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很少有人会是幸福的。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全体居民分成道德观和信仰极不相同的群体。这种情况始于宗教改革运动。或许有人会说，从再早一些的文艺复兴时代就开始了，自此以后，分化更为显著。基督教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不仅在神学，而且在许多更为具体的事情上都产生了分歧。贵族所允许从事的各种活动，却是资产阶级不能容忍的。还有那些自由主义者和自由思想家，他们不承认宗教仪式的礼拜。
今天，在整个欧洲大陆，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明显地分化为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各种派别。
在欧洲国家，分化更是多种多样。在有的群体里，艺术得到尊重；在别的群体里，只要是现代的，都被视做邪恶。在有的群体里，对英帝国的忠诚是最高尚的道德；在别的群体里则被看做不道德，或是一种愚蠢。保守型的人认为通奸是极其邪恶的罪行，但是现在有许多人则觉得这即使不值得赞扬，但却是可以原谅的。在天主教里，离婚是绝对禁止的，但在大多数非天主教派里，则把离婚看做是婚姻生活的一种必要的缓解手段。
由于上述这一切观念上的差异，一个具有一定兴趣和信念的人会发现，生活于某一群体中时，自己实际上成了一个被驱逐者；在另一个群体中，则又作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而被接受。许许多多不幸，尤其是青年人的不幸，即由此而产生。
一个青年男子或女子接触到某些新思想，但是却发现这些思想在他或她生活的环境中受到诅咒。于是这个青年很容易产生这种想法：把自己所熟悉的惟一环境当做整个世界的代表。他们难以相信，在另一个地方，在另一个群体中，他们因为害怕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而不敢申言的观点会被当做普通常识而接受。正是由于对世界的无知，人们经受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痛苦，有时只是在青年时期，而且也使人面对敌对环境，为了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这一不必要的任务，消耗浪费了巨大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他们的逻辑推理，99％的人会产生胆怯心理。不敢去接受这些思想。
19世纪英国女作家《简爱》的作者勃朗特姊妹，在她们的书出版以前，从未遇到过任何同她们意气相合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艾蜜莉。她很勇敢，具有高尚的气质，但是却影响了夏绿蒂，尽管她很有才华，但她的世界观大体上依然属于家庭教师这一类。
布莱克同艾蜜莉·勃朗特一样，生活在精神极为孤独的环境中，但也同她一样，他的勇气足以抵挡其消极影响，因为他从不怀疑自己的正确和评论家们的错误。
他对舆论的态度从下面几行诗中可以看出来：
我曾经知道的惟一那个人
他几乎没有使我呕吐
是富塞利：他既是土耳其人又是犹太人
因此，亲爱的基督朋友们，你们又如何？
但是没有多少人在他们的内心生活中拥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同情的环境为幸福所必需。当然，对多数人来说，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具有同情心的。这种环境把流行的偏见灌输到青年头脑中，使他们本能上同周围到处都接触到的信仰、习惯合拍适应。但是对为数不少的人，其中几乎包括了所有具有聪明才智、艺术才华的人来说，这种默认态度是难以接受的。
比方说，一个人生长于某一乡村小镇，在年纪很轻时就发现自己为一种敌对态度所包围，它对一切有益于心理健康发展的事物都加以敌视。如果他想读一些严肃正经的书，其他孩子就瞧不起他，老师则说这种书是蛊惑人心的；如果他对艺术发生兴趣，他的同辈人会觉得他没有男子汉气质，年长一些的则认为他不正经。不管他向往的职业如何体面，只要他生活的那个圈子里是很少见的，别人就会说他想出人头地，还会说，他父亲干的那一行对他来说才真正合适。要是他稍稍显出一点苗头，企图批评父母的宗教信仰或是政治倾向，他就很可能碰上大麻烦。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对大多数具有特殊才能的青年男女来说，青春期成了一个不幸的时期。对那些更为普通的同伴来说，则是一个高兴快活欢乐的时期，但是前者希望学习更为正经、严肃的东西，而这一切在他们所生长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在他们的兄长或是同代人身上都无法寻到。
当这类年轻人上了大学，他们可能会找到志趣相投者，并度过几年幸福时光。如果他们很幸运，那么在大学毕业后，他们可能会找到这样的工作，这种工作能使他们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侣伴：一个有才智的人，在伦敦、纽约一类的大城市中，一般总能找到志趣相投的一群人，在那里他不必故作虚伪束缚自己。
不过要是他的工作迫使他居住在一个更狭小的环境里，尤其是要求他对普通的人们表示出尊敬恭顺，比方说，当一个这样的医生或律师，他或许会发现，在自己整个一生里，都不得不对自己天天见面的那些人隐匿自己的真正兴趣和信念。
在美国，由手土地辽阔，这种情况尤为普遍。在那些极为偏僻的地区，无论是东南西北，都有那么一些孤独的个人，他们从书本上知道，在别的地方，他们会不再感到孤独的，但是他们没有机会到那里去生活，只是难得有机会同人做一次志趣相投的交谈。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气质上比布莱克和艾蜜莉·勃朗特稍微弱些的人来说，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的。
如果要使幸福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使舆论的独断专横得以减轻或消除，只有这样，具有聪明才智的少数人才能够互相了解，并从各自的社交活动中得到乐趣。
在很多情况下，不必要的胆怯使得问题更为严重。有的人显然对舆论很害怕，有的人则对此漠然置之，对前者来说，舆论总是显得更为恐怖专横。一只狗在人们对它表示害怕而不是轻蔑时，它会叫得更凶狠，也更会咬人。人类社会也同样有这一特点。要是你显示出害怕他们，你等于给了别人捕猎追获的机会，而要是你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力量，因而倾向于对你不加干涉。
当然我不是在提倡极端的蔑视挑战的态度。要是你在英格兰大伦敦皇家自治市肯辛顿持有在俄罗斯很流行的观点，或是在俄罗斯保持在肯辛顿作为传统接受的观点，你得自己为这一后果负责。我考虑的，不是这些极端的形式，而是那些较为和缓和与传统习俗相对的过失行为，诸如穿着不合潮流，不参加某一教派，或是不去读某些智慧之书。
这类过失，如果是情绪轻松地、漫不经心地去做，不是带着挑衅，而是自发随意去做的话，即使在最为保守的社会中也会得到容忍的。渐渐地它就可能取得被默认的精神病患者这样一种地位，允许他去做的事情在别人身上就显得难以原谅了。这多半成了某种好心肠与友善态度的问题。
保守的人为人们与传统的决裂所激怒，多半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决裂是对他们自己的批判。如果一个不因循守旧的人，他能够以友好轻松的态度，向他们，向即使是最愚笨的人说清楚，他并不准备去批评他们，那么他们是会宽恕他的。
但是这种躲避非难指责的方法，对那些兴趣见解完全不可能得到大众同情的人来说，是没有作用的。他们的缺乏同情使得这种人很不安，并且采取一种好斗的态度，尽管表面上他们保持一致，尽量避免尖锐的冲突。因此，那些和自己所处的群体传统习惯不协调的人，往往显得很刺人，不安宁，缺乏广泛的幽默感。同样是这些人，让他们处于另一个别人并不因其观点不同而责怪的群体中，就会完全改变他们的个性，使他们从原来的严肃、羞怯和谦恭转变为愉快、轻松、充满自信；从固执、刚愎，变得平易近人；从以自我为中心变为善于社交，性格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