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重新讨论一下家庭问题，因为家庭乃是限制性自由的惟一合理的根据。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性和罪连在一起，这虽不是早期基督教发明的，但它们的确加以极力宣扬，以致现在成为我们中间大多数人自发的道德标准。我不想进一步讨论这种神学观点，因为在他们看来，在性的问题中是有某种恶的成分，而这只能由以生育子孙后代为目的的婚姻的结合来消除。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了孩子的利益，要求性的关系巩固到什么程度。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把家庭作为巩固婚姻关系的一个理由。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很清楚，一个孩子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他能得到的利益是依赖于他的抉择是什么，此外也必须考虑到父亲在家庭生活中是否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把女性要遵守的道德认为对家庭来说是重要的，这只是出于男性的利益。我们还必须研究家庭对孩子个人心理上的影响。还有，我们必须考虑到经济制度对父亲的重要性是提高或降低的影响；还必须弄清楚，我们是否想要以国家去替代父亲。假使我们选取父母平时在一起是孩子成长的最好环境，我们也还需要考虑许多情形，因为有时父母中这一方或另一方不适合承担做父母的责任，或有时双方都不适合，这样，为了孩子的利益，他们还是分开为好。
家庭是人类的一种风俗，它的生物学上的原因是，在怀孕和哺乳期间，父亲的帮助使幼儿得以存活。但是，如我们所知道的，在特洛布隆岛的居民中，乃至可以推想在类人猿中，这种帮助在原始人的情况下，同在文明的社会中，并不完全一样能作为驱使一个父亲存在的理由。原始人的父亲并不知道孩子同他有什么生理上的关系，孩子只是他所爱的女性的子孙。他知道的就是这个事实，因为他看见孩子降生，而这个事实就在他和孩子之间产生了本能的联系。在人类发展的这个阶段上，他看不出保护他妻子的贞节有什么生理上的重要性，虽然，如果他注意到他的妻子不贞无疑会引起本能的妒忌。在这个阶段上，他也不会把孩子看成财产，因为他认为孩子是他妻子和妻弟的财产，而他自己同孩子的关系只是爱的一种关系。
但是，随着人类智力的发展，他渐渐明白了孩子是由他的精液而生的，因此他就必须保证他妻子的贞节。妻子和孩子成了他的财产，而且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中，也许成为他的很有价值的财产。他用宗教影响他妻子和孩子，使他们有一种责任感。对于孩子，这种责任感尤为重要，因为虽然在孩子年幼时，他比孩子要更强壮，但随着日月流逝，他将会衰老，而他的孩子将年富力强。这时，孩子们应该敬重他，这对他的幸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圣经》中的圣戒对这个问题所说的话是骗人的。因为它这样说：“孝敬你的父母，使他们的日子可以在上帝所赐的土地上得以长久。”人们发现在古代文化中，对杀父母的人的恐怖表明克服诱惑是多么重要，对于那种现行不能想像我们也会犯的罪，如人吃人，那它就不致在我们当中引起真正的恐怖了。
使得家庭极盛起来，这是古代畜牧业和农业社会的经济条件引起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能利用奴隶劳动，因此，获得劳动力的最简单办法就是生育劳动力。为了使孩子确信应该为他们的父亲工作，这就需要借助宗教和道德的全部力量，使家庭组织成为神圣的东西。这样，长子继承制慢慢地把单一的家庭扩充为许多附属的分支，从而就增长了家长的权力。王权和贵族政治主要就是依靠这种思想体系，就是神威也是如此，因为宙斯就是诸神和所有人的父亲。
随着文化的发展，家庭的力量增长着。也就产生了一种对立的运动。到了今天，在西方世界，家庭已成为一种模模糊糊的东西了。家庭的衰落，部分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文化方面的原因。因为充分发展的家庭，既不完全适合城市居民，也不完全适合从事航海的人。在一切时代（除了现在），商业贸易是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它可以使人同他人的风俗习惯发生关系，并因此可以使人摆脱种族的偏见，所以我们在从事航海事业的古希腊人中发现，他们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要更少受家庭束缚。在威尼斯、荷兰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我们也可以看出航海对于人类解放的影响。当一个家庭成员远航在外，其余成员仍留在家中时，他必然脱离家庭的约束，家庭观念也就相应地淡薄了。至于农民进入城市，这是文化发达时期的特征之一，它对于家庭观念的削弱同航海对家庭的影响是一样的。另一个在社会发展低级阶段中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把奴隶中一对一对的男女搭配起来成为夫妇。当然，他也能凭自己的喜爱同任何一个女奴性交。不错，这些影响并不能削弱贵族的家庭，因为贵族家庭是靠名望和古代城市生活中特有的家庭战争的胜利，像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意大利的城市生活那样，维持在一起的。虽然在罗马帝国的最初世纪中，贵族制度丧失了它的重要地位，而取得最后胜利的基督教，最初表现为是奴隶和无产者的宗教。在这些社会阶段中，家庭过早的削弱无疑是因为早期基督教对家庭有点儿敌意，而且制定了一种把家庭放在极为次要地位的伦理学。这种宗教伦理学，比以往任何伦理学都不重视家庭。在基督教的伦理学中，人与人的关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灵魂和上帝的关系。
但是，就佛教来说，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宗教的纯粹经济原因。
而且我很怀疑当时是否存在经济原因。当佛教在印度盛行时，它似乎首先是作为帝王阶级的宗教，有关家庭的观念理应比对任何其他阶级更为强调。然而，由于对现实世界的轻视和普遍寻找解脱，结果使得佛教伦理学把家庭放到了次要地位。除了穆罕默德和孔子之外，一切伟大的宗教领袖一般对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考虑是不以为然的。这是因为他们寻求的是用沉思冥想、修行和克己来使灵魂完美。有史以来一切宗教，同史前宗教正相反，总的来说是个人主义的，并且都倾向于假定一个人能独自履行这些关系的责任，但是一般说来，他们都不把这些关系系统看做本身是一种责任。这对基督教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基督教对于家庭总是抱着一种好恶相克的态度。“爱父母甚于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圣经”中写着的。实际上，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做他认为是正确的事，即使他的双亲认为这件事是错误的。这种观点乃是古代罗马人或古代中国人所不能赞同的。随着基督教中个人主义色彩的逐渐增长，一切社会关系也不断削弱，特别是在那些最认真的人中间更是如此。这种影响在罗马天主教中比在新教中要小，因为新教中所包含的我们应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这个原则中的无政府主义成分更重。所谓服从上帝，实际上就是服从人的良知，而人与人之间的良知是不同的。因此，当良知和法律之间发生偶然冲突时，真正的基督教徒意识到应当敬重的是遵从自己的良知，而不是法律的指挥。在古代文化中，父亲就是上帝；在基督教中，上帝就是父亲。因此，人类双亲的权威削弱了。
近代家庭的衰落是受了工业革命的影响，但是家庭的衰落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开始了，因为个人主义理论引起了最早的家庭衰落。现在青年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按照父母的命令结婚娶亲。结了婚的儿子仍住在父亲家中的习惯也已渐渐地消失了。相反地，儿子受了教育之后，离家单独谋生已成为习惯。但现在的劳动法终止了这种剥削形式，尽管遭到那些借以为生的人的反对。这样，儿童不但不再成为生计的工具，反而成为父母经济上的一种负担。在这个时期，避孕法广为人知，人口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了。有很多人这样说，在各个时代，一般人是按照他们收入的多少来生孩子的，既不会少也不会多。无论如何，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兰开郡的棉业工人以及英国的贵族就是如此。我不敢说这种观点具有理论上的正确性，但同人们可以设想的真理相差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