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此后不久，敦煌人民政府成立。翌年春，农村建政，征粮、支前、反霸减租在敦煌农村蓬勃开展。沈英此年18岁，年轻力盛，再加上有点文化，初建的区政府就把他当成了推开各项工作的骨干和依靠对象。沈英热情、正直，从心底里感到新政权代表着他和广大贫苦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有燃烧不完的激情。1951年冬，土地改革运动在敦煌铺开。此时，沈英组织、带领民兵站岗放哨，保卫胜利果实，监视坏人，夜以继日。他做了主人的感觉从来没有这样强烈过。此年冬，为保卫新政权，保卫土地改革，沈英和民兵们在香炉墩与一伙土匪打了一仗。这一仗有七八个民兵英勇牺牲。
在经受了长期的革命工作和战斗的考验后，1953年6月8日，敦煌县人民政府吸收沈英参加了革命工作，当了干部，到区政府任文书兼干事。
1957年初，共青团敦煌县委派沈英去甘肃省团校学习。计划待沈英从省团校学习提高后担任团县委的领导工作。在省团校，沈英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沈英到省团校不久，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了。此刻的沈英还是一个只有初小文化程度，涉世未深，仅有一股革命热情的小伙子。他对眼前这场突如其来的急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形式，都感到异常震惊。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断地问自己：“革命咋会是这样？”沈英对那些昨天还在给自己讲课，“传道、授业、解惑”的教授、讲师，一夜过去就成了“阶级敌人”、“右派分子”的残酷现实，无法接受，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省团校的领导者嫌抓的右派分子还不够多，整风反右的“成绩”还不够大，他们又列出许多问题，以“讨论提纲”的名义发给学员笔答。
沈英是个从乡下来的没经过政治斗争的老实人。他在回答那些诱人上钩的问题时，总认为对党应该忠诚老实，怎么想的就应该怎么回答。
第一道题：“在今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应该绝对发展还是相对发展”？什么是“绝对发展”和“相对发展”，沈英那时还弄不清楚。尤其把没有任何条件的，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绝对”发展壮大和有条件的、暂时的、有限的“相对”发展壮大，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沈英更觉得不知如何回答。但是，沈英认为世界上绝对的事物很少，于是就半猜半答道：“中国共产党须相对发展”。
第二道题：“你是否认为粮食统购统销实行的过程中伤害了农民口粮”？沈英是从农村最基层来的，在农村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他不但目睹，而且亲手做过这项工作。他听到过许多农民因个别干部过高估产导致征过头粮而使农民口粮紧缺的怨言。沈英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最有发言权，故，他非常肯定地回答：“粮食统购统销实行的过程中，伤害了个别农民的口粮”。
第三道题：“有人说，党有权，政府有钱，最可怜的是共青团和妇联。你说对吗”？沈英长期做过青年工作。他说，党是领导一切的，共青团、妇联进行的所有活动都要经过党的批准。
第四道题：“你是否认为在于部队伍里进行‘肃反，和社会上进行的‘三反五反’伤害了好人”？沈英参加革命工作以后，经历了在干部队伍中进行的“肃反”和社会上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他目睹了在进行肃反工作和三反五反工作中，发生在个别干部身上的“逼、供、信”，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上线，方法粗暴等事实。他回答说：“肃反、三反五反伤害了个别好人”。
当沈英还正在为自己向党说了老实话而暗自庆幸时，甘肃省团校的一些人却把他推上了被批判斗争的台子。批判沈英的人说，沈英说党须相对发展是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要共产党。批判者说，沈英说共青团、妇联的一切活动都须经过党的批准的实质是不要党的领导，妄想走脱离党的领导的反革命道路。批判者说，沈英说“肃反、三反五反伤害了个别好人”的本意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批判者还说，沈英说粮食统购统销过程中伤害了个别农民的口粮，是从思想上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张网待雀”、“欲擒故纵”、“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些古代国人总结出的政治计谋，在当时甘肃省团校某些领导整风反右斗争者的手里，被运用得游刃有余，炉火纯青。他们在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上一窍不通，但在残酷地整自己的同志时却表现得颇为能干。事情完全被一些心怀叵测的人颠倒了。勇敢地说出我们革命事业中的缺点错误的人，成了“阶级敌人”、“右派分子”。那些说白道黑，对革命事业存在的缺点错误甚至问题视而不见的人，成了一贯正确的“忠臣”。
在批判斗争沈英的会上，批判者要求沈英把上纲上线的话一字不差地记下来，最后要求沈英在记录稿上签名盖章，以便后人看时能觉得这都是沈英自己交代的“罪行材料”。沈英被批判斗争一个多月后，甘肃省团校派两个人将他押送回敦煌，敦煌县委宣布开除沈英的团籍、公职，令他回家劳动。从此，沈英就年复一年地过着政治上被专政、劳动上被歧视的凄风苦雨的悲惨日子。“四清”运动时，沈英不时被揪斗，让他交代“反攻倒算、妄想变天”的“反革命罪行”。沈英委实想不通自己说了几句实话咋就成了“阶级敌人”？他去向“四清工作组”要自己是“阶级敌人”的执把（注：即证据）。
“四清工作组”说，你是右派分子，本身就是阶级敌人，还要啥执把？
1979年夏，敦煌县委召集沈英等右派分子学习了中央关于改正右派分子问题的文件后，甘肃省团校通知沈英去兰州。在甘肃省团校，宣布将1957年强加在沈英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对沈英的右派分子问题给予改正。沈英的右派分子问题改正后，敦煌县委安置他到郭家堡乡人民政府工作。1983年又调沈英到敦煌县托儿所任会计。1989年秋，沈英退休。
向党说出实话，向党说出我们的事业中、我们的队伍中存在的缺点、错误以至问题之后，自己反被赶出革命队伍，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成了被专政的“阶级敌人”。这真是老实反被老实误的一种典型！
赵存智
赵存智，兰州市永登县人。1956年前后，赵存智考入一家艺术院校。因家庭困难，急需挣钱养家，赵存智又考入甘肃省邮电学校。赵存智从该校毕业后，被统一分配来敦煌邮电局工作。1957年因在大鸣大放中有右派言论，赵存智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调离敦煌县邮电局，到县食品公司饲养场喂猪，当猪饲料保管员。其时赵存智虽身处逆境，仍独钟油画、书法，常以作画、写字自娱。
1979年8月，赵存智的右派分子问题得到改正后，即调离敦煌，到甘肃省邮电局农话处工作。
范荣
范荣，山西人，高中生。1952年，甘肃省供销社调范荣到敦煌县供销社任供应经理部会计。时年，范荣二十多岁。当时，敦煌县供销社初建，领导和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高中生，在当时的敦煌可谓凤毛麟角，稀罕得很。范荣是当时敦煌县供销社学历最高的工作人员。他对县供销社的一些领导不重视知识分子颇有怨言。
1957年春，敦煌县委号召广大干部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此时，范荣贴出了一张题为“新西游记”的大字报。此大字报对县供销社的一些领导结伙整人的做法多有讥讽之意。不久，敦煌县供销社整风领导小组便给范荣罗织了种种罪名，上报敦煌县委，并建议给范荣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经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批准，给范荣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范荣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不想活了，他把一枚金戒指吞到肚子里自杀。那几天，范荣的同事注意到他的情绪异常，并忽然发现他手上的金戒指不见了，就开导他不该走上绝路。在同事的再三追问下，范荣说他把金戒指吞到肚子里了。此时同事们急忙找来大量未经切短的韭菜强迫范荣吞下，终将那枚金戒指拉了出来，范荣求死不得。范荣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老婆与他离了婚。
范荣业务能力很强，熟悉供销会计业务，当时实在找不到一个能代替范荣任会计的人。所以范荣虽然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还仍得让他当会计。
1961年9月28日，敦煌县委根据甘肃省委统战部、组织部关于在1961年国庆节前对第三批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批示精神，经鉴定评审，摘掉了范荣的右派分子“帽子”。
2000年，范荣曾任敦煌市政协委员。
2002年，范荣病逝。
陈齐庭
陈济庭，广东人，1957年在敦煌县人民银行工作。1958年5月26日，经中共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批准定为右派分子。之后，陈济庭回广东老家。
郭培荣
郭培荣，1958年3月20日经中共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批准，定为右派分子。
严智光
严智光，1958年3月20日经中共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批准，定为右派分子。
张春深
张春深，1958年3月20日经中共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批准，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监督劳动。
刘德才
刘德才，1958年3月20日经中共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批准，定为右派分子。
刘德才为西藏运输局敦煌站会计。1957年12月13日，敦煌县公安局将刘德才逮捕。1959春，刘德才死于敦煌县公安局看守所。
刘智
刘智，1957年12月7日，经中共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批准，定为右派分子。
朱斌
朱斌，1957年12月7日，经中共张掖地委整风领导小组研究批准，定为右派分子。
张举
张举，敦煌县孟家桥乡人，生于1924年。张举家庭成分富农。1942年在敦煌东街小学上学时，由王鸿武介绍加入国民党。1944年，张举在敦煌女子小学任教时，经武国英介绍二次加入三青团。同年，他又经李森夫介绍二次加入国民党。1945年3月，张举任该校三青团区队第一分队副队长。1948年，他在敦煌县税捐处任税务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八乡第一初级小学教员。
1957年，张举被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回孟家桥老家监督劳动改造。1979年9月，敦煌县委对张举的右派分子问题给予改正，安置他到肃州中学工作。1998年秋，张举去世。
赵芝俊
赵芝俊，敦煌县百货公司干部。1957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1963年11月，敦煌县公安局通知赵芝俊参加右派分子会议，要对他进行“阶级教育”和“认罪教育”时，才知道他已在此前亡故。
沈立元
沈立元，玉门县人，城市贫民家庭出身。1956年秋，沈立元从酒泉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敦煌中学任教。沈立元为人热情、正直，思想敏捷、活跃。沈立元平时在教研室与同事闲谈时曾说：“世上一切事物都是相对存在的，都是要不断发展的。世上有些事物是可认识的，有些事物是暂时还不可认识的。真理的发展没有止境。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事物的发展，最后也会被人批判。”
1957年暑假展开的“整风学习”中，有人们指控沈立元反对马克思主义。后来，沈立元在敦煌中学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到一所小学做杂事。随后，沈立元回到玉门县老家，在一小学做杂事。
（三）被风暴卷走的异教徒
一场残酷的战斗之后，战场一片寂静。死者已走入茫茫的黑暗之中，伤者躺在血地上呻吟。一场暴风雨之后，那些被风暴卷走的人消失了；留下的人们，仍在心悸恐怖中挣扎。
在1957年刮起的风暴中，有的人虽然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们也在极度痛苦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给自己和亲人留下了“背叛党、背叛人民、自绝于革命”的恶名。还有的人虽然没有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们仍被赶出革命队伍，经受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在人们的眼中，他们和他们的子女都是“异教徒”，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们经受着残酷着的政治歧视与生活迫害。
黄金玺，敦煌人，家庭地主成分，兰州师范学校毕业。他在历史上加入过三青团、国民党。1946年在东街小学任教时，黄金玺曾任三青团东街小学区队分队长。新中国成立后，黄金玺被留用。1957年整风中，因“该黄大肆向党进攻”而被开除公职。1958年初，黄金玺被遣送黄墩农场劳动改造。
郭维峻，敦煌人。其父郭永录，曾任国民党敦煌县党部书记长，甘肃省参议员。新中国建国后，郭维峻曾任党河沙枣园水文站观测员。1958年初，因有右派言论而被遣送黄墩农场劳动改造。1960年前后，在黄墩农场死亡。
马德成，回族，甘肃省和政县人，家庭成分中农，初中文化程度。马德成1951年参加工作，任敦煌县税务局股员。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马德成因对肃反、审干、整风不满，“恶毒向党进攻”，于1958年被敦煌县委开除公职。
李瑶圃，1908年生，河北省深县魏桥乡李村人。李瑶圃18岁参加冯玉祥部队。从冯部第二集团军军医学校毕业后，李瑶圃随冯军转战西北。1937年，他任武威陆军医院院长。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与马步芳军在临泽作战失利，西路军将领董振堂战死。马步芳欲拿董振堂的头去南京向蒋介石请功，故令李瑶圃为董振堂的头做防腐处理。1947年，李瑶圃先后任安西县、敦煌县卫生院院长。敦煌解放后，李瑶圃曾任县支前委员会委员。敦煌县人民政府成立后，李瑶圃任卫生科科长兼县卫生院院长。1957年反右整风时，李瑶圃被敦煌县委内部排队时划为“右派”，受到批判。
李融，敦煌人，家庭地主成分。李融1947年在酒泉师范学校简易师范毕业后，曾任敦煌县东街小学教导主任。1957年，李融在“整风中恶毒向党进攻”，1958年初开除公职。
张有为，敦煌人，家庭地主成分。1947年在敦煌中学上学时，担任过三青团敦煌中学区队分队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为张掖专员公署商业局干部。1957年，张有为因有右派言论被开除公职，回家参加劳动。
窦禅父，敦煌人，其父1947年被敦煌县选为“国大代表”，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晋陕监察使署秘书。1949年底，窦禅父参加工作，曾为敦煌县人民委员会财政科干部。1957年，因有右派言论被开除公职。后窦禅父盲流至新疆喀什，在煤窑挖煤并重新当上干部，后成为该煤矿领导。1979年后，曾任政协喀什市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