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让我吃惊的一次发现，是安忆被聘为复旦大学客座教授，并要给中文系的学生做个系列讲座，是学生的一项选修科目，她要重点地分析几部世界名著。我不能想象安忆站在讲台前侃侃而谈，不是谈十分钟、二十分钟，是一上午，是连续不断的几个课时，还要讲授整整一学期。虽说认识安忆很久了，可我从来不觉得她还有口才，每逢开会，能不发言的，她总是退让、推脱，必须要说，也总是三言两语，说得又快又短，常常是脸一红一红，红晕未褪，话已结束。几乎没看她有过滔滔不绝的时候，就是和她通电话，她也是急急忙忙把要说的事讲完，便立刻撂电话：那就这样吧。决不拖泥带水。很吝惜话语的安忆，却自告奋勇要给复旦的学生讲一学期的课，她的表现会怎样呢？先是听王周生在电话里激动地告诉我：安忆讲得很棒啊！可我仍然无法对“很棒”具体化。不久，为感受“很棒”，我赶去复旦大学听安忆讲课，坐在第一排，像个好学生，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讲台上的安忆，又让我惊诧了，她这样不慌不忙地娓娓道来，没有重复，没有赘言，一句是一句，讲到重点之处，或交代比较复杂的人物时，她轻盈地一转身，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字，还画出表现人物关系的图表。那天，安忆给大学生分析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在讲解这部小说时，她首先把《简·爱》与《呼啸山庄》进行了比较，这两部小说都是写爱与恨，但安忆的分析是：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没有超出我们一般人的经验之上，而在那个狂风呼啸、不见人迹的山庄里所发生的爱与恨，它是一种永恒的力量，是一种与我们人类对峙的力量，安忆说：我为它命名了一句话。她把那句话一笔一画写到黑板上：“爱情消灭了肉体，同时爱情又化腐朽为神奇。”而在下课铃声响起时，安忆的结束语是：爱情具有心灵的特质，并在现实中可以使心灵超升。虽然，爱情故事很多，但是，能使我们在爱情之上看到神灵之境的，实在不可多得，而《呼啸山庄》是一个。下课了，安忆从容地收拾讲义，像个资深的老教师。印象中，她的讲义是一本黄封面的活页簿。我仍呆呆地坐着，像在打量陌生人。听了这一上午的课，安忆真的让我感到陌生了，我使劲地问自己：她什么时候锻炼出这能力的？那一学期，安忆的这种讲学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复旦大学名副其实地当了一回教授。当这个教授，也是很辛苦的，除了备课的辛苦，还有长途跋涉的辛苦，清早起来赶路，坐21路电车，再换乘5路公共汽车，横穿一个城市。在那个年月，谁都不舍得“打的”，安忆也一样克俭。
写了以上“最吃惊”的发现，我心里仍余音缭绕，总觉得，对“安忆的发现”好像还没写完。而且，“新发现”就是近年的事。
四年前，《长恨歌》一脱稿，安忆便重重地病了一场。看她被疾病折磨得憔悴，我真是心疼。读《长恨歌》，我只感到那些细致到极点的文字，是安忆掰碎的心，对一条弄堂的描写，就用了几万字的笔触，细到对一颗落到地缝里的西瓜籽都不放过。我想，她对这个世界的觉察实在太仔细，她对人情的体察实在太明白，她不病也得病啊。有天下午，她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去陪陪她，我马上赶去。我们说了一会儿话，她累了，躺下了。我坐在床边的一张藤椅上，静静地端详她，她更清瘦了，身体微微蜷曲，显得很孱弱、很无奈的样子，我的心紧得像一张快撑破的纸，我爱莫能助啊，谁能帮得了她的心？但是，每当我的心出现问题的时候，安忆总会及时地拉我一把，有一些情景，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988年夏天，我从北京调来上海工作，心里很空，记忆中，那是个最酷热的夏天。我和儿子一到上海，安忆和李章就请我们在静安寺红都电影院旁边的一家西餐馆吃饭，安忆没说一句安慰的话，但是，和安忆夫妇、儿子团团地围坐在圆桌旁，我空虚的心像突然降落到地面，有了安全感。我和静安寺大概是有缘的，不久，儿子在静安寺的一所小学读书，而安忆的家也在静安寺附近。儿子小学毕业参加升学考，这是儿子成长中的第一个考验，那天，安忆让我等在她家，让儿子中午来她家休息，她给我们做饭，并由李章推着自行车负责接送儿子。一晃，儿子初中毕业考高中了，我们已经搬到了浦东，远远地离开了静安寺，但是，在儿子第三天考试一结束，安忆和李章已经赶到浦东要请请儿子……安忆对朋友的周到和体贴，不仅我有感受，我知道，史铁生的病，让安忆有多牵挂啊。而对待父母，安忆的心更重，买房子、搬家，她第一条原则，就是要离父母家近。
天有不测风云，去年10月，茹志鹃老师匆匆地离开了大家。听到噩耗，我脑子里首先跳出的担心是：这让安忆怎么面对？我和王小鹰捧了一束鲜花立刻去安忆家，一路上都在与小鹰商量：进门后该对安忆说什么最安慰？到安忆家，已经有不少人坐在客厅里，安忆忙着给大家倒水，我不敢抬头看她，只是留心地听她和别人说话，让我惊讶的是，她不哭，很镇定，说话的口气出奇的平缓，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家里坐了这么多朋友，仿佛是凑巧一块儿来做客的。那天，她把父亲接到她家里，在书房里支了床，她对大家说：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如何保护好父亲。她的理性，她现实的态度，竟压倒了如此巨大的悲伤，安忆刻不容缓地为自己确定了最冷静、最切实的做法。
安忆超人的理性又使我惊诧了。她就是这样及时地想到，兢兢业业地做到，每天下午按时回到父亲那里，陪他说说话，陪他吃晚饭，风雨无阻，雷打不动。什么事情都经不住月月做到、天天坚持，可这一年多，安忆像个不旷课的学生，每天来来回回地走，不迟到不早退。她还得这样肩负责任地走下去，她还会这样不辞辛苦地走下去的。
当我发现感情丰富细腻的安忆又如此坚定，如此理性时，我才进一步地感觉到了安忆。
5.她看上去那么沉稳平和——关于王安忆的一点印象
何镇邦
我认同不少熟悉王安忆的朋友一种看法：安忆在创作上颇“不老实”。无论是《小鲍庄》，还是《三恋》，都看得出她在艺术上东奔西突的探索状态，而像《三恋》之属，在人性的开掘上还颇放得开;而她平时言谈举止，却相当沉稳平和，不露锋芒，不像当下有些当红的女作家那样虚荣，那么爱出风头，她老实得有时都有点木讷了。这可以说是王安忆为文与为人的一点不统一之处，也可以说是王安忆的一个特点。
我之读王安忆的作品，大概是从她80年代初发在《北京文学》上的短篇小说《雨，沙沙沙》开始，以后凡是能读到的她的作品，无论是短篇、中篇，还是几部长篇小说，甚至于她在我的母校复旦大学讲台上纵论小说创作的讲稿，我都找来读过。我多半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来品味安忆的作品，故关于她的作品的评论，大概只有前些年应《小说选刊》之约写的关于她的长篇小说《长恨歌》的一篇导读性的评论。而就是这么一篇，通过电话交谈，还得知安忆并未看到。
见到王安忆则是迟至80年代中期的事了。她那时在文坛上已经是颇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了，尤其是富有艺术探索性的中篇小说《小鲍庄》的发表，给她带来颇高的声誉。我那时还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而安忆的母亲茹志鹃大姐则在上海作协主持工作，于是同她在工作上有些往来。有一次到上海出差，茹大姐请我到她家吃饭，王安忆正在家里，还有她弟弟王安桅，她父亲王啸平。在饭后聊天中得知，王啸平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现已划归厦门市管辖)，其父辈到新加坡谋生，他是抗战时期从海外回来参加新四军从事文艺工作的，写过剧本，也写过小说。这么说来，我和王啸平还算是闽南的小同乡了，同安忆也可以算是同乡了。这么一叙，就亲近了一点。记得那天王安忆在家里就像个规规矩矩的中学生，我同茹大姐、王啸平老兄交谈中，她从不插嘴，显得家教颇严。而当我向主人告别返回住所时，茹大姐就吩咐说：“啸平，送送你何老乡去！”于是王啸平送我到弄堂口打的，好像安忆也陪同她父亲一起送了出来。
过了年，我到鲁迅文学院工作。由于当时鲁迅文学院图书馆藏书不多，购书的经费很有限，我同管理图书馆的同志共同出了个主意，发信向鲁迅文学院(包括它的前身文讲所)的校友征集他们的作品，设专柜陈列保存，并供学员借阅。记得给王安忆的征集信还是通过我发去的，我还加了一封短简请她予以支持。这个举措虽然得到鲁院(包括文讲所)校友们的响应，但是真正把作品寄来的却不多。可王安忆却是例外，她收到信后，很快把她的作品寄了一套来，并附来热情洋溢的信。这很使我和鲁院图书馆的管理员感动。安忆1980年文讲所恢复后参加第五期的讲习班，文讲所(鲁院)可以说是她文学道路的一个起点，她对母校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而从送书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安忆的为人。记得我们当时把王安忆的赠书同别的校友寄来的作品郑重地陈列在一个专柜里，未知迄今是否仍安然无恙？
同安忆有较深入的接触和交谈机会是1989年春夏之交时，大概是那年5月底，王安忆带着出远门的行囊住到和鲁院同在一座楼里的中国作协八里庄招待所，说是准备到新加坡去探亲。那时北京的气氛已相当紧张，但我们在招待所她住的房间仍然聊文学，聊上海文坛和她家里的各种情况。过了几天，人所共知的事情发生了，首都机场暂时关闭，王安忆走不成了，也一时回不了上海，索性就住了下来。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样子，我们在八里庄那个小院子里和招待所里，有了较为深入的交谈，当然，参加我们聊天的还有鲁院的一些学生和住在招待所里的别的朋友。这时候，安忆显然是去掉了在她父母跟前的那种拘谨，谈得很自如，也显得颇为快活。
打那以后，十年之间就一直再没有机会见到安忆，只能在她的作品中和有关她零星的信息中了解她的近况。去年茹志鹃大姐病故时，我由于得到消息较晚，也没有发个唁函什么的表示哀悼，后来在一次电话中提及此事并致歉意时，安忆平淡地说，她母亲近几年来身体一直衰弱，她和她的兄弟姊妹们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么一说，想劝她节哀的话也就没有说，只能请她向她父亲转达我的问候。而当我在电话中表示对她的《长恨歌》的好感和较高评价时，她也表现得很平静，她说她的作品总是难以走俏并评上什么奖的。这就是我认识的王安忆，一位在文坛上辛勤耕耘不问收获，不追名逐利的文学“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