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这个词，人们理解为结合在某个地域之中人的群落。就此而言，这些人构成一个整体。这样一个群落，或者这个群落的一部分，当它由于共同的出身而自认为是统一于一个市民整体之中时，就叫作国民，那置身于这些法律之外的部分（即这个民族中野蛮的一群），则称之为暴徒。他们的非法联合就是纠集，这是一种把自己从一个国家公民的性质中排除出去的行为。
休谟认为，如果国民中的每个人个别的特性都被努力吸收进来的话，那么国民本身就没有特性了。我以为他在这里是错了。因为作出某种特性恰好是他本人所属的、那个民族的普遍特性，这种特性也是对一切外国人的藐视，其原因特别在于，这个民族以为单凭一个把内部公民自由，与对外部的武力结合起来的精确的宪法就值得自夸。这样一种特性与那种容易造成亲密无间的殷勤相反，这是一种目中无人的粗野，是一种出于被误解了的独立自主性，而对一切外来者的执拗态度，这种态度使人相信他不需要别人，也自以为可以免掉他对别人的友好行为。
英国和法国以这种方式成为地球上两个最文明的民族，它们的特性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许主要因此而总是相互争斗。它们后来人为地造成的特性只是天生特性的结果，即使根据它们的天生特性，它们大概也是惟一能够被承认，有一种确定不变的特性的民族，只要它们还未被战争的强制力混合起来。法语成了一般的会话语言，尤其是在妇女们的高雅社会里；而英语却成了商业范围中最广泛的贸易语言。这也许是由于它们的大陆和岛国的位置区别所造成的。但是，它们现在实际上具有的天性，以及通过语言对这天性的培养，也许不得不追溯到它们由以起源的原始民族的天生特性，不过我们对此缺乏材料。但在实用人类学中，与我们有关的仅仅是，把这两个民族现在所具有的特性展示在一些例子中，并尽可能使之系统化。这些例子可以让人看出，一个民族可以在另一个民族身上期待些什么。一个民族可以怎样利用另一个民族的长处。
那些因袭下来，或是仿佛因长期运用而成为本性、而嫁接于本性之上，并表达着一个民族性情的格律，只不过是这样一些大胆的尝试，与其说是哲学家们想根据理性原则，对一切民族的自然倾向的多样性来作分类，不如说是地理学家们想根据经验来作分类。
认为一个民族的一切特性都取决于政府形式，这是一种未经证明的不明确的看法。因为，政府本身又从哪里得到它特殊的性质呢？即使是气候和地理也不能给这个问题提供钥匙，因为整个民族的迁移说明，他们并没有因为他们新的居住地而改变其特性，只是根据环境而使他们的特性适应于这种新住地，同时却让人总还是在语言、谋生方式、甚至穿着方面看出他们出身的痕迹，也看出他们的特性。我将更多地从他们的缺点和对规律的偏离方面，而不是从美化的方面（但也并不要漫画化），来大致勾勒一下他们的肖像线条。因为除了谄媚使人堕落、责备使人改善之外，如果一个批评者一律只强调人们的缺点，好像他多少作一点夸奖就会激起被评价者之间的妒忌似的，那么他就会更少触犯人们的自私心理。
1．法兰西民族在一切其他民族中，是以谈话风趣而独具特色的，在这方面它堪称是其他一切民族的楷模。他们尤其对来访的生人彬彬有礼，尽管现在宫廷礼节已不时兴了。法国人的这种特点并不是出于利害，而是出于相互交谈的趣味上的直接需要。由于这种趣味首先涉及到与广大妇女界的交往，所以妇女语言成了这个圈子的通用语言。毫无疑问，在心甘情愿为别人服务和助人为乐的友善方面，以及逐渐在人类的博爱原则方面，这种方式的意向也必定会有自己的影响，而且一定会使这样一个民族整个地成为亲切可爱的。
但事情的另一面却是，热烈并没有用经过考虑的原则加以足够的约束，而在理性的洞察上也是漫不经心，仅仅因为某些形式被认为是陈旧的，甚至只是被认为是过分的，就不能长久地坚持这些形式，哪怕他在这方面感到愉快。再就是一种传染性的自由精神，尽管在它的活动中也引入了理性，并且在民族对国家的关系中产生了一种震撼一切的热忱，这种热忱却仍然超出了限度。这个民族以魔法般的方式显示出来的、但却是来自现实生活的那些特点，可以很容易地单凭构成这特征的素材，即一些互不关联地随口说出的只言片语，来作一个整体的说明，而不需进一步的描述。
像这样一些词：“机智（而不是健全理智）”，“轻佻”，“骑士精神”，“花花公子”，“卖俏”，“轻率”，“名誉至上”，“时尚”，“精神贵族”，“俏皮话”，“密旨”等等，是很不容易用另一种语言来翻译的，因为，与其说它们描绘的是一些浮现在头脑中的对象，不如说刻画了说这话的那个民族性情上的特点。
2．英吉利民族。这个不列颠的古老血统（克尔特人的一支）似乎曾经是一个勤奋的人种，只是德意志人和法兰西血统的人民的移入（因为罗马人的短暂的出现并不能留下显著的痕迹），而熄灭了这个民族的独创性，正如他们混杂的语言所表明的一样。而且，由于他们那相当有利于抵御外敌、更诱使他们自己成为侵略者的孤立的地理位置，使这个民族成了一个强大的海上商业民族，这样他们就具有了一种即使原来在天性中并没有、但却为自己取得了的特性。所以，即使英国人的特性只不过是指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所学到的原则，他们也必然会为自己做成这样一个特性，即装作具有一个特性。因为，固执于某种自愿接受的原则或毫不偏离某种确定的（不管什么样的）规则，这种僵化的思想给一个人带来这样的重要性，即人们肯定地知道：可以把他看作什么人，以及他会把别人看作什么人。
这种特性对于法兰西民族比对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格格不入，可以这样来解释：因为英国人在和别人甚至在他们自己之间打交道时，放弃了像法国人那样一种最优秀的亲切友好的交往性，仅仅要求别人的尊敬，而每个人又都只愿意相信他自己的头脑。英国人为自己的同胞们建立了庞大的、一切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慈善机构，但由于命运而漂泊到他们土地上并陷入危难的外国人，却常常可能死在垃圾堆上，因为他不是英国人，也就是说，不是人。
但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英国人也还是孤立的，他吃的是自己的所得。比起在餐馆里吃饭，他宁可一个人用同样多的钱在单独的房间里进餐，因为在餐馆里总要讲一定的客气。而在外国，例如在法国，英国人去到那里，只是为了把沿途的旅馆宣布为可憎的（如夏普医生所说的）。他们聚集在这些旅馆里，也只是在他们之间才保持社交。但奇怪的是：一方面，法国人大都喜欢英吉利民族，并对之抱有尊敬的赞美，另一方面英国人（不必走出自己的国土）则对法国人怀有普遍的憎恨和蔑视。这也许不能归咎于邻国的竞争性（因为英国人把自己看得毫无疑问地优越于法国人），而要归咎于一般商业精神，这种精神以最优先的地位为前提而产生出来，它在这个民族的商人之间是极其反社交的。因为这两个民族隔海相望，只由一条沟渠（尽管也可以叫作一条海峡）而分开，然而在他们的争斗中，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竞争毕竟产生出以不同方式变化了的政治特性，一方面是担忧，另一方面是憎恨。这是他们的不可调和性的两种方式，一方企图自保，而另一方企图控制对方，并在对立之中消灭对方。
我们现在可以更加大概地把握其他民族的性格特征了。他们的民族特性不能像以上两个民族那样，通常由他们不同的文化类型中引出，而要从他们通过不同原始血统的混合而来的天赋素质中引出。
3．由欧洲和阿拉伯（摩尔人）血液的混合而来的西班牙人，在公共和私人作风中都表现出某种庄重性，甚至农民在按法律必得服从的上司面前，也表现出对自己尊严的意识。西班牙人的庄重风度，以至于在他们的交谈中也存在的语言的浮夸，都显示出一种高贵的民族傲气。所以法国人的亲密放肆他们是完全反感的。他们温驯地服从法律，尤其诚心诚意地服从他们古老的宗教的法律。这种庄重也并不妨碍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日子尽情娱乐（例如用唱歌跳舞来迎接收获的开始）。当夏夜里芳旦戈舞愉快地跳起来时，有不少在这时享有余暇的劳动者们，就在大街上伴着这种音乐翩翩起舞。——这是他们好的一面。
坏的一面是：他们不向外国人学习，不去为了认识别的民族而旅行；在科学上也许还停留于数百年之前；对一切改革表示沉默，以不需要工作为荣，喜欢如同斗牛那样的浪漫主义精神情调，像过去的（宗教法廷的火刑）所证明的那样残酷，而且在其趣味中表现出部分非欧洲的血统。
4．意大利人结合了法国人的热烈（欢快）和西班牙人的严肃（庄严），他们的审美特性是一种与激情相联结的趣味，正像从他们的阿尔卑斯山到那些诱人山谷的风景，一方面给人提供勇气的源泉，另一方面也给人宁静的享受。这种气质既不是混浊的，也不是散乱的（因为那是产生不了什么特性的），而是一种感性的情调，它导致崇高的感情，只要这感情同时又可以与美的感情相一致。在他们的表情中表现出他们情感的强烈活动，而他们的面部是表情丰富的。他们的律师在法庭上的控诉是如此充满激情，看起来就像在舞台上的一篇朗诵。
正如法国人在谈话趣味方面占优势一样，意大利人在艺术趣味方面占优势。法国人喜欢私人消遣，意大利人更喜欢公共娱乐：壮丽的列队游行，大型戏剧，狂欢节，化装舞会，公共建筑的豪华，用画笔或镶嵌工艺所作的绘画，气派宏大的古罗马遗迹，为了观看，也为了在大庭广众中被观看。但同时（为了不忘私利）也发明了期票、银行和彩券。这是他们好的一面：这样一种自由是罔朵拉船夫和那不勒斯流浪汉在上等人面前也可以保有的。
较坏的方面是：如卢梭所说，他们在宫殿里谈话，而在老鼠窝里睡觉。他们的茶话会类似于交易所，在那里，一个大型聚会的主妇不惜破费，以便人们在漫步蹓跶时互相传递当天新闻，却不一定需要友情，这位主妇只和从这些人中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人共进夜宵。糟糕的方面则是：捅刀子、拦路抢劫、杀人犯躲入圣地避难所，警察的玩忽职守等等。但这一切都不能归咎于罗马人血统，勿宁说，要归之于他们的双头政治的政府形式。——佃这些指责决不能由我负责，它们通常是英国人传扬开来的，这些英国人除了他们自己的制度外不喜欢任何别的制度。
5．德意志人有一种好品行的名声，即诚实和节俭的名声，这些特点正好是不适合于冠冕堂皇的事情的。德国人在一切文明民族中是最容易而且最持久地服从于他所属的政府的，对于被采用的规章制度，他们离改革的欲望和抵触的情绪最远。他们的性格是结合着知性的粘液质，既不对既定规章制度作玄想，也不自己想出一种制度来。然而他们又是一切国土和气候条件下的男子汉，随便就移居国外，并不狂热地固着于他的祖国。但同时他又是作为殖民者到外国去的，在那里他立刻和他的同乡们结成某种方式的公民团体，这种团体通过他们语言上、部分也是宗教上的统一，使他们定居为一个小民族，它在上级政府之下，在一种平和而有道德的状态中，以勤奋、整洁和节俭而在其他民族的移民们面前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性。甚至英国人对于在北美的德国人也作出了上述这样的称赞。
由于粘液质（在好的意义上）是这样一种气质，即冷静思考，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同时又忍受住由之而来的艰难困苦，所以，对于德国人的正确知性和深沉反思的理性的禀赋，人们可以寄予如此的期望，正如对任何一个有能力造成最伟大文化的民族一样。对于机智和艺术趣味的领域，他在这方面也许不像法国人、英国人和意大利人那样行。这就是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勤奋可以达到的好的一面，而这恰好并不需要天才。天才也是和这种实用性，即和德国人与健全知性的禀赋联系着的勤奋大相径庭的。在与人交往中，这种特性就是谦虚。他们比任何别的民族都学习更多的外国语，他们是渊博知识的批发商，他们在科学领域中首先开辟了一些新的车道，使其他民族后来熙熙攘攘地顺道而行；他们没有民族自大心，像世界主义者一样不眷恋自己的故土，但他们在自己的故乡却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都更对外国人好客（如波斯维尔所承认的）；他们严厉地管教自己的孩子懂规矩，正如他们也宁可专制地使自己的爱好与规章制度相符合，而不允许有什么革新（特别是在政府里任意进行改革）——这是他们好的一面。
其不好的方面是他们的模仿倾向，能够成为他自己的独创的意见是微乎其微的（这与固执的英国人恰好相反）；但尤其是某种条理癖，比如说不是把自己和其他的国家公民按照接近平等的原则来划分，而是按优越性的阶梯和某种等级秩序来严格分类。在这种等级格式中，在头衔的发明中，（如尊贵者和高贵者，名门，望族和贵胄）他们变得毫无创造性，于是由于一味地拘泥迂腐而变得奴颜婢膝。固然，也许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德意志的帝国组织形式，但同时这样一种看法也是毋庸讳言的，就是这种拘泥迂腐的形式的产生终归是来自于国民精神和德国人的自然倾向：必须在统治者直到服从者之间设立一个阶梯，其中每一级都被标上用以识别的相应称号。而那些既无职业也无头衔的人，就是所谓贱民。他们固然也还是给颁布头衔的政府带来了某些利益，但尽管如此，他们仍在臣民们那里激起这样的要求，要对非臣民的人在重要性的评价上加以限制。这在其他民族看来必然会显得可笑，事实上，这种为了在一个概念下把握一个整体而作有条有理的划分的严格性和需要，暴露了天生禀赋上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