很荣幸地做了他们的证婚人。在交换信物的这个环节，新郎拿出了一只钻戒。新郎给新娘戴上钻戒的时候用非常文学化的语言介绍了钻石，比方说，它的闪亮，它的剔透，它的纯洁，它的坚硬。我站在他们的身边，十分希望新娘能感受到这些词，闪亮，还有剔透。她配得上这些最美好的词汇。可是，我不知道新娘子能不能懂得，我很着急，也不方便问。
在《推拿》当中，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去描绘盲人朋友对“美”的渴望与不解。那是一个让我十分伤神的段落。“美”这个东西对视觉的要求太高了，如果我是一个盲人，我想我会被“美”逼疯。说实在的，在证婚的现场，我很快乐，却也有点说不出来路的心酸。我知道这是一种多余的情绪，我很快就赶走了它们。
新娘子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样东西，然后向主持人要话筒。新娘子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穷”，新娘子说，“我没有钱买珍贵的东西”。新娘子说：“我用我的头发编了一个戒指。”新娘子最后说，“用头发编戒指是很难的，我就告诉我自己，再难我也要把它编好。半年了，我一直在为我们的婚礼作准备。”
头发是细的，滑的，用头发去编织一只戒指，它的难度究竟有多大，我想不出来。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作准备”。
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动人？我想说，是一个女孩子“作准备”。它深邃、神秘，伴随着不可思议的内心纵深。我想说，女性的出发没什么，“准备出发”是迷人的；女人买一只包没什么，“准备”买一只包是迷人的；女性做爱没什么，“准备”做爱是迷人的。生活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作准备”。
由此我们可以看看文化或文明是个什么东西，文化或文明就是准备生、准备死。有人问我，什么是专制，我说，所谓专制，就是千千万万的人为一个人的死作准备。准备的方向不同，文明的方向也就不同。古希腊的文明是“准备生”的文明，古埃及的文明是“准备死”的文明。
一个女孩子在为她的婚礼“作准备”，男人很少这样。男人的准备大概只有两个内容，一，花多少钱；二，请什么人。这其实不是“作准备”。“作准备”往往不是闪亮的，剔透的，很难量化。相反，它暧昧，含混，没有绝对的把握，它是犹豫的。活到四十六岁，我终于知道了，人生最美好的滋味都在犹豫里头。
2.闲话毕飞宇
潘向黎
对毕飞宇最初的印象，不能简单地说好不好，但是他基本上被我划归“不会成为朋友”之列。可能因为先听见了太多关于他的传言了：人长得如何帅、小说写得如何好、又斩获了多少奖项了……这种人一般都需要拿出十足的谦恭随和、低下去把自己铺成一块地毯，才能“平民愤”。等到见了人，这小子居然是说话直眉瞪眼、一副不好惹的样子。他的“反革命气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余一概不论，以至于后来有个年轻记者很认真地问我：“毕飞宇和照片上一样帅吗？”我迟疑地反问：“他帅吗？”那个记者大受打击，几乎是眼含热泪恨恨而去。我当年就这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会拐弯加没刹车，真是对不起人。
后来小说家毕飞宇反复指出：最烦人家“议论”他的长相——这话应该是真话，不过还是有点“欠扁”，但那是毕飞宇的事——所以我对他长相的不在意，可能是我们“美好友情的开始”（电影《卡萨布兰卡》的台词）。不在意他的长相，当然是在意他的小说了，这一点，有我许多年前写的评论《玉米》的《看败家子毕飞宇请客》为证。他当时读了很开心很得意，在电话里晦涩曲折地表达了这一点，还对几个搞评论的兄弟说：“看看人家，写得多好，把你们都比下去了。”小孩口没遮拦，替我狠狠得罪了好几个评论家。后来法国不知道要出和他有关的什么书，要一篇关于他的评论，他选了我这一篇。
何时第一次见到毕飞宇不记得了，但记得他第一次打电话来。不知道怎么知道我家电话的，也没有自报家门，第一句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事情……”我听了半天，才犹犹豫豫地问：“您是……”他说：“我毕飞宇啊，你听我说。”商量完事、挂了电话我想，这人怎么这样啊？好像我们昨天才见过面、一起谈笑甚欢似的。这人自我感觉怎么能好成这样？真是！后来才明白，他这人就这样，即使他只是南京某家小报的下岗职工，他也会这么我行我素外加适量的无厘头。
他有一次的电话让我记得很清楚。他以一种老前辈、过来人的口气语重心长地说，听说你得了一个奖，啊，不错。这个奖我也得过（我想：我知道，你到底是来祝贺还是来炫耀的）。“过来人”继续说：我说我得过，是想说我知道你现在的感觉。接下来可能会有颁奖典礼啊媒体采访什么的，你要注意你的态度，你晓得吧，这时候你不能不恰当地表现自己的清高，不能说你怎么怎么不在乎（我想：我是那样不知好歹的人吗），且不说这个奖的含金量，这个咱们可以先不说，评这个奖的过程，你晓得吧，有许多人的劳动，编辑、初评委、终评委，人家都很辛苦，最后你们露脸了，人家有什么好处？你至少要对这些人的劳动表示尊重和感谢，所以你大小姐一定不能说错话，那样就不应该，也不体面了。最后他说：当然，主要还是祝贺你。还有，过了这一阵就忘了它吧，好好写东西去。
这番谆谆教诲，还是挺让我感动的。虽然没有达到从此把他当前辈当楷模的程度，但是从此交情明显升温，然后多年保持在三十七度五左右。
毕飞宇说话有几个口头禅，一个是伴随微笑和闭眼睛的“不是，你听我说”。这是他长篇大论的开场白。另一个是“你晓得吧”。用来作句子的“后缀”，或者代替中间的逗号。有一次我整了他一下，大家聊着天，他一个人滔滔不绝，我肚子都饿了，等到他第101次说：“你晓得吧？”我立即答：“我不晓得。”他说：“不是，你听我说。”我说：“我不听，我要吃饭去。”他顿时舌头打了结，好几秒钟后才说：“好，走吧。”
我们见面基本上都是在南京。他常来上海，但几乎每次都不通知我，然后回去后必定打个电话来说：“我去过上海了。”我觉得很奇怪，你要么事先通知我，既然不见面就不用说了。他说觉得是有正事要办，不是找朋友玩的时候，但是还是要说一声。好像也有道理，但是和常人不一样，写小说的人，我也不和他理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