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骇人听闻的历史过去了25年之后，严显在临终前说：“为了争取党进一步了解事实，取得更多人的证实，我采取多承认一些莫须有的、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为了避免被斗争，我晚上编假，白天应付批判，将原来自己坚决拥护党，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一切实际工作都交代成一无是处。我这样做，反而株连了更多的人。这是我毕生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们的事。”“隔离审查半年之后，许多同志被株连判刑，我也被定为右派分子。”据当时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被判处重刑、今天幸存的一些老人说，严显当时坚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人家揭发什么，他就承认什么，人家要什么，他就给什么。关于“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革命集团”的所谓“纲领”、“计划”，所谓“三年奋斗”、“五年准备”及最后“夺取敦煌全县的文化教育大权以至全国的文化教育大权”的交代，都是严显编造的。当时的领导者将严显的交代整理成大字报贴出来，让那些有问题的人去看，搞诱供，暗示那些人就照严显交代的样子交代。
那是一个逼人说假话的时代！那是一些人被迫相信假话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说假话是一种防身术。然而，严显在说了假话之后，却走向自己愿望的反面。在备受了几十年良心的熬煎之后，严显终于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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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25日，甘肃省张掖专员公署发文：“酒泉夹边沟农场：兹有敦煌县严显等二人已经专署批准劳动教养，请接受为荷。名单：严显，系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童契文，系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
岁月流逝半个世纪之后，保存在敦煌市档案馆里的这份函件，在“严显”一行字上被用红铅笔轻轻划了一杠。就这轻轻的一杠，使严显逃脱了饿死的命运。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58年3月9日，严显被敦煌县委宣布定为右派分子，同时被开除公职。此时，严显自然无班可上。敦煌的大大小小的头目凭灵敏的嗅觉，已经闻到全国将掀起生产大跃进的味道。不管能否干出什么事，先造舆论是最重要的。这些人嘴上功夫不浅，但要双手提笔写个“八”字却是难上加难。严显此时虽被推入“阶级敌人”的行列，他能写美术字的本领却派上了用场。各单位都喊他去在墙上写豪言壮语。此时，严显的外甥，身为敦煌县公安局副局长的辛有熊，见舅父不用去夹边沟，而可以就近劳教的机会来了，便去请示局长贾怀登，说：“张掖专署已批准严显去夹边沟劳动教养，可严显近来在各单位写大标语正忙，咋办？”贾怀登知道辛副局长与严显有甥舅关系，且早有让其舅就近教养，给以方便照顾之意，即顺水推舟说：“那就告诉张掖专署，等严显把标语写完了再去夹边沟吧。”同年11月，严显与27名被宣布定为右派分子或还没有被宣布为右派分子的人被送到黄墩子农场劳动改造。农场领导向全场职工宣布他们是劳改犯，不能与他们接触。一到场，农场便将他们编入基建队。他们住在地窝子里，一年四季的任务是修房屋、挖窑洞、挖红柳、平沙滩、挖大渠。从早到晚，干活不止。夏天，从早晨干到太阳落。冬天，两头不见太阳。每天收工回来，浑身疼痛，就像散了架一样。严显在农场拿21．42元的工资，除去每月伙食费10元，支持上大学的外甥辛有龙5元外，剩下的就是自己的零用钱。监督劳动虽然艰苦，但严显仍拼命在劳动中表现自己。他只有一个信念，早日劳动改造好，以解老母之忧。此时，农场又组织法庭，宣布对严显管制三年。严显日夜盼望自己的劳动表现能得到肯定。他被任命为组长、治保员。他领导的小组被评为种、管、收全面先进的小组。终年劳动强度大，又没有油水，每月42斤的口粮，根本吃不饱。1960年，全国饥馑，甘肃更甚，号称“塞上江南”的敦煌也难幸免。黄墩子农场被监督劳动者的口粮减为30斤，又骤减为15斤，并且劳动强度加大，致使右派分子普遍浮肿。人们在地头干活，一蹲下就再也不能起来。与严显同去黄墩子农场的右派分子王振华、郭维峻、梁玉龙三人先后被饿死。严显虽有家里不时接济，但也被饿得奄奄一息，浮肿得如洋芋一般。
1960年底，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后，甘肃全省大救人命。1961年2月底，黄墩子农场的全部右派分子返回原所在单位。此时，严显已被开除公职，无单位可回，故由敦煌县民政局组织学习。名日“学习”，实际是恢复身体。此时，敦煌民政局又组织他们参加一些开荒种地劳动，收获一点粮食，以补口粮不足。同年底，严显回到家里。为了维持生计，他打过零工，用架子车去北湖拉柴，既维持家用又可卖柴挣一点收入。单干了一段时日，严显又觉得这样不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遂于1964年带着他的毛驴车参加了敦煌县运输队。在运输队几年，终日与毛驴车为伴，不分寒暑，在祁连山中为莫高窟加固工程拉运石料。
1966年4月，敦煌的“四清”运动开始，随着极左路线逐日升级，对严显从思想到行动的专政逐日加剧。接踵而至的“文革”到来，更使严显终日生活在恐怖之中。今天，这一派群众勒令他游街示众；明天，那一派群众又勒令他接受批斗。夜以继日的苦役，无休止的批斗交代，使严显深感生不如死，只求早死或判刑劳改。
1969年3月，严显被划为“十种人”。他与全家被强迫遣送敦煌县东沙门村落户。无形的政治“帽子”，人们的歧视，都使严显处处抬不起头来。终年给严显派的都是最苦最重的活，而工分却比别人低，而且谁都可以苛责甚至辱骂他。年年冬天，严显必被派去北湖驻湖打柴，住在地窝子里，十冬腊月，冰天雪地，给下湖拉运柴的人做饭，融冰饮牲口等，都是严显完成打柴、装车任务后额外尽的义务。驻湖三个月回队后，除每天的正常劳动出工外，还得在社员开会时给集体义务劳动。浇水看渠，拾粪积肥，都不给严显记工分。
1978年底，敦煌县委对严显的右派分子问题给予改正，恢复公职。1979年元月1日严显回到敦煌县文化馆工作。
1981年4月，严显退休。1984年3月病故。
王振华
王振华，祖籍敦煌城关镇人。1949年前，他家在敦煌县城经营中药铺，在邵家桥村也有一些产业。1940年夏，王振华从敦煌县东街小学毕业后即考入酒泉师范学校。他因品学兼优，能唱能画，多才多艺，毕业后即被该校留任为附属小学教员。1947年，王振华与比他低两级的同校学生高尔郁结婚。1948年秋，王振华夫妇回到故乡敦煌。不久，夫妇俩即被东街小学聘为教师，王振华同时任该校教导主任。
王振华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他在酒泉目睹了太多的社会黑暗和人们之间太多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他向往理想社会。来到敦煌不久，他即想一扫那死气沉沉的令人窒息的空气。他串联城镇各学校及卫生界志同道合的青年张友仁、吴国泰、严显、袁恩科、宁兴业等人，由他导演了进步剧作家陈白尘、宋之的编创的多幕话剧《野玫瑰》。为演出成功，王振华还设计了海报，制作了布景。精心的导演，志同道合的演员，果然使该剧的演出在敦煌引起轰动。敦煌县长鲁玲兴奋不已，设宴招待了全体演职人员，祝贺王振华等人为敦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
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不久敦煌县人民政府成立，王振华夫妇被留用。同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进军新疆时在敦煌短暂停留。部队文工团不忘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在敦煌演出大型秦腔《穷人恨》、《血泪仇》、《北京四十天》之余，文工团员又深入各学校给师生教唱革命歌曲，教陕北秧歌。他们在敦煌播下的革命文艺的种子，最先在王振华主政的东街小学发芽。王振华首先编出大型秧歌舞蹈《扭断千年铁锁链》，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翻身解放的伟大功绩。此秧歌舞蹈一经在敦煌街头演出，立即轰动了敦煌城乡，各校纷纷效仿。
1950年10月，敦煌县人民政府任命王振华为东街小学校长。
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觉悟，唤起了燃烧的激情。1950年10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开始。王振华创作出了表现人民力量的舞蹈《红缨枪》，发动全校师生排练演出，组织宣传队、秧歌队在街头和农村演出。每天傍晚，他组织师生，手执自己做的纸喇叭，在城门楼上向居民读前线形势、时事新闻和抗美援朝的英雄报道。同年冬，敦煌中学朱文彦倡议组织“文教业余剧团”，王振华积极响应，多方串联。该剧团成立后，王振华、张友仁任剧务主任。王振华把当时开展的各项巩固新政权、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运动看成是祖国走向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唯一之路，这些政治运动代表着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代表着自己的根本利益。所以，使敦煌县文教业余剧团的演出配合这些运动、宣传这些运动，就是自己光荣而神圣的任务。为宣传建国初期开展的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发展生产等运动，敦煌县文教业余剧团先后演出了大型秦腔《穷人恨》、《血泪仇》大型歌剧《白毛女》、大型眉户《刘巧儿告状》等，使敦煌人民耳目一新，深受教育。通过这些剧目的演出，使王振华的编导才华、组织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认为王振华是当时敦煌县文教业余剧团的骨干，该剧团之所以能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坚持演出，坚持在敦煌舞台上活动三四年，没有王振华的凝聚力是不行的。
王振华是一个锐意进取、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1951年春，当他从教育刊物上看到南方开展“五环教学法”之后，便按步骤仿效，组织教学、复习检查、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作业并组织全校骨干教师宁兴业、窦侠父、年新等学习讨论，然后在全校试行推广。他办学认真负责，严格要求学生，也严格要求教师。平时，他深入课堂听课，检查教师备课教案。他对学生的音乐、体育、美术教育非常重视，还亲自给学生教唱歌，教乐器，教扭秧歌。那个时代，东街小学是敦煌城新文艺的中心园地。
1950年春，敦煌县人民政府把宣传、扫盲的任务按区分给了东街小学、南街小学。王振华即组织全校教师利用星期天，逐乡去辅导乡村小学教师，帮助他们提高、改进教学方法。
1952年夏，敦煌县人民政府调王振华为县扫盲办公室主任。面对新任务，王振华不停地到各乡村小学检查督促扫盲工作。在此之前，他发动、组织举办了一次全县漫画展览，他自己就有十多件作品展出。这次漫画展览，歌颂了新中国，歌颂了共产党，歌颂了人民政权，也针砭了时弊。
据一些老人回忆，王振华参加了1957年6月在敦煌县委礼堂召开的“帮助党整风座谈会”。在这个会上，王振华一言没发。这年暑假，敦煌全县中小学教师在东街小学集中进行所谓的“整风学习”。王振华在这次集中“整风学习”中仍一言没发。这次集中“整风学习”后，王振华的处境如何，许多现存的人都说不知道。因为这几个人那时都已失去了自由。
据现在活着的王秦鲁回忆，1958年3月，他与王振华同时被敦煌县委遣送黄墩农场劳动改造。当时，同去黄墩农场的有二十多人。这些人中有些在去之前就已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至于王振华是否已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至今不得而知。然而有两点可以证明王振华那时已经被指控是有问题的人。一是据张仲先生回忆，1956年冬，他在西安财经学校学习时，家人给他去信时说王振华交代好，县委书记当众在会上宣布对王振华的问题既往不咎。到了1957年，王的历史问题可能又被翻腾出来了。二是现存有1958年8月27日填写的《敦煌县审干办公室第一、二期审查对象登记表》，其中关于王振华的那一页在“历史上的主要问题”栏内写着：“已定为反革命分子”。为什么定王振华为“反革命分子”？有两个可能，一是王振华在酒泉师范学校念书时可能参加了三青团并担任过什么职务；二是王振华1957年已被认定为由敦煌的当权者臆造的“以李森夫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
据王秦鲁回忆，王振华被遣送黄墩农场后，被编入基建队，长年累月地干着加地埂、挖红柳、散沙包、挖渠的重活。长期的饥饿，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摧残，在场监督劳动的右派分子有的瘦如柴棒，有的浑身浮肿如洋芋。那时人不敢坐在地上，一旦忍不住坐在地上，就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了。人饿成这样，还要被管教干部驱赶着去干活。有的人正在干活，突然跌倒就死了。在黄墩农场，王振华很少谈自己的右派问题。有时偶尔谈起，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咋就成了“李森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集团”的干将？有时他说那实在是硬砸给他的。
王振华怎么死在黄墩农场的？据王秦鲁回忆：“1960年11月，敦煌开始大救人命。中共敦煌县委会命令黄墩农场的敦煌右派分子返回城里。管教人员宣布王振华是第一批回城的右派分子。临上车时，食堂发给王振华三天的馍馍让人抢走了，当时任三分场治安员的右派分子严显立即去追。但当严显把抢馍馍的人找到时，王振华三天的馍馍已进了人家的肚子。此时，王振华见自己三天的口粮进了人家的肚子，自己去城里没粮，回不了城，即放声号啕大哭。那时就在车旁，我看见王振华的眼里已经没有了眼泪。第二天早晨上车时，我听人说王振华在昨天晚上死了。”就在王振华死去的同一天，他的父亲、爷爷也先后死去了。
李正诗
李正诗，敦煌吕家堡盐茶村人，1920年生。他家是当地大户，颇有田产。1943年，他考入敦煌中学。1945年秋从该校毕业后，他先后在雷家墩、秦州、吕家堡等小学任教。那年代，农村苦寒，乡村小学或在坊神庙里或在村公所里，一至四年级挤在一间房子里，老师一会儿去给一年级学生教授语文，一会儿又去给四年级学生讲授算术。四年级上完，就算“初小”毕业了。要上五六年级，乡村娃娃就得进城读完全小学了。那时，农村凋敝，普通农家要让娃娃到县城里就读完全小学，大多力不从心。鉴于此，1949年在吕家堡小学任校长的李正诗，以他任教多年的声望，倡议当地士绅和殷实之户捐赠梁、檩，以建学校。这样既可增设五六年级，又可解学生拥挤之苦。此倡议一经提出，即得众人响应。李正诗将人们所捐木料暂存当地大户赵兴德家，托他保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