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28日清早，我离开思南顺江向下游进发。刚走出思南县城，天上就下起了小雨，乌江上大雾弥漫，能见度不到200米。我先是沿着乌江左岸在田埂和草路上前行，球鞋和裤管被泥水裹了一层又一层，每前进一步脚指头都抠紧了，稍有不慎就会摔倒在地。这样一溜一溜的走出几公里后，觉得从右岸前行似乎要光明一些。我在一个叫龙江的小渡口乘坐一支小木船过到右岸前行。中午12点钟的时候，江上的大雾才慢慢散尽。出发时只在思南县城吃了一碗米粉，此时的腹内直感到空空荡荡，饥渴难忍。突然我看到前面的江边有幢房子，我走过去站在门边问里面的人，有没有东西卖，比如饼干什么的。一个妇女探出头来看我一眼：我们不卖东西。末了又问了我一句：你杀广来（意思是到广东打工回来）？我说不是，是路过这里的。我没有说我是记者，我想说了她也不知道记者是什么身份。（在这里我得格外罗嗦几句，我走完乌江后有两点感受特别深刻，贵州境内乌江上游的人问我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卖什么东西的？因为我背着旅行包，以为推销什么布料；而下游的人问的最多的话却是：你杀广来？认为我打工赚钱而归了。从不同的问话中我感到了不同境况的人们观念和思维的迥异，这里面还包含物质贫富的差异。杀广这二字说明这一带的的人外出打工的多，有了新的生活观念）我又对妇女说，给钱能不能煮点东西吃？妇女说没有什么东西可煮。然后转身进屋了。
我失望地朝前走去，走到房子的那头时，我不甘心就这样罢休。我实在是太饿了，那怕就是喝口水也好。我又走到后门边朝里面喊到：能不能给口水喝呢？喊了两声，里面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进来吧。我说可以吗？男子说，可以。我穿过一间屋走到里面，看到有两个男子在桌边清理一些票据，原来年纪大的那个是这个地方的村长，年轻的是这个村小学的老师，老师是村长请来帮忙算全村的征购任务的。这个村属思南县鹦鹉溪镇管辖，叫大溪口村。村子离江边很远，由于村长兼思南县水上交通安全联组组长，所以很早就在江边就建起了这幢木屋。
村长叫吕世宣，大概40多岁，曾经走南闯北，见过很多世面。他得知我是省城来乌江行走的记者，叫我坐下来歇一会再走。并把刚泡的一缸茶水递给我，缸子很大，我一口气就喝下去大半缸。本来是想喝完的，可是怕人家不高兴，只好假装歇一下。茶水没有什么香气，倒是有一股浓浓的酒味，估计是刚用来喝过酒的。接着我就把一缸水喝了个底朝天。村长一边叫我喝水，一边吩咐屋里的两个妇女给我煮碗面条。我也没客气，我知道只要稍微一推辞，就得不到面条吃了。我坐在凳子上，和两个爷们有一茬没一茬的说着话，不久面条就煮好端了过来。我狼吞虎咽几下子就解决掉了碗中的食物，虽然不是很饱，但我假装说吃得饱饱的，差点就吃不下了。我知道说没有吃饱也没有什么用，不可能还让人家再给我煮一次吧。尽管有点欠欠的样子，但精神却大不一样了。吃完，我拿出10块钱给人家，硬是被村长拒绝。他说以前他也经常在外面跑，吃顿把饭有什么了不起，收钱就不好了。农村粗茶淡饭花不了几个钱，就叫我不要客气。村长说的很诚恳，我只好收回了自己捏在手里的10元钱。末了，还说了一句屁话：那就谢谢了！
吃了碗面条，感觉大不一样，走起路来精神倍增。一个多小时后我走到大溪口的桶井组。西岸的四迭岩层中有一个大洞，像一个“嘴巴”张得大大的，对着桶井坡上的几户人家，路过此地确有冷气袭来的感觉。这就是思南有名的彭家洞。10几年前，放牛的顽皮孩子从岩层绕来绕去爬到了洞内，发现了洞内有口红红的棺材，吓得屁滚尿流。大人们知道后就爬到洞里去看究竟，果然有口红棺材。有人认为这棺材对这边的人户不吉利，提出把棺材推进乌江里去算了，但说归说，却没有哪个敢去推那棺材。后来山寨里有个当兵的回来探亲，大家希望他去做这个恶事，说他是军人，正可压邪。军人和几个年轻的爬到洞中一看，觉得这是文物，不能随意破坏，就写信给文物部门。1992年，贵州省文物部门与思南文物部门吊起钢绳进入洞中对棺材进行考证，从棺材内发掘出一具木乃伊。从木乃伊的服饰考证，死者应属明代的二品文官，但姓甚名谁至今还是个迷，自然也就没能弄清其出处。
在江边干活的年轻人张金顺对我说，那口棺材以前是用金砖垫着的，解放前金砖被几个熬硝的家伙取走，但他们没有发现长发里和喉咙里的珍珠，直到文物部门发掘时大家才晓得这棺材里还有宝贝。张金顺还告诉我，以前那山岩金黄金黄，至从把棺材运走后，山岩一天天就转污（黑）了。
我站在西岸的江边注视了彭家洞很久，整个山崖像个龙头，龙头下的悬崖上像一匹被染黑的黄帘垂挂下来，令人想象不出当年这具有身份的尸体是怎么弄上去的，为什么要放到这乌江边上没人去的洞中？一切都让人捉摸不透。当然以前我没有看到过这山岩，是不是金黄色的不敢妄言，真像张金顺说的那样神秘吗，那也未可。但我相信，这里的人们会把这件事一辈一辈的传说下去，有可能越传越神，就像我们今天对很多历史事件的夸大与缩小。
从思南到德江县的潮砥镇据说有二三十公里，这一路很少爬坡，几乎都走在江边行走。尽管钻了不少草茏，还像武林高手在被江水冲刷得很尖的石笋上走了很多“梅花桩”，但汗水却相对流得少的多。这一路植被很坏，没有看见象样的一处林子。进入德江境内的袁家坨时，得知住在山上的农民们竟然还喝不上井水，说是这山坡上缺水缺的厉害，人畜饮水都得下到乌江里挑。我在江边见到一位端庄的姑娘下江来挑水，为了抓紧时间休息几分钟，就上前和她闲聊。我想这姑娘一定很单纯，她见我一身疲惫和沧桑的样子，没有敢多说一句话，我问什么她就回答什么。也许她担心我是一个不怀好意的家伙，怕惹来麻烦。
姑娘边回答我的问话，边从江里打起水挑起来往山上走。她的腰身十分匀称，一扭一扭走去时，圆圆的屁股显得十分健康而好看。
天快黑的时候，我走到了潮砥滩。
潮砥滩（新滩、龚滩）过去是乌江中下游三大险滩之一。明正德年间，思南贤达、朝廷官员田秋路过潮砥滩时，被吼声如雷的惊涛所震撼，遂挥毫题写“黔中砥柱”四个大字刻于摩崖上，以激励后人。如今这刚劲有力的大字尚能清晰可见，已立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潮砥滩成滩可追溯至五代后期，系山岩崩塌而形成。宋代叫叱吼滩，明代叫狮吼滩，到清朝才改叫潮砥滩，断航上千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航运部门开始对潮砥滩进行整治，到1973年，航行条件才得到较好的改善。由于滩大水激，长期的冲浪使得滩下数百米处形成了一个大沙洲。沙洲上方就是具有千年历史的古镇——潮砥镇。该镇辖属的乌江两岸景色迷人，分布着石林、峭壁禅院、观音阁、龙门石房、老叟抚琴等等自然和人文景观。但这个镇是德江县有名的荒山镇，他的森林覆盖率官方的数字是17-6%，也许还要低一些。所以，植树造林成了这个镇迫在眉急的工作。
晚上，我投宿在镇政府。镇党委书记黎明同志在贵阳一位朋友的通报下陪我在火炉上吃了一顿热情的晚餐。我们喝了不少白酒，一方面出于是老乡，一方面他和贵阳的朋友关系密切，生怕怠慢了我怕贵阳的朋友不高兴。所以硬是劝我喝了很多白酒，加上自己疲乏也想喝酒的原因，喝到后来差不多醉了。
晚上我睡在这位书记大人的床上，脑子里被过去的往事塞得慢慢的，整夜都没睡好。次日起来身体有些沉重，我知道感冒了。
没有停步，继续向前挺进。
离开古镇，渡过断开陆路的印江河，顺着乌江走到德江县的长堡乡。从潮砥镇到长堡这段路是我所走过乌江中最容易的一段路了。这一带的乌江两岸较为平和，乌江的流速也较为平缓，基本上没有大的落差。江边有条小路从潮砥一直通到长堡这个地方。潮砥和长堡这两个地方15年前我就来过多次，那是跟着县城里的人做小本买卖的时候。如今几千个日子过去后，曾几何时我想到过在2002年的秋冬会再次路经此地？我出生的山寨离这里很远，那时能到很远的地方走动的人是被山里人称赞为有本事的。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本事，而是觉得山里的人很可怜，有些人到带着皱纹走进泥土都没来得及进过一次县城，城市的样子在他生命完结的时候都是一个抵达不了的遗憾。
到了长堡，我就极力回忆过去长堡这乡场上的一草一木和乌江边上当时的情景，可是一切都今非昔比了，怎么也找不到过去的感觉。
天黑了，我没有找到可以住下来的地方。我徘徊在江岸上，心里很乱很乱。因为下一段路又是悬崖峭壁，得翻山越岭才能前进。我在想，到底回不回从小生长的山寨看一看。正犹豫间，一辆小巴车停在了岸边的土台上，里面的人探出头来问我去不去县城？去还是不去都是个问题，我的这种心情没有人可以明白，那是我自己的一些心结。人的心结，同类有时能解开有时是解不开的。我此时此地的心结可能连最好的朋友都解不开，它是我埋藏在心底里的一些遭遇，当我越过这些遭遇走到城市，我的乡亲们离我的心灵也就越来越遥远，而在城市，互相因为生存熟识起来的朋友们，却不会去关照彼此过去的内心世界，长久以来，孤独中的这种心结逐渐坚如磐石，它既不会被人发现也不会自然化解。
其实，在我徒步乌江的念头产生时，我几乎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士兵奔赴战场。我怕我走不过去，中途不测于路上。当我想到这样的结果时，我没有可以值得要挂念的，我只想到15年前就离去的母亲，我想去她的坟前烧一柱香以示告慰她老人家。虽然佛说人死后要么上天要么入地，亲人们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相见。即使如佛所说，天堂和地狱照样人影幢幢，也是那么拥挤，那么嘈杂，保不准就能找到我的母亲。尽管这么悲壮地想着把生命放逐，但结果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到出发都没能回到我常常梦游的山寨。人活着是多么的身不由己啊！当然这也还和你的念头有关。
由是我想起小时侯许多往事，对于童年来说，那是很快乐的。在我的家乡流传着一首很有意思的“扯谎哥”，母亲经常在我耳边念叨这体现土家族人民幽默和智慧的山歌，至今尚能记得一些片段：
太阳出来又落坡，黑来唱首扯谎歌；早晨看见牛生蛋，晚上看见马抱窝。
虱子床上磨牙齿，跳蚤床下拍耳朵，两个和尚打一架，抓住头发滚下坡。
两个瞎子赌认字，两个跛子比爬坡；山下石头往上滚，电灯打破石碓窝。
……
扯谎扯谎真扯谎，跳蚤上楼脚板响，大的捉来秤半斤，小的捉来有四两。
……
还有，土家族青年男女对唱的情歌、土家姑娘的哭嫁歌也都零落地回响在耳边：
太阳落土又落坡，盼着阿妹过小河，有心有意河边等，无心无意各走各。
划不着来划不着，不该要哥背过河，昨晚爹妈知道后，把我打得站床角。
哭嫁歌中首先哭的是刺绣：
正月插花手有油，绣对狮子滚绣球。
二月插花天气长，绣对金鸡配凤凰。
三月插花三月三，绣对蝴蝶戏牡丹。
四月插花正立夏，绣对青蟒盘林下。
五月插花是端阳，绣把扇子来扇凉。
六月插花天气热，绣股春风来散热。
七月插花稻谷黄，舍下针线去替娘。
八月插花过中秋，绣对阳雀飞九州。
九月插花是重阳，绣对鲤鱼下河塘。
十月插花小阳春，女费线来娘费心。
冬月插花是冷天，绣花楼上寒风吹。
腊月插花快过年，绣对喜鹊到房前。
哭母亲：
黄连树来黄连根，冤家（土家族姑娘出嫁时自称为冤家）进房去点灯，明日母女要分散，冤家开声好伤心。月儿弯弯照华堂，双手抱住我的娘，爹娘养我费尽心，不想现在要分身……
那天晚上我去了县城，但我还是没有回到我乡下的故土去。我不知道母亲会不会多心，她感觉到儿子不安的灵魂没有。总之我不敢回到故乡去！我怕见到乡亲们，在他们看来我是出息了的人，是在省城工作的人，能做很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呢，当然不是。我只是在完成自己的生命历程，我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不过就是我自己要走的一条路而也，与那些光耀门庭的事儿一点也不搭边。可他们相信能给他们解决很多问题，比如邻里与邻里之间扯皮打架啊，为了田边地角闹得不可开交等等，让你解决不了，也说不清楚。尤其是当看到那些吃了上顿不知下顿着落的人家时，不安的情绪会持续很长很长，因为我看不到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更令我感到麻烦的是，回到山寨，他们总要问我找了老婆没有。我说有或是没有都解释不清楚，说有是在欺骗他们；说没有，他们就会问你为什么不找，寨上的同龄人儿子都快接媳妇了。这个连我自己都说不清楚，又怎么能跟他们说清楚。手长衣袖短，无颜见江东父老！所以，我依恋故土而又拒绝回到故土。
不过，童年时目睹左邻右舍大姑娘出嫁的情景却历历在目。
土家族姑娘出嫁一律穿红衣，而且无论天晴下雨都要打红雨伞。据说这种习俗兴起的年代很早。为什么要穿红色的嫁妆？传说，很早以前土家山寨有个很霸道的土司，凡是土家姑娘出嫁，头天必须把姑娘送到他住的地方让其先享受。四乡八邻对此深恶痛绝，但又敢怒而不敢反，只好忍气吞声。
有一年的中秋，山寨有个叫星星的土家姑娘要出阁，一想到要受土司糟蹋，心像刀绞一样，对着爹妈哭得伤心欲绝，父母也没法可想，三人围在一起哭成了泪人。鸡叫三更，他家门外突然来了个穿一身红的姑娘，头上还盖了张红帕子。红衣姑娘假装问清情况后说：“好妹妹，别哭了，明天我顶你上较到土司家，我有法子收拾这恶鬼！”
天一亮，红衣姑娘上了土司派来的轿子，差役把红衣姑娘抬进土司安设的洞房，晚上土司喝酒二麻麻的和红衣姑娘睡到天亮，醒来一看见身边原来是一截粗糙的松木，气得差点吐血。恶狠很地命令手下人赶紧把星星姑娘抓来，谁知抓来的星星姑娘第二天早晨却变成了土司的女儿，女儿感到羞耻无脸见人，就跳水自杀了。当土司派人再去抓星星姑娘时，天上飘来一张雪白的纸，上写：我是狐仙登门，你再敢乱来，定叫你活不成。
土司气急败坏，惊恐之下命人把纸烧掉，谁料纸还没点燃，土司的肚皮却炸开了，话没说一句就去见阎王了。
打从这以后，德江的土家族姑娘为了纪念这惩恶扶弱的狐仙，出嫁那天早晨都穿着红衣红鞋，头上搭起红帕，打着红伞离开娘家。这样可以驱除邪恶，给自己的婚姻带来幸福。
10月31日下午，我从稳坪镇路过。这个镇离我出生的山寨箭石坡只有六七公里，虽然我出生的山寨不属于这个镇管辖，但很小的时候我就跟寨上的大人们来过小镇买盐巴、打煤油。对小镇要多熟悉就有多熟悉。从镇上走过时，我仿佛看到了毛头小伙时的自己和纯朴无暇的那位农村姑娘。世事沧桑，许多事都从记忆里遛掉了，可这个带有感情色彩的事儿却让我记忆犹新。虽然从小因为家境原因过得很压抑，但对感情却很敏感。她叫张素芬，她家居住的山村叫木叶上坝，那个地方比我家到稳坪这个小镇还要远。农村的女孩子大概到了十四五岁就会赶场了。一个赶场天我们在小镇拥挤的人群中不期而遇，就短暂的对视凝聚了一段恋爱故事。用今天的话说叫两眼碰出了火花。之后我就盼望着赶场天尽快到来，有事没事都找借口骗母亲去赶小镇，其实就是想去见心中的“那位”。有时整整一天都见不到她，以为她是在躲我，其实她是有农事没能来赶场，可我的心却空落落的。开始我们都不敢主动去接见对方，都是老远老远的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我们彼此心里都明白：十分喜欢对方！后来我鼓足勇气写了一张“我喜欢你云云”的纸条拿给她，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的“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的感觉才被打破。
下一个赶场天，她在街头的巷子红着脸递给我同样一张方格子，我打开一看才得知她已经是“恨别相逢未许时”！她告诉我，有个媒人已经把她攀到离这个小镇不远的叫中寨的人家去了。那个男生他不喜欢，又黑又矮，可父母觉得这孩子的父亲在当工人，是个殷实人家，她抗争也没有用。从此我就知道什么叫痛苦了，如果她喜欢这个男生也没什么好争取的，可是她偏偏不喜欢而又挣脱不了婚姻的枷锁。我想了很多办法，动了不少无用的脑筋。我找人去说服她父母，自己两次“潜伏”到她们寨上和她交谈、想对策。可这一切到头来都没能战胜她的父母。第二年的冬天，她出嫁了，嫁给了她并不喜欢的男人，据说出嫁的头天晚上她哭得要有多伤心就有多伤心。
很久以后的一个赶场天，我们突然在小镇上不期而遇，见她很憔悴，脸上那妩媚的笑容不知那里去了。她站在小镇一幢木屋的房檐下凄然地对我说：我们有缘无份，你忘了我吧……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之后我再没有见到叫张素芬的女子，直到我离开那片土地。也不知道她如今过得怎么样，想来已快是人近中年了。不过我还记得她那羞涩的微笑和她常穿的那件绿色灯草绒上衣，还有那两根粗硬的黑色辫子。
这件事和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给了我人生不少启悟。我想，要是我顺利地和一个叫张素芬的女子走进婚姻的殿堂，我的人生之路肯定就是另外的风景了，当然就不会有今天从这里走过的感怀。徒步乌江也许想都想不到，更不要说以记者的身份来经历乌江了。
中午走到桶井乡政府吃中饭，说是饭其实就是一大碗面条。不过有面条吃已经很不错了。这个乡虽然也地处乌江边，但其落后却是乌江边上少见的乡村了。乡党委书记王贵军和乡长肖锦淮这样描述他们乡的情况：桶井乡，穷地方，守着乌江闹水荒，17男儿去刹广（打工），八旬老人等皇粮（救济）！当然不是他们编的，说是村民编的顺口溜。这个乡有24000多人，贫困人口就有9000多，2001年县有关部门抽查，发现大多数村民每人每天的生活消费还不到五毛钱。全乡严重缺水，干旱时连乡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一盆水用一天。全乡有8个村不通公路，8个村没有村办小学，有教学点的又没有老师，有的村是群众自筹粮食请初中生来教孩子们识字……
用这个地方的人的话来说就是两个字：干燥。干燥的土地是不长庄稼的。可再苦再累，人们还是在这土地上没完没了地繁衍生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
上世纪70年代，在我家乡箭石坡和稳坪区这一带，每年的正月十四、十五到二十日这些天，土家山寨有放“阳灯”的习惯。一家人放了“阳灯”说是可以免除这一年的灾害，尤其是可以免除火灾，一寨人共同放了“阳灯”可以免除全寨人的灾难。那个年代经济很困难，一家人放不起，只好大家凑钱来共同放。“阳灯”用宣纸、竹片、铁丝编、糊而成，其高度七尺，圆筒直径为三尺。顶端封口，下端敞开，筒内用宣纸裹成许多麻绳状，然后洒上足够的煤油或者柴油，晚上九点钟左右阴阳先生一番祭祀，后，“阳灯”由两个人托起，再拿火把点燃，“阳灯”经过烟熏，慢慢向上升腾，在锣鼓和一片喝彩声中，“阳灯”越“飞”越快，越“飞”越远，当“阳灯”飞越到山的那面后，人们才能安心进屋消停。往往也有阳灯放不上天的时候，才放上去百把米高就落了下来，也有的刚点上火，宣纸糊的圆筒就被燃烧掉，土家人就认为是不吉利，是神灵作怪，得改日重放一次。实际上这跟编制技术有关。阳灯放到别的村寨上空，村寨里的大人小孩都站在院坝里喝彩，希望能把阳灯吼到别的地方去降落。阳灯落到这个村寨的山坡上，这个村寨的人就得马上组织大家凑钱来“送”阳灯，不送的话，担心这一年发生灾难。往往是这个地方放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又放到这个地方，放来放去，直到春节结束，等到下一年的正月再来“了愿”。土家山寨的人们怕的是阳灯落到自家房屋四周，出现这种情况后，那不仅是一家人得放一次阳灯，更为担心的是，意味着这一年很不喜气。
那样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山里的孩子来说却是很高兴的。我们没有什么快乐的事可做，放阳灯便成了我们山里孩子凑热闹的欢愉。时世变迁，如今这样的民风民俗在山村已经很难看到了。
我想着这些往事赶到了新滩。
新滩辖属桶井乡，江两岸过去是比较热闹的小乡场，乡场的兴起得力于水运的发达。这里是乌江中下游的一个重要码头，旧时称为木柜坨，是乌江峡谷中的深塘河段。咸丰6年（1856年）8月，离乡场上游不远的西岸山岩大面积崩塌，塞断江流，因此形成了多道跌流，断航一百多年，故名新滩。滩险没有整治前，这里流行一种说法：新滩新滩，十船九打翻，从而可想过去这里的险要。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经贵州省交通航运部门整治通航。不料1970年5月14日和8月2日，西岸岩壁再次崩塌断航。5月14日，从思南下来的四支木排正划行在滩头，被激流打得不知所终，数人落水，一人身亡。断航后，有五艘机动船在上游出不去，拦在下游的船上不来。之后又经过三次整治，新滩江水才一改往日凶险。可是提起新滩，过去在乌江上的船工们总是谈滩色变，不无害怕。
新滩不仅是乌江上有名的险滩，这个地方曾经还牺牲过不少红军战士。在德江历史上称为“新滩惨案”或“新滩事件”。那是1934年的夏天，贺龙领导下的红三军从重庆彭水西渡乌江入黔，5月底进入德江泉口，几经转战于6月16日抵达德江枫香溪，19日，在这里召开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史称“枫香溪会议”）。经贺龙批准，黔东纵队政委徐承鹏、副司令张金殿及德江独立团团长张羽让率领11人到稳坪一带扩红（扩充红军力量）。8月下旬，到达新滩。司令部设在江岸村寨的安家，将新招的战士编成两个临时支队，一个叫安明焕的担任了其中一个支队的支队长。不料，安明焕后来被当地的土豪乡霸买通，当了叛徒，暗中把红军的行动计划通报了方圆村寨的土匪。红军行动的那天晚上，土匪们早已埋伏在了乌江西岸险要悬崖上的灵官道上，红军在摸黑翻崖时遭到土匪突然袭击。队伍不得不撤退到东岸掩蔽。第二天，30多名战士前往乌江下游的木浪挑运粮食时再次遭到土匪暗算。田贵、简子珍等8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另有8人被抓到乌江岸边的山羊洞里上刑。当天晚上，数百名土匪及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了住扎在杨家的司令部。经过激战，由于寡不敌众，司令部于次日拂晓失守。副司令张金殿在护送老红军徐承鹏从后山转移中被抓住。其他红军战士有的战死，有的被抓，有的逃散。乌江村上85岁的老人安永龙对我说，那时他已经十六七岁了，虽然不是很懂事，但第二天看到徐承鹏吊到江边的大石头上，被人烧起火活活烤死的情景至今都忘不了。副司令张金殿也被押到江边杀害，其他红军有的被杀死后推入江里，有的被乱石砸死，有的被乱棒打死，有的被迫跳入江中……
土匪头子们还把老红军徐承鹏和独立团团长张羽让的头割下来（副司令张金殿因有人说情免遭割头）挑到国民党德江县政府邀功请赏。手段十分残忍。
“新滩惨案”已经过去了快70年，这段历史不管能不能被后人记住、被当地的人们记住，但对逝者来说都已经没有意义了。有人说，这是英雄的壮举，新中国的天下就是这些千千万万的英雄们洒血挥汗打下来的。这肯定没有问题。但我们不能、尤其是那些官员们更不能把历史当成说教，以此来加固自身的权位。我们要明白，那是信仰，那是精神。知不知道我们今天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这个。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当时为什么能战胜强大的国民党军队，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大家有信仰、有希望。而今天呢，问问大 家，也扪心问问自己，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金钱，是有奶就是娘，有钱便是爷，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谁还会相信那些假大空的口号。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