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让我意外的是，向黎与人相处时，常会表现出一种与她相貌不符的懂事来（我的意思是，她那个样子就像是个被宠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美女）。说个细节吧。那年开作代会，向黎因为刚刚失去父亲心情不好，到我房间来诉说。我这人不太会安慰人，看她难过无计可施，就拿出一条尚未用过的意大利新丝巾送给她。她很高兴，说正是她特别喜欢的孔雀蓝，还是渐变色。看她情绪转移了，我很宽慰。事情过去就忘了，几个月后的某一天，我接到她短信，说正和朋友在外面喝咖啡，戴了那条我送她的蓝丝巾，朋友夸好看，所以特意告诉我一声。我美滋滋的，感觉这丝巾送得很值啊。过了大半年，又接到她短信，说晚上跟朋友看演出，穿了件旗袍，搭上那条蓝丝巾效果极佳，于是再次来告诉我。后来在苏州开笔会，我见面一看，她胸前飘的正是那条丝巾。这一回我觉得不是值的问题了，而是超值。如果是我，收到礼物，当时谢过之后，就再也想不起来了。
我们在一起开过三次笔会，她在我面前总是以照顾我的姿态出现，关心这关心那，偶尔出个小错，总是很自责。尤其近两年，我是说她父亲去世后，她的这种懂事和善解人意越发地突出了，真让我有些不习惯。就如同她的小说《白水青菜》和《我爱小丸子》，我更喜欢后者一样，我希望她总是快快乐乐的，没心没肺的。那么懂事倒让我有些心疼。
第三个让我意外的是，作为家庭主妇，向黎也当得像模像样：相夫教子、孝敬母亲。最初向黎告诉我她有了儿子后，我还暗暗担心过，想她一个娇小姐怎么当妈啊？没想到八年下来，她当得很好。记得有一次我请她到四川来参加一个活动，她跟我说，很遗憾丈夫最近外出了，她不能出门。“有了儿子后，我跟你妹夫必须像打铁一样，一个铁锤上去，一个铁锤下来。”（后来这比喻也常被我借用，我们家是因为狗狗）。作为老姐，我当然知道教育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日常生活，辅导作业，还有家长会，可向黎都做得很认真，偶尔还向我请教。对母亲她也是很孝顺，逢年过节总是尽可能陪伴。当然，毕竟是个从小受宠的人，辛苦多了也会炫耀一下。今年春节她短信告诉我：这个节日我哪儿也没去玩儿，前三天陪母亲，后四天辅导儿子作业。我就告诉她，我也是这样的，天天在家陪父母。她马上说：“让我们互颁孝女勋章吧。”露出了一点儿娇小姐的尾巴。还有一次她告诉我，上海电视台正在播我的电视剧《春草》：“你妹夫叫我看，让我向春草学习。可是我看了几集就受不了啦，老姐你励志也励志得太狠啦。”
我笑坏了，赶紧安慰她，春草那吃苦的劲儿，在全世界劳动妇女里也属罕见，你学不了不要紧的。
我和向黎通信往来已有十年，大多数是电子邮件，偶尔短信，极少书信。内容嘛，百分之八十是为了稿件，剩下的，就是彼此的关心调侃，彼此的表扬夸赞，偶尔也谈一些对人事的看法。为了写这篇东西，我专门去翻了邮箱，找出一段时间里我们两人相对完整的邮件往来，时间是2007年9月，起因是我给了她一篇散文《艳遇》：
老妹来信(来自向黎)：
我觉得你真是一个女人，对爱情敏感，写起来也特别有感觉。这样很好，不然人类就让人绝望了。
我发现你这篇的主题还是“我在天堂等你”，只不过等的时间特别短。
对了，上次在贵州遇到M，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这个人遇到陌生人也没话说，就说到你，他说你是他的老朋友，而且人很舒服，“没有女作家的那些毛病”。我很不客气地说记不住他的小说，而是喜欢P，哈哈！不过他对你的评价我是认同的。老妹
老姐回复（我的回信）：
难道你对老姐的性别有过怀疑？
原先也听到有人用“舒服”形容我，看来我的确是土白布啊，纯棉啊，50年代的产物啊。不过，M的小说我很喜欢，喜欢他那种叙述感觉。相比之下，P太大众了。俺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夫妻呢。很可惜。
老妹回复：
听见人家夸你，很开心，还有点得意，好像有我什么事似的。不过我认为你内心还有大片不为外界所知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但你的面积比较大。
你是土白布，我争取是泡泡纱，小时候都穿过的。
老姐回复：
泡泡纱很准确！
依然纯棉，但有花头。活泼可爱。
同意启用。
“内心有大片不为外界所知的世界”，也同意。
不是有意不让人知，是没办法……
老妹回复：
一向没有花头啊姐，我比窦娥还冤。
上海今年热死了，不过正好找到理由完全不干活，也不写东西，心情倒有点田园。下次争取杭州见，一起吃饭喝茶！没有花头有姐妹！
回头看看真是挺有趣的。当时的心情都能回忆起来。可惜还有很多闺蜜私房话我找不到了，不是我有意删除的，是时间长了被网络吃掉了。
我们的通信常常让彼此开怀。向黎读到高兴时，还会念给她的父亲听。她父亲是复旦大学著名学者潘旭澜，我没有见过，但因为向黎，我们彼此已经熟悉了。记得有一次向黎写信问我：近日春暖花开，气候宜人，老姐有没有出去旅游，或者谈谈恋爱？我回复说，既没有旅游，也没有谈恋爱，天天在家灰头土脸地写小说。真真是辜负了大好春光啊。
向黎乐死了，就读给她父亲听，著名的复旦教授听后很疑惑地问：山山还没结婚吗？向黎大笑，说这是两回事嘛，我还想谈恋爱呢。父亲更加疑惑了，不解的目光把厚厚的镜片都磨透了。呵呵。
向黎把这事写信告诉我，我也乐死了。是啊，一向严谨的清醒的教授，怎么能明白整日梦呓的女人呢。
每每想到这个细节，我总是很感慨，并且很遗憾，我没能在潘伯伯健在的时候去看他，和他一起聊天，一起品铁观音。我是说过要去的，却没来得及。只能在他走后，送上一篮鲜花。为什么我们总是珍惜不再拥有的日子？为什么我们总是怀想已经逝去的岁月？
在质问了自己之后，我打开邮箱，给老妹写信。
我打算把我们的通信，一直延续到我们真正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姐妹的时候。
3.潘家有女已长成——潘向黎印象
潘凯雄
镇邦老学长嘱我就向黎写点印象记一类的文字，着实令我犯难。于情而言，不能不从；于理而论，又实在不具备下笔的条件。思量再三，最终还是情大于理，毕竟只是写个印象记，终究不是原则问题，最多只是写得不好，丢自己的人而已。于是就有了以下这些硬着头皮挤出来的文字。
先说写不了的那个理儿。我与向黎虽说有那样一种并非正宗的叔侄关系（后来硬被她降辈成兄妹），但她居上海我在北京，一年未必能见一次面，即便通个电话发个短信，也不过寥寥数语区区几字，仅凭这些又如何形成文字上的鲜活印象？
再说不能不从的情。单说一个镇邦老学长之命就很难不从，不仅老学长之身份货真价实，理当从命；而且这老爷子还喜欢“倚老卖老”，从不掩饰自己“以老压小”之“霸道”，若是不从，定是要遭到无休无止的絮叨。何况老爷子所命所写之对象是向黎，更是断了我在情义上拒绝的理由。
记不清初识向黎的具体日子了，但时间定格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叶则是肯定无疑的，那时的向黎是在读高中还是读大学待考，只记得在复旦大学的潘旭澜教授家有两千金：长女向黎，性格开朗活泼，说话频率甚快；次女向蓁则相对内向羞涩得多。记得初识这姐俩的那几年，这老大还能大大方方地从闺房中出来应酬几句，老二则多是探头探脑地躲在闺房的门缝旁向客厅偷偷地看上两眼，时而再扮个鬼脸而已。
第一次对向黎留下深一点的印象是潘老师将她从学校调回家来做饭。那是我刚从复旦毕业被分到北京工作的头几年，一有机会出差到上海就会去潘老师家拜访，“神侃”之余蹭饭一顿是免不了的。尤其是俺这人迄今依然十分“乡土”，出差在外，几天不吃家常饭就会难受不已，仿佛压根儿没吃饭似的，于是每到一地都要建立一个能在家里蹭饭的“根据地”，而上海潘老师家就成了俺蹭饭的最佳据点。那次去上海，照例是与潘老师电话约定第二天上午去他家，待到去了坐定后才发现师母没像往常一样在厨房忙活儿。过了一会儿，向黎从外风风火火地进得家来，潘老师这才淡淡地说：“你不是喜欢在家吃嘛，恰好今天陈淑荣（师母名）上午有事，我就叫向黎回来做饭。”一句话说得我心里既过意不去又暖融融的，那顿饭向黎做了些啥我的确不记得了，只是记得到了中午师母下班后又从食堂带了点熟食回来，再加上向黎的烹饪，我依然吃了一餐香喷喷的家常饭。N年后，我听说当向黎的短篇精品《白水青菜》面世后时有同行怀疑她的实践能力，那现在我可以以人格作证：向黎是否会做白水青菜我不知道，但她独立操持一顿家常饭绝无任何问题。
再往后，就只是知道向黎读完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就去了《上海文学》成了我的同行，后来又去了日本，在还没有“海归”一说时她却“海归”加盟了《文汇报》，在名牌版面“笔会”做了一名称职的编辑，好像已是个啥首席也不甘心还要再读个博士，眼下正在写论文……
在物理行为上真正与向黎接触稍多一些是从潘老师病重至不幸逝世后的这几年。四年前的五六两个月，是向黎她爸也是我敬重的潘老师在人世间的最后六十天，当我从遥远的电波中获悉潘老师突患不治之症的消息后，精神上、情感上的痛无以言表，只有连续两周利用周末时间赶到上海探望，一出病房就难以抑制自己的悲伤，不是闷头抽烟不语就是酩酊大醉，而这时的向黎却里里外外地张罗着，感性而坚强，这多难！病魔无情，是年7月1日，潘老师最终离开了我们，此后与向黎的联系多了一点点，有条件见面时就尽量见个面，见不了面一个短信几字问候心中也多几分踏实，就是失去了父爱的兄妹间的那种相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