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依稀记得那天我们是6个人，刚刚喝完了一箱啤酒，又要了6瓶。那天大排档的大叔大爷们一定记得6个不同的声音发出的怒吼，还有接踵而来的清脆响声。好像一个大叔还发出了感叹：“年轻就是他妈不一样啊。”
三年后，又一个大叔的嘴里说出了这些话。离我那高中挺近的地方有个KTV，很大很有名，酒可是贵得很。我们常常用书包在KTV门口的小超市装满了各种酒带进去。
“拿一条金桥，再来两瓶芝华士。”
“年轻人，好好折腾吧，到了我这岁数就折腾不动了。”我似乎看到了大叔嘴角的抽动，又看到了他胳膊上长长的刀疤，倒吸了一口凉气。
我想让我的青春充满激情，就像那个大叔说的那样，可往往等来的都是矫情。
后来，我是真正地把栀子忘了，直到我再次见她，才让我回想起来有这样一个人，曾经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
高中的日子，我天天中午和鼻哥、野驴他们在操场上打球。不知道是为了多看那个女孩儿一眼，还是希望让她多看我几眼。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着，我生怕我的青春就这么一点点地耗尽了。后来我知道了那个女孩儿叫小绿。
十一假期回来以后，我看见了小绿的男朋友，个子不高，长得足够屎。
平安夜，我看到了一个个子高高的男孩儿拉着她的手。
元旦那天，有个猪头一样的男人开着宝马来接她。
情人节，有个地痞模样的小个子抱了一大束玫瑰等着她。
猴子扔了根烟给我：“甭看了，我看她就是一鸡！”我点点头。几个月的时间不长，却足够看清楚一个人了。我和猴子从刚开始互相瞧不上，慢慢发展到推心置腹，也才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高一这年剩下的日子，我都是在数着小绿不停变换着的男朋友，并在本子上画着正字的时光中度过的。在我即将换个本子重新记录的时候，学期便结束了。
中国的教育制度太不合理了，无限扼杀学生的兴趣爱好，尤其是文理分科。
我在文理分科志愿表上选择文科的时候，产生了这些想法。其实文科生还是很不错的，坐拥无数娇艳女子，生活自由自在，不再有理科生整日海量的习题，只需要上课听听，回家看看书，高分便手到擒来。
我曾经说过，我这个高中是个比较差的学校。这样的学校最大的问题就是学生少。我们这个年级只有120多人，文科生只有60人。于是这60就被平均分成2个班。
我之前也说过，有个头发老长的男孩儿和我建立了革命友谊，就是大春。这个人太贫了，无论课上课下，他那两片大薄嘴唇就不闲着，使出浑身解数和我周旋。恰恰我也是个意志极其不坚定的人，面对敌人的糖衣炮弹，尚未交手几个回合，我便缴枪投降，成天和大春这孙子闲扯。上课也扯淡，下课也扯淡，风雨无阻。如果哪天大春发烧了没去上学，我这一天都没着没落的。
这小子不光爱闲扯，他最大的毛病是不带烟，成天管我要烟。更可气的是，就算他带了烟，他也得抽我的。他抽的是心安理得，泰然自若。后来我明白了，他抽的是都宝，我抽的是红塔山。大春对都宝的评价很高，物美价廉，好抽不贵，甚至上升到了精神的高度：心情要不好，就得抽都宝！可是评价这么好的烟他却不舍得抽，非抽我的。
我们这种革命友谊或许过于深厚，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乱的小字辈老师们看着很不顺眼。于是乎，这帮老师在分班的时候达成了共识：千万不能让我和大春凑到一个班！
但是老师终归是老师，他们在对待学生的态度上存在问题，并且目光短浅，看问题太片面。不过他们有合理的强制手段让我和大春分开，只可惜千算万算，最终还是铸成了大错。
大春被分到了三班，我在四班。
自打我走进四班的教室，我的嘴就没闭上过。
我的眼睛在一瞬之间好像变成了数码的，又好像变成了狙击枪的瞄准镜，在教室里搜索着。“鼻哥，野驴，嗯很好。嘿，猴子，小狗，嘿牛逼大了！”这帮缺心眼儿的老师，虽然硬是把我和大春这对革命鸳鸯拆散。可是却不知道我和这群人早就接上了头儿。
第一节课就是地理课。我这人和地理老师有缘，初中只上了一年的地理课就气走了四个地理老师，到了高中就收敛了不少。露露是我们的地理老师，30多岁，蘑菇头，娃娃脸，人也幽默风趣，唯独个子太矮了。毫不夸张地说，我这一米九的北京小伙子要是不低头还真容易把这老师踩死。
哒哒哒，哒哒哒，一阵急促而又强烈的皮鞋声传入教室。
“人呢，老师呢，怎么光听见声，看不见人啊？”老师明明站在讲台上，鼻哥非要逗她。
“小狗，快看看老师是不是摔进垃圾桶里了！”我冲着个子矮小，坐在前排的小狗呼喊着。
“一群死孩子！”露露咧着大嘴笑了半天，飞快地从粉笔盒里拿出一把粉笔头儿，精准地打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嘿，闹鬼了是吧，谁打的，赶紧给我站起来，明人不做暗事儿！”猴子依旧叫嚣着，看着手拿粉笔头儿坏笑的露露，“哎哟老师，是您啊，没看见没看见。您说您也是，上课干吗非蹲着上啊，多累啊，您站起来行吗？”
“猪头！”露露终于反击了。
“老师，您这就不对了--”猴子还在废话。
“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露露这一口气说了不知道多少个去死。杀手锏一露，确实把我们这帮猴崽子们给镇住了。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分钟，我们又开始哼哈起来，露露不怕牺牲忘记自己是老师的身份和我们周旋，不亦乐乎。
可是这样的课堂害苦了那些想认真听讲的学生，我们这群人的无耻行径招来了无数人的咒骂。
其中一个人，叫小绿。
她也和我们一个班。
自从发现了她的种种劣迹，我曾经试图让自己在打球的时候不再看她。但后来我发现，我越是这样抑制自己的感情，我越是无法控制自己，想看她的欲望便更加强烈。
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上了她。这话有点儿酸，付诸文字还行，要是搁在我平时说话，我肯定说，我看上这妞儿了。
每当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她的时候，我总是强迫自己想起那一束玫瑰，一张张不同的面孔，还有我写满正字的小本子，还有我无数个不眠之夜。
我真的不敢再往下想了，谁知道这无底的深渊会不会把我摔死呢？
当她真正地夜夜出现在我梦里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小绿就是那个曾经让我魂牵梦萦的女孩儿。
那时候还是上高中前的军训。那几天太过艰苦了，我们这些军营里的小和尚不得不寻找身边的红花，不停地挖掘着身边的美。可是几天的耐心搜索，我们却连女生的影子都没有发现。
那时候还没有正式进入高中，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是将来的同学。
我承认，那时候我还太小，还不懂事，打架对于我来说，可能真的是一种生活的兴奋剂。哪怕是在纪律严明的军队，我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找寻生活中的快乐。
在我们的宿舍旁边住着北京某重点中学的学生，同样的年纪，同样的目的，来到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年轻气盛，难免产生摩擦。可是我们这些人，抓住小小的摩擦就让它绽放出火花。
军营在郊区，晚上很冷，蚊子又很多。
军训的第二天，我们宿舍的玻璃不知道被哪个孙子弄碎了，无数的蚊子便趁着我们在外训练的时候向我们的宿舍飞去，筑起它们的小窝。还别说，蚊子的隐藏功夫真是没的说，直到夜里关了灯，我们才发现。微弱的灯光从窗外照进来，成千上万只蚊子像乌云一样袭击着我们。
如果说青春是一把干柴，那么任何事物都能是烈火。
我们挥舞着枕头，背靠背，肩并肩同蚊子们战斗。宿舍是临时搭建的，墙面都是薄薄的板子。我们或用手，或用枕头把蚊子在墙上拍死，每拍死一只就会发出一声闷响。我们宿舍十几个人将成千上万只蚊子拍在墙上，声音之大可想而知。
年轻的我们都是干柴，也都是烈火。
我们用力拍打着塑料墙壁，隔壁的人就不干了，偏说我们故意打扰他们休息。其实这话说起来真没溜，亏他们说的出口，白天一个个累得跟孙子似的，谁还有力气跟他们较劲，而且还是一帮重点学校的学生。
在我眼里这群人就是娇生惯养的书呆子，从小被爹妈护着，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操心，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我也深知这是对好学生们的偏见，也可能是嫉妒，我从小就被老师挤兑、挖苦、人身攻击、辱我尊严，他们都是被老师重点保护，重点培养的对象，而我在老师的眼里就是渣子。
那些重点学校的学生们不停地对我们叫嚣，只可惜找错了人。我们这群混蛋孩子，学期评语上只能写：动手能力强。
于是双方动起了手。
在一场惊心动魄的殴斗后，我们都筋疲力尽地靠墙站着，任凭无数教官对我们训斥或是拳脚相加。
一站就是一夜。
我睡觉很轻，更何况是站着睡着的，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我很早就醒了。
我最早发现了女生的痕迹，她们三三两两地去水房洗漱。
我看见了一个女孩儿，就是后来被我称作小绿的女孩儿。
她刚刚起床，还带着几分倦意。她个子高高的，身材姣好。纤细的手指掠过散开的长发。她穿着一双卡通拖鞋，哪怕是穿着迷彩服，也无法掩盖住她的迷人和可爱。
她从那一刻就把我迷住了。
后来，也就是在我上了高二以后，我躺在床上仔细地回忆着这“两个”女孩儿，直到半梦半醒之际，我才发现，原来她们的轮廓都已经重合在一起了。
可是，不管我是否喜欢上了她，或是把她看得多么重要，她的心里肯定没有我的位置，我的生活还得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