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敦煌人吕钟于1940年所修《重修敦煌县志》载，唐代敦煌人令狐德桑与唐高宗李治有过一次谈话。时高宗初嗣位，留心政道，常诏宰臣及宏文馆学士于文华殿而问日：“何者为王道、霸道？又孰为先后？”令狐德桑对日：“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以前，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汉则杂而行之。魏晋以下，王霸俱失。如欲用之，王道为最，而行之为难。”高宗日：“今之所行，何政为要？”令狐德桑对日：“古者为政，清其心，简其事，以此为本。当今天下无虑，年谷丰稔，薄赋敛，少征役，此乃合乎古道，莫过于此。”又问：“禹、汤何以兴？桀、纣何以亡？”令狐德桑对曰：“《左传》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仁义治天下的主张，称为王道。与此相对的是国君凭借威势，利用权术、刑法的统治政策，称为霸道。王、霸之道，在我国古代，无疑是两种政治思想。
令狐德桑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的“罪”是指谴责自己或别人，把罪过归到自己身上或别人身上。令狐德桑的话，是他通过对历史进程的观察之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无疑对个人、对一个时代的前进与倒退，对一个国家的兴旺与衰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我国封建社会，在那基本处于人治的历朝历代，君王一言九鼎，黎民百姓如同草芥，君王权力高于一切。一些清醒而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如令狐德桑，就把君王的贤明与黎民的福祉、国家的兴亡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一个国君与一个鼎盛的时代紧紧联系在一起。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多少年来都为史家所称道。
乾坤变幻，岁月沧桑。神州大地逾越一千四百多年后，敦煌人令狐德桑“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话题，又被上个世纪的著名政治家黄炎培和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重新提起。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冷通、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六位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主席之邀，飞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访问。其时，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历经国土沦丧、家破人亡，流血牺牲、浴血奋战的八年抗战，已望见了即将胜利的曙光。抗战胜利后，国家、民族的前途，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人民在这个国家的地位及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奋斗的征程上如何永葆进取不懈精神的问题，就成了毛泽东、黄炎培及中国所有忧国忧民之士所思虑的大问题。
据《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与《毛泽东和他的“右派朋友”》两书记载，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欣欣向荣的景象，给了六位国民参政员以深刻印象。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第二个目的是想去看看延安。就我们看到的，没有一寸土地是荒芜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都是负责的。”延安的兴盛与重庆的晦暗，也同样引起了黄炎培等人的深邃思考。为什么在生活如此艰苦的延安，人们的精神状况却那样地好，人人均看见希望，人人都不懈努力；而抗战陪都重庆却弥漫着“借机发财”、“秉烛夜游”等颓废的思潮，人们从即将到来的胜利中看到的不是新生而是失望。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么，共产党是否也要遇到此类情景呢？
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冷通到他家里做客，三人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谈话的主角是毛泽东和黄炎培。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何感想？黄炎培笑了笑，十分坦率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忧虑：“我六十多年中，耳闻不说，亲眼所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个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
黄炎培又郑重地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的谈论，言简意赅，高屋建瓴。所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不禁从心底里折服。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对黄炎培所提的问题，自然时时在心。笑着对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对毛泽东的回答感到满意，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定于公众，个人功名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希望的。”
那年，黄炎培已是68岁的老人。他大半生中，耳闻目睹了国家贫弱、破败，民不聊生，国民党消极抗战，国土沦丧，百姓流离失所，人心丧尽。再观中国共产党坚持敌后抗战八年，减租减息，实行民主，改善人民生活，深得民心，已成决定中国命运的新生力量。失人心者失天下，得人心者得天下。此时，黄炎培预感到江山要易手，共产党得天下，人民坐天下只是个时间迟早的事。此刻，在延安的窑洞里，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何跳出周期率的问题，实是老人希望即将建立的人民新政权应未雨绸缪的诤言。
民主既是实行多数人统治的理想，又是实现人民事业兴旺发展的手段。而这种民主的手段的真假，这种民主的有效与否，又须有法律的保障。人民民主是人民对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实行监督的先决条件。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证，自然人民对一个政党、对一个政府的监督也就成了空中楼阁，镜里桃花。
（二）
从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里，毛泽东在治理中国时为突破某种轨迹或“周期率”做出了努力。新中国建立的前后几年里，他在全国彻底实行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农具、耕畜并将其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现了历代政治家不断叫喊的“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他制定的发展工业经济的五年计划，创造就业岗位，一个人的饭两三个人吃，实行高就业，使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有饭吃。一时，“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颂歌，从陕北、甘肃、宁夏的黄土高原响彻中国大地。
无疑，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毛泽东是历次中国改造运动的第一推动力。
农民问题总是中国革命与改造中国的根本问题。而推行农业合作化是新中国建国后与工业化同行不悖的两大选择。从1953年通过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1955年上半年，农业改造还是按照15年内完成合作化的规模稳步进行。然而，到了1955年的夏天，毛泽东决定加速农业合作化步伐。5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7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的报告。同年10月，毛泽东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在后两次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他批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党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主管农业合作化工作的邓子恢是“小脚女人走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少数人打主意。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谁也不敢表现出丝毫的迟钝和落后。从中央到地方，从城镇到农村基层，批判农业合作化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风暴乍起，真可谓“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各省市自治区反映农业合作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典型经验的的文章，像雪片似的飞到毛泽东的案头。此时，毛泽东兴奋不已，挑灯夜战，编辑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序和加按语104条。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就像下了一场透雨后冒出数不清的蘑菇一样，一下子冒出了74万个农业合作社，1．2亿农户屁股一拍，兴高采烈地就走到了农业合作化的大旗下。
历史证明，1956年狂潮般的农业合作化，实际上是给1958年大跃进的失败、三年困难时期的全国饥馑以至中国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种下了祸根。至于这次骤然改变农村生产关系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时过两年后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衍生成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对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国农业兴衰的影响，至今还为一些有良知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亲历见证了这段历史的中国人所深深思考。
从此，那位以实事求是著称的共产党人邓子恢在中国政坛上黯然失色。时过7年以后，毛泽东仍记着邓子恢“小脚女人走路”那笔账。1962年下半年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八届十中全会批判“单干会”的浪潮中，毛泽东又把当时一些地方偷偷搞的让农民稍稍吃饱的“责任田”土办法看成是“单干风”，并把这种所谓的“单干风”与邓子恢联系起来。他指责：“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同志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后中共中央撤销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从此，邓子恢坐到冷板凳上。
1967年7月，笔者奉“兰州大学革命造反总部”（“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派遣，在北京的一座小院里找到邓子恢老人时，他已是一位在家赋闲多年，与老伴相依为命，不断接受红卫兵调查询问的老人了。当他知道笔者从西北大老远来的后，即让卫兵端茶看坐。他不厌其烦地回答了笔者的询问，还不时说起他20世纪30年代在闽南领导土地革命时与党内极左路线斗争的情况，至今想来，他那不居高临下、待人以诚、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的风范犹存。
据说历史不能假设。但是，笔者还是要问：难道当时中国农村就只有合作化、组织起来这一条路吗？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那么后来的大跃进、浮夸风、三年饥馑以至饿死人现象会不会发生？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实行双层经营、土地实行农民承包，与1955年前后的农村经营状况有何不同？面对这些严峻的历史之谜，笔者才疏学浅，无以为释。这些历史之谜，就让后人去探讨吧。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宣告，他们的理想社会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人都有追求自己的快乐和幸福的自由，都有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前提是只要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事实证明，只有自由的人，才最能创造物质的精神的财富。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人著文说，本世纪50年代以后，毛泽东总是不断地折腾农民导致农民普遍贫困。而到80年代，邓小平让农民自己去折腾，使中国农民终于摆脱了贫困。回想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8亿农民从僵化的经营体制中解放出来，实行双层经营，户户都有一个“队长”，自主经营，缴够了国家的，缴够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不几年，农民的粮仓满了，腰包鼓了。这就是给予了农民发展自己的创造性的自由的缘故。
时至今日，当我们看到在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私营企业正在创造着物质财富，正在为增强综合国力添砖加瓦，在为人民的幸福贡献力量时，我们发现，“自由”已不像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那样在人们的政治观念中只是一个充满邪恶的词了。
（三）
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都唯毛泽东马首是瞻。
难忘的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改变“八大”政治决议的实践。毛泽东对党的“八大”通过的“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和“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的正确论断不以为然。“八大”时，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关于健全法制的论述，关于扩大民主的论述；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关于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论述，都有可能使毛泽东怏怏不快。
后来的历史证明，在上世纪50年代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航船起航时，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与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群星灿烂的领袖集团的真知灼见与智慧如果得以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和历史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195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毛泽东还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种民主的方法，就是“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
同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此文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要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此文特别指出，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
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一天，即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展开对党的缺点错误的批评。到1957年，新中国建国已7年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已经完成，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了许多原来不熟悉的领域如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如果在如此雄伟的事业中没有缺点和错误，那是奇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