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的流浪盲诗人爱罗先科1921年到中国，北大聘请他教授世界语，鲁迅周作人兄弟第一次有机会直接与东欧作家交游，并参与成立北京世界语协会。此后多年，鲁迅一直关心世界语，鼓励从世界语翻译东欧文学。
中国与日本，实际上是世界语在东方最重要的基地。中日世界语人士互相鼓励，互相访问，共同反军国主义，在30年代，此种超越爱国主义喧嚣的理想精神，难能可贵。
“世界语”最盛时，“使用者”曾超过10万，70年代末我读研究生时，同学中还有北师大的周流溪等，热心于世界语。随着理想主义在中国的全面退潮，恐怕这是最后一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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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世纪文学批评起了最大影响的英国理论家，应当说非瑞恰慈莫属。他在二三十年代写的七本美学与文艺哲学著作，在文学理论中引入了语义学和心理学。
1929年瑞恰慈夫妇第二次来北京，在北大做访问教授。那时他已经丢开文学理论，投身“基本语”（Basic)运动，这个运动目的是创造一种简化英语作为世界语。其方法是把英文词汇压缩到500到800简单词，清除英语中残存的变格变位，弄出一个“有文化依托的世界语”。
30年代初，基本语运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在25个国家设点推广。瑞恰慈认为需要一个政府支持的“全国运动”，他认为中国是最理想的国家。1935年赵元任、胡适等人参加基本语运动中方委员会，使瑞恰慈大受鼓舞，1936年4月他雄心勃勃地来到中国，以其辩才说服了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合作，第一步是训练几千基本语教师。
但是，“基本语”仍是英语的一种变体，如果能让另一个民族全盘接受，几乎等于文化殖民。幸亏，在具体实施中，只是在速成训练大批英语教师。瑞恰慈的天真，很难说给中国造成损害。
不料很快就是七七事变，京津诸校南撤。基本语运动所依靠的中国语言学教授们，也走向西南。瑞恰慈不愿意就此放弃，听说叶公超陈翰笙等基本语运动中方人士集中于长沙，坐长途汽车追去。随着战局恶化，他们也沿桂林，南宁内撤，最后在昆明站住脚。这一程，虽然地方大员张治中、白崇禧、龙云都表示支持，各省教育厅主持大规模演讲训练，但战时气氛，戎马倥偬，已经抹尽了乌托邦的可能。他回到西方，在哈佛执教20年，基本语运动也萎缩为一种成人扫盲教学法。
1950年，中国内战结束。瑞恰慈再度来到北京，试图重振旗鼓。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梦想不再可能。
1978年，85岁的瑞恰慈退休寓居剑桥，突然接到北大校长周培源代表前同事前学生们寄来的礼物，欣喜若狂。当时他水肿病已很严重，靠利尿剂维持，却依然决定重返中国。“四十年前耕耘，终于能清点一下成果”。
次年5月瑞恰慈到桂林、杭州、上海、济南诸大学周游演说，坚持再谈基本语的理想。6月初终于在青岛病倒，用火车送到北京，已经昏迷。护送回英国剑桥，但是瑞恰慈一直没有醒过来，9月停止呼吸。
如今，英语果然成了世界语，但是这种携带着美国俗文化霸权的英语，与基本语的设想相去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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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竟然有了一个世界语，多少代的梦想成真。奇怪的是，听不到欢呼，只听到埋怨。尤其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本是语言大同最积极推动者，现在是英语帝国主义的最强烈批判者。
应当说，英语与各种人造语相比，有很大缺点。残留着某些不必要甚至不规则的变格变位，语音相当不规则，英超足球比赛的讲解员，一直把李铁Li Tie叫作“莱泰”,让我光火地大骂英语帝国主义。
但是英语也有优点，一个最大的优点是文化政治上的：由于使用的国家与地方太大，英语正在失去学习者使用者必须尽量靠拢的“规臬”。不少人认为“美音”应当是今日的标准音，但是哪种美音？波士顿一带的新英格兰口音，与中西部口音，与南部口音，相差很大。
至于英国，拿腔作势的英国贵族口音“女王英语”，曾经是标准英语，盛行在王室鼻子底下的伦敦土腔，一如阶级地位，世代相传。五六十年代的广播电视，发展出一种比较均衡的BBC口音，成为“受过教育者的标准口音”。但是现在的BBC电视，简直成了“口音大展”，几个主要播音员，分别说的是偏苏格兰，偏中部，偏爱尔兰口音，节目主持人，则有偏印巴口音，偏牙买加黑人口音等等，很难想象中国的电视台采取如此方针。甚至有的公司认为某种口音“时髦”，或是有“本地产品风味”，有意雇带口音的电话接待员，使我这样的外国人不胜其苦。
20世纪初萧伯纳剧中的卖花女，开口就是下等人，今天情况依然。只是当年的卖花女，要靠语音学教授细细训练，才能出落成窈窕淑女；如今的卖花女，说不改口唱不改调，以此骄人。
不仅是语音，连风格的允许范围也在不断变化。现在公认英语最出色的大作家是特里尼达的奈保尔，爱尔兰的希尼，印度的罗伊。很有点像中国作家最讲究语言的，反而是来自南方的方言省份。
查尔斯王太子自称是个“老派人”，说话爱咬文嚼字。有一次在语言教育会议上“作指示”，呼吁改进“日益恶化”的英文教学，拿自己卫士们作例，说他们讲的是“孬英文”（Bloody English）。报纸马上笑话他，说是既然王太子演讲都能用“孬”这样的俗词，也就怪不得卫士英文孬。
在电子时代，英语更加“走形”，许多英语作家抱怨，说因特网是英语的“屠宰场”。平面出版物至少经过职业编辑规范化，网上五花八门的怪词怪句，成为人人乐用的新时髦。当然，落进网络杀场，所有语言都遭殃。既然英文在网上占绝对多数，创伤更为巨大。
应当承认，英语成为世界语，不是靠本身的各种“优点”。无法否认，英语是靠了两个帝国成为世界语——19世纪的大英殖民帝国，20世纪的美国实力帝国。目前淹没全世界的英语，的确带着美国的世界霸权意识。像法语这样优美的艺术语言，德语这样精确的哲学语言，俄语这样乐感的诗歌语言，汉语这样悠久的历史语言，竟然都被边缘化，真是非常可惜。
那么怎么办？是搭车，还是挡车？
我认为应该挡车，因为任何既成体制，都必须严格批判，任何“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都必须加以阻滞，不然必定会酿成灾祸。眼门前的问题，就是英语帝国的全世界征服，正在摧毁许多民族文化。必须提出多元文化并存，来对付“同化一切非我文化”的趋势。本文举出的一些学者对“语言帝国主义”的犀利批判，对把全世界变成“语言教学市场”的抨击，证明知识分子一直明白他们的社会责任。
同时，也必须承认，只有关心文化批判的知识分子应当肩负这个责任，不能要求全社会“不准搭车”。这不是知识分子“革命不彻底性”：批判的目的，不是完全彻底地打倒某种体制，那不可能做到，即使做到，也会落入另外一种体制。因此，假定某些批判英语帝国主义的文章，用英语写成，批判讨论会，用英语作会议语言，也不见得是知识分子“虚伪”。
我的一位朋友九岁的孩子，发誓学好英语，因为要玩“原版电子游戏”。我在此“小事”中发现许多值得文化批判者大张挞伐的问题，但是我不会去阻止这个孩子。为什么？因为没有用，也不应该。
英语国家成为英语帝国的“中心”，并非只有诸般好处，没有一点吃亏。
英美两国人，平均来说，恐怕是世界上外语学习能力最差的。到任何地方，他们都等着别人说英语，做大部分学问，资料足够，能翻译成英文的，全译了。这两个国家，尤其美国，不耐烦读翻译作品，觉得英语不够味。每年的文学类出版书籍，竟然只有2％译自外语，销行大都很差。只要用英文写的，就觉得是上品。最明显的是海外中国人用英语写的回忆录，例如《鸿》《叶落归根》《中国灰姑娘》等等，“回译”成中文，中国人读不下去，琐琐碎碎，毫无文采，很一般的口述家史，在英美成功到当作教科书的地步。
当代中国小说最杰出的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英译本，往往被其他语言的翻译者用作“参考”。西方的汉学家，英文还是比中文好读，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文更不容易读。至少两相对照，省了翻中文字典（一项很耗时间的劳作）。葛浩文为全世界的译本垫了底，却毫无报酬，因为凡是有点自尊的出版社，绝不会承认从英文转译中国小说。他为此恼火，但是无法可想。
本文无意用此类小事为英语帝国主义做粉刷。笔者只是想指出：除非我们回到人造世界语的乌托邦，不然总得有一个选择。哪怕我们干脆放弃共同语这个念头，我们还是无法避免语言之间的文化政治冲突。语言之间，方言之间，从来没有平等过。现在首先要争取的，是保存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不让英语的洪水淹没。
有人预言，如果目前这个趋势不加控制，到2200年，只有中文和阿拉伯文能够幸存。哪怕这预言有道理，也不是我们可以放弃批判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