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国庆期间，友人杨利民邀我赴内蒙古参加额济纳旗“金秋胡杨节”。路过酒泉，盘桓多日。一日无事，我邀张德仁同学同去夹边沟看看，以了夙愿。
夹边沟位于酒泉市肃州区东北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片盐碱沙荒地上。1954年3月，在这儿建立了夹边沟农场。1957年下半年该农场改为管押右派分子的劳动教养场所。从同年10月开始，这里羁押了甘肃省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专院校及各地、州、县、市因言获罪的右派分子三千多名。因沉重的体力劳动的摧残，长达数年的饥饿，至1960年10月，得以生还的不过千人。1959年秋，我在酒泉中学高中部念书。一天，学校通知我们去礼堂看文艺演出。那天演出的是一部多幕话剧，名叫《冰凌河畔》。后来，同学们议论说那话剧是夹边沟的右派分子自编自导自演的。现在回忆当时情景，在我不灭的印象中，那些演员是那样纯正、年轻、忧郁。他们演出的那个话剧的主题，以现在的眼光判断，是夹边沟的右派分子自己否定自己的思想，自己丑化自己的人格，自己扭曲自己的忠魂的悲剧，并且要把这荒诞的悲剧在舞台上，在众目睽睽下诠释得淋漓尽致。这时，演出者是隐忍着揪心的痛苦，还是没有尽头的折磨，我至今无法说清，也不想说清。
那天到夹边沟已是红日西垂时候。此时的夹边沟，据德仁同学说已成了林场，安置了许多户从甘肃东部来的移民。我们穿过林间小路，来到林场西面的山坡上。此刻西坠的落日昏暗，殷红似血，天际寂寥，我竟没有一点“夕阳无限好”的心境。向东眺望，远处高高低低的白杨似解人意，静静地站着，沉默不语，没有了往日喧哗难禁、摇头摆尾的神气。近处的一簇簇红柳都浑身披着厚厚的暗暗的血色。眼前山坡上，高低错落地躺着许多长方形的、正方形的地窝子。在地窝子的立壁上又挖了一些规则的壁橱。想来，这就是那个年代右派分子居窝思过的住所；这就是我的老师童契文、居浩然，还有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青年画家毕可死难的地方啊！光阴荏苒，半个世纪过去，这些地窝子已被山洪淤积得只有两三尺深了。看来再过不了多少年，岁月将把这些地窝子淤得无影无痕，以免让后来者看到它们时伤神。我在一座地窝子跟前站了很久，目光向四处搜寻。当时，我的思维停滞了，似乎已失去意识，自己也不知道要搜寻啥。这儿能搜寻到什么？可能我想搜寻到某一右派分子记录自己思想的一张纸片或是某一右派分子向中央上书，反映自己身临绝境的残稿，或是某一右派分子的亲人鸿雁传书的断简。然而，这些都没有。他们到此之后，已经一无所有。他们在夹边沟只拥有自己的思想，只拥有自己报国的情怀。他们走时带走的只是对祖国对人民对亲人的眷恋。他们的无助是真实而残酷的，他们内心的抗争是悲剧性的……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天渐渐暗了下来，德仁催我回城。我们都不说话，慢慢向场里走去，脚步似乎都很沉重。在现在林场的街道上，德仁指着一些房屋说，这是当时的食堂，这是当时管教干部的办公室，那里是当时的库房。我望着那些已拆毁成断壁残垣的房屋，对德仁说：“当年夹边沟农场的一些房屋以及那些地窝子现在已成历史文物了，再不能拆毁了。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一些纪念性的建筑物。当我们的后人看到这些建筑物时，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的前辈在这里干过什么，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从而警示他们：在这里曾发生过的事再不能发生了。你应该利用你的影响，再通过有关部门制止拆毁这些建筑物。”德仁听了我的话，慢慢地说：“这些房屋是应该留给后人，让他们思考。但要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却是很困难的。现在大家都吃饱了，穿暖了，不搞整人的政治运动了，有些事也有法可依了，而过去的事就会被忘掉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就是邓拓当年曾斥责过的患了健忘症的中国人的老毛病”。
从额济纳旗回敦煌后，魂牵梦萦，我总时时想起夹边沟
……
（作于2003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