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说我不喊你“哥”，我说我为什么要喊你哥？她又说她性格好，像男的，好多人都喊她哥。就为这个？我说我不喊你“哥”，为什么性格好就得变成男的？好东西只有男人才有？我就不喊你哥。我喊你“阿燕”，从她来深圳，我就一直喊到现在。我为什么要改？我们广东人的称呼就是阿什么阿什么。
彭名燕总让人感觉精神爽利，我从没有想到她会累，会停下来。有一天，我们创作室开会，开着开着，她突然说谁有吃的？她要吃点东西，脑袋有点晕……于是，我们都往自己的兜里掏，看看能否掏出点吃的，有的掏出饼干，有的掏出蛋糕。
写到这里，很想说什么？不是和彭名燕一个人说，我们自己和自己说，用我们广东话说，晤好博到尽，也就是说一句老话：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我哥彭名燕
李亚威
我一直叫彭名燕为“哥”。乍听的人直乐。明明彭名燕风韵儒雅，女性味十足，怎能与“哥”字连在一起？
其实叫“哥”起初不是从我开始的，当年血气方刚的男性韩志君（《篱笆·女人·狗》《辘轳·女人·井》等农村三部曲的编剧），聚着炯炯有神的小眼睛说与彭名燕相处，常忘了性别，就胆大包天地叫起哥，随之，既亲昵、又有力度的称呼，我一叫就叫了二十多年，从北方长春叫到了南方深圳。严格地说，是从80年代开始。
80年代，我认识彭名燕的时候，她周围有一大群兄弟姐妹，还外加一些老伯伯、老阿姨、小保姆、修下水道的、织头套的朋友们，那些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把她视为知己，什么话都愿意跟她说，她的眼睛里总能水汪汪地给那些说知心话的朋友们一种理解与同情。跟她在一起不仅有快乐，还有一种安全感。我哥的思想感情是很朴实的，一般说，看她对朋友可以看出她的为人。她对人没有什么界线，从高级官员、外国使者、教授到看门的保安、司机……她都很真诚，她没有浮在面上的、当过演员的那一种小清高。
我哥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的，后来分配到北影演员剧团。她毕业后扮演的角色大多是大家闺秀，琴棋书画的……论天赋，能当演员的人，应具有神来神往的本事，要么一鸣惊人，要么一部戏红遍大江南北。她却例外，她喜欢真正会表演的艺术家，像于洋、葛存壮等，她在电影圈里，对各个行当都充满热情，先试试结构剧本吧！大不了是给自己看着玩玩。那个时期，主旋律大题材的片子充满银幕，她想想自己的优势和最熟悉的生活，干脆写个家庭情感方面的，于是，那个情感戏《白杨树下》就成了她的处女作。
剧本《白杨树下》一脱稿就被北影的巴鸿导演看中了，后来《白杨树下》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她也成了抢手之人。她的剧本创作就再也没停过。《黄山来的姑娘》、《嘿，哥们》、《嘿，姐们儿》等频频出场，不仅给电影厂赚钱，还获了一篮子的奖。我哥内心也很美，这么一试就试出个编剧来了，可见世界上的事就怕有心人。其实，我一贯认为做艺术是要有天赋的，我哥的天赋在于当演员的时期，就显露出她当演员的潜力；写作的时候，她的潜在的能量就体现在写作上。这一点不能不提到她的家庭背景，彭名燕的家，几代都是书香门第，爷爷、外公都是读书人。父亲是最早的清华大学学桥梁建筑的，他当了一辈子的高工，一直工作到七十多岁。
她有两姐一哥，她是家中最小的，虽说全都是各类大学毕业，碰到一切事情，都要听她的。至今仍然如此。可她教育自己的女儿小燕子却不同了。从小燕子生下来，她就不像其他母亲那样有“舔犊”心理。她从小就把小燕子当朋友，小燕子也就“不客气”地把她当朋友，什么都跟她说，有时候干脆叫“彭名燕”。演过黄世仁的陈强有一次从她家门口路过，听到了小燕子的叫，惊异地把斯文秀气的小燕子拉到身旁，语重心长地说，你知道母亲这个称呼有多么神圣和圣洁吗？母亲怀你，养你有多不容易，你还不叫妈……这时小燕子和她的妈都跟着笑了起来。
我哥是一个把什么事都看得很开的人，她还有一个绰号叫马大姐。这个名是《特区文学》的副主编宫瑞华给她起的，有点丢三落四，是我哥的小缺点。丢的最多的是笔、眼镜。后来朋友们走到哪里都会集体帮她想着这两样东西。因为有马大哈所以就叫她马大姐了。
其实我哥的性格是很多人喜欢的，她干什么事情，能做就做，做不成绝不要死要活，她即便痛苦了，也是一会儿的事情，她不喜欢郁闷和独处。那时候，她去长影，给她了最高待遇就是住在小白楼写剧本。小白楼那里，写出过许多著名的剧作家，张辛实、林杉、崔巍、白桦等，“文革”前，有喜的也有冤的。尽管如此，那儿毕竟是作家之家。有希望的剧本和作家，都愿意到那里沾沾风水。我哥不喜欢住在那里，她嫌小白楼的夜晚太静了，没有人气，天天都要失眠，那时候她没有把自己当什么家，写剧本完全是图个愉快。后来她去长影就再也没有去住小白楼。我哥凡事都想自己尽力，不想沾什么光。
音乐是人内心的一股潜流，她不是用语言能表达出来的，但喜欢音乐的人大多具有节奏感和唯美的情结。我哥不仅在剧作中强调节奏和个性的美感，她的感想和散文也充满温情、和善的调侃，她的思想很活跃，没有固定的模式和什么追求目标，但写每一篇都很投入，所以她写一篇是一篇。从她的散文名字，可以看出她表达的心迹。《送我一枝曼陀罗》、《老母八十一朵花》、《我歌我舞》、《温情的眷恋》、《潇洒的诀别》、《牛市》、《为你心跳》、《回眸一笑》、《野鸭子的故事》、《家园》；其中，她的《三笑》获《中华散文》全国散文二等奖，《永生的母亲》获全国企业文化散文征文一等奖，《落地窗》获庆祝深圳建区二十周年散文征文一等奖，《家的变奏》获河南省《人生与伴侣》佳作奖；她的随笔散文等发表在全国刊物上的就约有四十多万字。
有时候人就像谈恋爱一样，第一次恋爱上的那个人，总在你的人生中占有不可磨灭的影子，也许那个瞬间定住了人生的审美和情操。从以上散文随笔的名字中，可以看出我哥的一切都围绕着“家”来构架她的作品灵魂。自她写的处女剧作《白杨树下》后，大多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剧本都是写家庭方面的。如《黄山来的姑娘》、《日耳曼式的结婚》、《嘿，姐儿们》以及《杨门家风》等，她写了形形色色的家庭矛盾，她能从很细微的家庭关系中找到人间的亮点。
其实人间不怕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进步。我哥剧本中所描写的人物都是活灵活现的，她在剧中设置的矛盾和忧伤，常伴着含着眼泪的微笑。她在人物的设置上，大多都会给人以理解与同情，她的很多作品，都表现了好人和好人的冲突，性格的、文化差异的、认识上的……正如著名评论家秦晋先生所说，在彭名燕的小说里，你能感受到生活的变动，它不像有些社会小说将政治经济冲突作为主线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把这种矛盾冲突作为大背景，揭示社会变革与人们生活的普遍联系和对人的思维观念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
在深圳，来自各方面的诱惑是很多的，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如果经不起诱惑的话，像我哥这样的作家，也许会把文学变为实现发展经济的一种手段。我哥不然，面对夜光流盼的闹市，她能写退下来的省委老干部杨正民去山区扶贫……
我哥的生活哲学很简单。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活着的价值就要给人快乐、温暖和关怀。因此，她什么事都用一二三最简单的办法解决，如果感到不适，就要检查自己哪里出了问题，调整和修正。如果一个人不对着镜子照自己的缺点，这个人就算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处处可爱和完善。人生本来就很累了，再给自己加筹码，就太自虐了。尽管说，伟大的艺术家背后都有一层泪水，我哥愿意成为艺术家，但不喜欢泪水。她喜欢喜庆和有着健康心理的人。即便生活中有不健康的人，她的作品也充满健康。
所以我哥在深圳的政衔很多。国务院专家津贴获得者，世界知识女名人（英国剑桥），深圳市第二届、第三届人大代表，深圳市作协副主席，深圳市专家联谊会理事……
我哥的仗义和助人，始终让人有种哥的感觉，如果你寂寞和痛苦，那么要和她在一起，很可能你心中的乌云就会散去。因为她在哪里，哪里就有欢笑；她在哪里，哪里便得童真，她总能给寡淡的日子添上色彩和快乐。
5.彭名燕的魅力
何镇邦
我之认识彭名燕，先是读她的作品，然后才见到其人，并逐渐有了交往。这同认识别的作家过程大致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从读她的作品到见到她本人其间大概有十年左右，可以说相当长。彭名燕原来就住在北京，与我同住在一座城市，但是并不认识。她从影视表演转向文学创作之后，也只是读她的小说。记得她常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的《小说》杂志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我是读到过的。80年代后期，她的一些中短篇小说结集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名为《公关小姐外传》，也曾托人带给我一册，我也读过，但一直见不到她本人。直到90年代初她南下深圳当了深圳市文联的专业作家，写出了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世纪贵族》，并进入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初选作品的行列，我也只是读了作品，未见其人。我曾想，这位从演艺界转入文学创作界的“资深美人”，大概总是有点清高和傲气，是不大容易接近的。
后来，我终于在深圳一个很偶然的场合见到了彭名燕，并从此有了比较经常的交往，甚至成为可以随便说说的“哥儿们”。那是1997年初夏时节，我携患病的儿子到珠海一家医院就医，我也顺便在那儿治病疗养。海天出版社的朋友们得知我在珠海，因此当他们在西丽湖度假村召开出版社的策划会议时，就邀我渡海去参加。就在那个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神交已有十几年的彭名燕。因为有了阅读作品的基础，我们就像老朋友一样聊了起来，毫无陌生之感。因此，当那一年8月中旬我携儿子取道深圳返回北京时，她坚持要宴请我们父子，记得同席的还有一位来自德国的女画家，是她女儿毕小燕的朋友，席间话题更多，也聊得更好。之后，她送我一本刚出版的很别致的游记《日耳曼式的结婚》，记述她飞到德国参加女儿婚礼的经历，趣味盎然。我回到北京之后，不久她也回到北京，邀同其先生毕加昌及女儿小燕来访，并邀我到其刚购置的位于北郊温泉公寓的新居做客，请我们父子吃乡间的家常菜，并馈赠精美的香港月饼（因此时正值中秋前夕）。这么一来一往，我们之间的距离骤然缩短了好多。尤其是她的先生，当年曾在银幕上演过“青年鲁班”的毕加昌，谨慎地驾驶着刚买的欧宝轿车，带我们到温泉公寓去，一路上目不斜视，不敢出声，可是到了家后又颇多幽默风趣之语，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同毕加昌之间也交上了朋友，不仅有所往来，也是可以随便开开玩笑的。
同彭名燕的进一步交往，也可以说对她的进一步了解乃是在她的长篇小说《大腕》加盟于我为海天出版社主编的一套后来流产了的长篇小说丛书“城市狩猎者”，并于1999年秋应邀到深圳参加《大腕》的作品研讨会之后。《大腕》写的是她所熟悉的影视界的各种明星的故事，自然写得得心应手，为与会的朋友提供了很多话题，也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作为作家的彭名燕。当然，这次作品研讨会让我更开眼界，也更深入了解彭名燕的，乃是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她对人的热情和细心。她同别的作家不一样，像这种研讨会，她不是坐享其成者，而是亲自投入会务工作的，从会议的议程到会后的参观活动安排，乃至哪顿饭在哪儿吃，她都是过问并参与筹划安排的，而对于与会的每一位，她都根据她细心的了解给予关心和呵护，使人感受到友谊的温暖。二是她到深圳短短的几年，竟然那么快地打开局面。在她的作品研讨会上，市委领导、文联领导全部出席不说，作为市专业作家的“五朵金花”无一例外全部出席，足见其人缘之好。而从会后安排的参观活动来看，她在深圳各界都有了很靠得住的朋友，他们都诚心诚意地愿意帮助她。这一点更是不简单了。
两年之后的2001年，彭名燕的第一部写高级干部优良作风的长篇新作《杨门家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作无论是选材的角度，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均有新的突破。我很快在《人民日报》和《深圳特区报》发表了评论，并帮她策划了一个新的作品研讨会。是年9月底，当我和一些理论界、评论界的朋友访台途经香港回来，便在深圳稍作逗留，参加这一研讨会。会内会外，我仍然强烈地感受到彭名燕独特的魅力。尤其是在此会开过的两个月之后，我和一些彭名燕也熟悉的朋友应邀再度到深圳参加女作家燕子的“新都市风情系列作品研讨会”，会后彭名燕坚持要请我们吃一顿饭。席间，她与《当代》执行主编常振家相继引吭高歌，虽无卡拉伴唱，只能是清唱，却也唱得相当热烈奔放，歌声此起彼落，让我们度过一个难忘的愉快的夜晚。这是彭名燕多才多艺和热情奔放的一次表现，也从另一个方面认识到她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