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荒年，饥馑——”额尔金伯爵曾经感叹地说：“我的名字可能会加在这个东方的苦难单子上。”他的预感果然实现了，添上了第四大灾“烧园”。额尔金这个名字，因为毁灭圆明园，已经被永远钉在中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在英国，持文化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对这个名字所象征的殖民主义历史，已经十分反感。一般民众，多少也知道这个名字不名誉。其原因却是另一个额尔金——七世额尔金伯爵。此人18世纪末任英国驻奥托曼帝国大使，当时土耳其统治希腊，额尔金为了“保护文物”，把雅典万神殿的大理石象运到伦敦。所谓“额尔金大理石雕”(The Elgin Marbles)成为大英博物馆一号珍藏品，也成为当今希腊政府与英国政府的一号争执。其孙九世额尔金伯爵也为英帝国重要人物，20世纪初任英殖民大臣，“培养出”他的副部长丘吉尔这个大英帝国最后一个主持者。
我们说的额尔金伯爵，是在乃祖乃孙之间，八世额尔金伯爵，詹姆士·布鲁斯(James Bruce, 8th Earl of Elgin)。此人虽然后来官达印度总督，但是一生做的最重大事务，却是作为“全权使节”（Plenipotentiary)，主持对中国长达4年（1857－1860）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这次战争，是一个复杂的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的侵略。因为不了解中国的政治运作，鸦片战争与《南京条约》实际上未能打开中国的门户。20年中，列强对中国官员的装聋作哑保持门关户闭，已经无法忍受。而且，中国局势正在大变：西方势力不仅要在中国取得最大利益，而且要在清廷和太平天国之间决定支持何者。因此，这是一次极为复杂的政治征略。额尔金在书信中称北京为“满洲人首都”（The Manchu Capital)，西方在南京北京之间，尚未能定夺。
为此，英法在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就筹划对华再战。1856年香港总督保林（Sir John Bowring)抓住一件可做文章的小事：一艘曾在香港登记的“艾罗”（Arrow）号船涉及走私，被广州缉私水警登舟检查并拘押华籍水手，据称还降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一场外交风波，给了英国绝好的开战借口。
次年秋天，额尔金到新加坡结集赴华远征军，恰好传来印度大暴动消息，额尔金只能带部队急赴加尔各答救火。对华战事延后了半年。1857年12月，在与赶到香港美国俄国公使会商后，英法联军战舰近40艘驶入珠江，28日凌晨起对广州城防进行了一昼夜的疲劳轰击，29日登陆作战，几乎没有伤亡便占领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坚持“六不”（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抓到加尔各答瘐死圄中。
历史上总把叶名琛说成是第一大庸臣，实际上当时局面，封疆大臣只能六不，无法一有。此后与额尔金打交道的，从咸丰皇帝，到清廷第一个外交部长恭亲王，到谈判大员大学士桂良，到吏部尚书花沙纳，到负责防护北京的僧格林沁，办法多矣，无一有用。僧格林沁还像模像样地打了一次胜仗，最后结果不比叶名琛强。
不是说额尔金韬略世界无敌，额尔金转战印度，中国，日本，武器上绝对优势尚在次。他是个政客，是在进行政治活动。军事失败后，也就明白了政治对策才是有效办法。
广州战后，1858年远征军继续北上，5月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同意各国使节驻京，增开商埠，为“肇事”赔款。清廷指望在白河口“观战”的美国俄国调停，5月20日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炮台，同样用昼夜炮击后登陆作战，同样以极少伤亡夺取京津门户。6月26日清廷被迫与各国分别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给俄国的大片土地，最为莫名其妙，而损失最为长远惨重。
额尔金的弟弟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处理《天津条约》的执行，额尔金本人远征日本后，1859年回到英国，升官入阁。他的弟弟想用凯旋式进京，遭到严拒，6月25日，指挥舰队再次重演冲击大沽要塞，结果伤亡1000之众，成为英帝国殖民史上少有的惨败。
消息传到英国，额尔金再次受任，到中国挽救局面。这次结集2万英法远征军，1860年春天出发北上，陆续占领舟山，大连，烟台，完成对渤海湾的封锁。8月12日从不设防的北塘登陆，迅速占领军粮城与塘沽，10天后再攻大沽要塞，僧格林沁弃守，清廷赶紧求和，额尔金却刻意以苛刻条件拒和，进逼通州，八里桥，直至京郊。此时清廷慌乱无计，咸丰出逃，不久病死于热和行宫。
1860年10月6日，到达北京西郊的法军士兵首先抢劫圆明园，英国士兵马上赶来哄抢。此番抢劫并非额尔金的命令，但是他并没有严令阻止，此后西郊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均遭抢劫。10天后，10月8日，守城的清军杀死联军18名战俘“以振军威”，额尔金下令火烧已经抢残的圆明园“以示惩罚”，大火延烧3日，浓烟笼罩北京，13日联军攻陷安定门，北京陷落，于是签订《北京条约》，允许内地传教华工出国等等。
额尔金的对华策略，很明显着重政治：对清廷采取恫吓式猛打（尤其是昼夜炮击，火烧之类炫武施威式战法），不相信诺言甚至条约，务必把清廷打怕，实际上是一种武装勒索。与此同时，诱之以利：两次战事之间，额尔金率领五艘炮舰上溯长江，向太平军挑衅，炮击太平军工事。第二次攻击之前，部分西方军人留在上海，帮助清军抵御李秀成日益紧迫的包围。一打一拉，终于使颟顸无能的清廷彻底认输。
以上额尔金的“事迹”，许多近代史书籍上都有。本文要说的事，可能中国读者尚不太清楚：这个八世额尔金伯爵，是个著名的自由思想政客。父亲在希腊用钱过于大度，家道中落，此人靠现代式煤矿开发而致富，作为保守党竞选成下议员。30岁时兄病故，辞议员职继承爵位。苏格兰爵位不能进入上议院，因此被英国政府委任为牙买加总督。在任上主张解放黑奴，并且“在道德上，教育上，社会身份上，提高前奴隶地位”。
1847年，他被任命为加拿大总督，马上就遇到1848这个欧洲革命之年。加拿大独立派，讲法语的魁北克人，以及正在大量迁入北美的爱尔兰人，都在谋划加拿大革命。额尔金迅速在加拿大建立“责任内阁”，对加拿大议会负责，而不是对英王负责，实际上给予加拿大半独立地位。此事使加拿大与英国本国的保守派都异常震怒，几乎酿成暴动，额尔金本人被暴众殴打，但是他沉着应付，稳定了加拿大政局。
1854年他回到伦敦，从保守党转入辉格党（自由党）。上院和政府都邀请他加入。正在此时，发生了上面说过的“艾罗号事件”。首相帕默斯敦（Henry Palmerston)要借此发动对华战争，由于借口本身过于荒唐，议会中的自由派极力反对，政府议案被多数议员击败。帕默斯敦被迫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用“爱国主义”煽动选民，结果建立了支持者占多数的新议会。额尔金就是在这个背景上被选作对华远征军统帅。
如果说额尔金在二届外任，赢得了“用自由主义方式改造帝国”的响亮名声，这一次却不同：中国并没有被征服，并不是英帝国的一部分。额尔金的自由思想，是英帝国内部关系的处理方式，例如后来他担任印度总督时，就因为拒绝赦免杀害印度人的英国士兵，遭到全体在印英人的憎恨。但是对拒绝与帝国交往的人，例如软硬兼施就是不开放门户的清政府，额尔金就不得不做一切“必须做的事情”——任何政治立场的英国政客都必须做的事。
与别人不同的是，额尔金一边做，一边感到良心责备。他的大量“同步忏悔”留在日记中，留在给妻子的信里。
关于“艾罗号事件”，额尔金觉得“没有比眼前这场争吵的起因更可鄙的事了”。这句话他看来没有对帕默斯敦首相说，不然恐怕不会委任他了。
关于对广州的昼夜炮击，“对此事我极为厌恶，我几乎无法相信我自己在写下此事”。
在轰击大沽要塞之后，威胁进攻北京时，他写道：“我是被迫如此野蛮行事，我是中国人的朋友。”“看到我的同胞的态度，我一生从来没有如此厌恶。”
在《天津条约》签订后，他说，“肯定我们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方式至为丑恶，如果不是相信我能为中国人做点好事，我决不愿意参与此类丑行……任何人都能把《天津条约》弄到手。我的成绩只是用最小的人命代价取得之。”
他的逻辑似乎是：强迫开放中国，对中国人是好事。他的任务是尽量减少过火做法，减少英国人，以及中国人的生命牺牲。应当说，这个基本立场似乎可以理解。但是让额尔金成为千古罪人的，正是他没有守住这条底线。
1860年10月初圆明园被抢之后，他到现场视察，十分震惊：“这个园林之美，一如英国公园：有无数建筑，珍奇古玩，美奂美轮，竟然被如此糟蹋，没有一个房间得免。而且打碎的占一大半：抢劫已经够糟糕，破坏更惨，所劫的价值绝对不到一半。法国兵乱撕丝绸，打碎玉雕瓷器。”他的结论是“战争是一件可憎的事，看到越多，越恨之入骨”。诚然联军纪律之差，一直使额尔金头疼，他自己司令部的藏酒也被士兵偷走。但是劫掠圆明园不是几瓶酒的事。他把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无怪乎需要“惩罚”清军杀俘行为时，索性让圆明园烧成焦土。
额尔金的“理智”，并没有阻止他采取最罪恶的暴行。他的私下“忏悔”，看起来非常虚伪，典型的帝国主义虚伪性：伪君子比直肠子犯罪分子更为可恨。
读额尔金这些自白，我想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是自由平权思想本身的局限。正如民主制一开始是有身份者的民主：在希腊，是奴隶主民主，在英国是贵族民主，在初期美国，是白人种植园主的民主；在18世纪的西方，是富人民主；19世纪，是白人民主，男人民主。世界范围内人民的平权，更是近世才慢慢展开的思想。
但是权力者的“开明”态度，始终是针对“自家人”的。苏联改革开放的第一人赫鲁晓夫，却是匈牙利的镇压者；林登·约翰逊在美国总统中，算是最开放的人，任期内通过了民权法，开始了医疗福利方案，但他却是利用“东京湾事件”，使越南战争升级的罪魁祸首。香港总督包林，是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的终身密友，甚至是英国最早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的支持者。但是他为帕默斯敦制造了一百年前的东京湾事件。
在某个位置上，在面对“非我族类”时，自由思想似乎一直有个边界。到今天，自由主义原则上不再有民族边界，但这只是就理智而言。在感情上，在潜意识中，民族与民族还远远没有能够“生而平等”。
因此有的人认为，额尔金的私下忏悔，是自由主义的“本质暴露”。我认为这种说法，也不能说错。自由主义，本来就是一个逐渐发展的复杂思想集合。
第二个问题是，忏悔与不忏悔，有区别吗？我想是有的。不忏悔者的价值观整体而无裂缝，一贯而不变化。希特勒从无忏悔之词，一直到柏林陷落，举枪自杀前，他都不认为他给德国人民带来需要道歉的灾难，反而认为德国人证明自己“弱质”，辜负了他的希望。德国社会党领袖勃兰特等开始的民族反省，凡是了解德意志民族性格中内在骄傲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桩容易事情。
东条英机到死前也不忏悔，大半个世纪以来，日本的政治领袖，一直拒绝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认真全面的忏悔。不用说日本人，就是当过汉奸的中国人，除了溥仪思想改造，半辈子写检讨，其他有谁做过忏悔？周作人有几十年静思时间，写了不少文字，没有一点忏悔，连与鲁迅反目的事，也未认错，反而怪到信子与许广平两个女人身上。读胡兰成《今生今世》，很奇怪他连给吴四宝这种上海滩最肮脏最血腥的人物出谋划策，都津津乐道，毫不觉得有必要忏悔，无怪乎他也不觉得有对不起张爱玲的地方。如此得意地谈自己的汉奸经历，也是一奇。再看王力回忆“文革小组”，周一良回忆“梁效”，调子基本相同。我相信还有不少人的“文革”回忆，最后终会出版，但是能读到中国人像样的忏悔吗？我对此不抱希望。
额尔金本来没有必要做任何忏悔，私下忏悔也没有必要——没有人在呼叫：额尔金，你为什么不忏悔？忏悔与不忏悔，对中国没有区别，圆明园烧了，再忏悔也只有断垣残壁了。额尔金这种私下忏悔，与受害者无补，他只是安慰自己的“良心”罢了。
但是，我认为，不管在什么范围之内忏悔，忏悔总比不忏悔好。因为忏悔显示价值观的冲突，“职责”与思想的背离，社会认同与个人信念的对峙。这种冲突可能是虚伪的，但是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哪怕作为个人，例如额尔金，已经灰飞烟灭，代表这两种价值观的文化力量，却不会容易消失。
现代社会的形成，不仅是集团利益互相制衡，也是价值观念互相制衡。如果额尔金已经发现帝国主义利益，与自由思想互不相容，只是因为各种原因，例如建功立业的打算，或是认为中国应当强迫开放，他把帝国利益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忏悔隐没在日记书信里。不过总有一天，这种忏悔会在民族思想中浮现出来。
而能忏悔的民族，与不能忏悔的民族，最后还是不一样的。我这里并不是说英法政界已经在认真忏悔帝国主义时代的罪行，我是说，西方思想界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严肃的。
本文许多额尔金的引文，转引自约翰·纽辛格（John Newsinger)在2002年第1期英国《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上发表的文章《额尔金勋爵与中国战争》（Lord Elgin and the China Wars),特此致谢，虽然笔者看法与纽辛格先生不同，但是该文对自由主义的严厉批评，可以作为本文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