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云：余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予心诽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无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论。”（《野获编》）钱谦益也说：“伯玉名成之后，肆意纵笔，沓拖潦倒，而循声者犹目之曰大家。于诗本无所解，沿袭七子末流，妄为大言欺世。”（《列朝诗集》）他的杂剧也不甚得好评。沈德符说：“北杂剧已为金、元大手擅胜场。今人不复能措手。曾见汪太函四作，为《宋玉高唐梦》、《唐明皇七夕长生殿》、《范少伯游五湖》、《陈思王遇洛神》，都非当行。”（《顾曲杂言》）以北剧的格律律之，这几剧当然不是“当行”之作。然辞语亦颇尖新可喜。在故事上，在文辞上，在在都可见其为文人之剧而非民众的脚本，是案上的读本，而非场上的戏剧。说白是整饬雅洁的，曲文更是深奥富丽，多用典实。离“本色”日益远，而离文人的抒情剧则日益近了。
今所见伯玉的《大雅堂四种》是：《楚襄王阳台入梦》、《陶朱公五湖泛舟》、《张京兆戏作远山》、《陈思王悲生洛水》，与沈德符所说的四种，中有一种不同。当是沈氏记错。这四剧都只是寥寥的“一折”。故事的趣味少，而抒情的成分却很重。在格律上，这些杂剧也完全打破了北剧的严规。最可注意的是：（一）有“引子”，以“末”来开场；（二）全剧都只有一折，并不像元人北剧之至少必须四折；（三）唱曲文的，并不限定主角一人，什么人都可以唱几句。南戏的成规，在这时已完全引进到杂剧中来了。
梁辰鱼杂剧有《红线女》及《红绡》。伯龙以《浣纱记》得盛名。《红线女》（《红线女》有《盛明杂剧初集》本）叙的是唐人袁郊《甘泽谣》中所记的一个故事。当藩镇相争，天下大乱之际，人心虽怨怒，却无法奈那一班好乱的武人悍将何，于是便造作许多侠士的故事，诛奸吓强，聊以快意。《红线》的故事，便是许多侠士故事中的一篇。梁氏此剧，严守北剧规则，全剧皆以旦角主唱。此种故事，本来只能成为短篇，铺张成为四折，颇觉索然无味。同时胡汝嘉（见《皇明词林人物考补遗》，《列朝诗集》丁集上）亦有《红线记》一剧，然不传。汝嘉字懋礼，号秋宇，金陵人，嘉靖己丑进士。在翰林，以言事忤政府，出为藩参。顾起元说：“先生文雅风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说书数种。多奇艳闻，亦有闺阁之靡，人所不忍言，如《兰芽》等传者。今皆秘不传。所著《女侠韦十一娘传》记程德瑜云云，托以诟当事者也。其《红线杂剧》，大胜梁辰鱼。”（《客座赘语》）惜今未得见汝嘉的红线，不知其“大胜梁辰鱼”者果何所在。梁氏的《红绡杂剧》，今未见。其所叙的故事，则与梅鼎祚的《昆仑奴杂剧》相同，皆本于唐人的传奇。
沈璟的《属玉堂十七种传奇》中，有两种是以杂剧之体出之的，即《十孝记》与《博笑记》。《新传奇品》说：“《十孝》，有关风化，每事以三出，似剧体。此自先生创之。末段徐庶返汉，曹操被擒，大快人意。”《群音类选》所载《十孝记》，每事皆选一出，唯少说白耳。《新传奇品》又说：“《博笑》，体与《十孝》类，杂取《耳谈》中事谱之，辄令人绝倒。先生游戏至此，神化极矣。”今有天启刻本（上海有石印本）。沈自晋说：“《十孝记》系先词隐作，如杂剧体十段。
”像《十孝》这种体裁，以略相类似的故事数篇或数十篇合为一帙，而题以一个总名者，在前一个时期及这个时期都有，而以这个时期为最盛。其作俑似当始于前期沈采的《四节记》。《四节》系以叙写四时景节的四剧，合而为一者。其每一剧实即一个杂剧。其后，小帙者如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四种，徐渭的《四声猿》四种，车任远的《四梦记》四种皆是；大帙者如杨慎的《太和记》二十四种，许潮的《泰和记》若干种，叶宪祖的《四艳记》四种，顾大典的《风教编》四种皆是。璟的《十孝》、《博笑》，盖即他们的同类。《十孝》每事三出，十事当有三十出。《群音类选》所载，尚非其全部。《十孝》者，盖指黄香、郭巨、缇萦、闵子、王祥、韩伯俞、薛包、张孝、张礼、徐庶等十人孝亲的故事而言。
顾大典的《风教编》为《四节记》体的杂剧合集。今不传。《列朝诗集》：“副使家有谐赏园、清音阁，亭池佳胜。妙解音律，自按红牙度曲。今松陵多蓄声伎，其遗风也。”吕天成谓：“道行俊度独超，逸才早贵，菁华缀元、白之艳，潇洒挟苏、黄之风。曲房姬侍如云，清阁宫商和雪。”又云：“《风教编》一记分四段，仿《四节》，趣味不长。然取其范世。”但未知所谱究为何事。
给最大影响于明、清的杂剧坛者，则为徐渭（1521—1593）（见《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明史稿）卷二百六十八，《皇明词林人物考》卷十二）。渭字文清，一字文长，号青藤道士，天池山人，别署田水月。山阴人。有集三十卷。又有杂剧四种，总名为《四声猿》（《四声猿》有全集附刻本，李告辰刊本，《盛明杂剧》本，暖红室本）。胡宗宪督师浙江时，招致他入幕府，管书记。时胡氏威势严重，文武将吏莫敢仰视。文长却以一书生傲之。戴敝乌巾，衣白布浣衣，非时直闯门入，长揖就座，奋袖纵谈。幕中有急需，召之不至，夜深开戟门以待。侦者还报，徐秀才方泥饮大醉，叫呶不可致。宗宪闻之，顾称善。文长知兵好奇计。宗宪饵王、徐诸虏，用间钩致，皆与文长密议。宗宪被杀，文长惧亦被祸，乃佯狂而去。后以杀其继室，坐罪论死，系狱。张元忭力救，方得出。年七十二卒。
袁宏道谓：“文长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河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间以其余旁及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瓶花斋集》）王骥德则对于他的剧本，称扬尽至。“至吾师徐天池先生所为《四声猿》，而高华爽俊，秾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曲律》四）又说：“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木兰》之北，与《黄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先生居与余仅隔一垣。作时，每了一剧，辄呼过斋头，朗歌一过，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绝以复，则举大白以釂，赏为知音。
中《月明度柳翠》一剧，系先生早年之笔。《木兰》、《祢衡》得之新创。而《女状元》则命余更觅一事，以足四声之数。余举杨用修所称《黄崇嘏春桃记》为对。先生遂以春桃名嘏。今好事者以《女状元》并余旧所谱《陈子高传》称为《男皇后》，并刻以传，亦一的对。特余不敢与先生匹耳。先生好谈词曲，每右本色。于《西厢》、《琵琶》皆有口授心解。独不喜《玉玦》，目为板汉。先生逝矣！邈成千古。以方古人，盖真曲子中缚不住者。则苏长公其流哉！”（同上）又说；“山阴徐天池先生瑰玮浓郁，超迈绝尘。《木兰》、《祟嘏》二剧，刳肠呕心，可泣神鬼，惜不多作。”（同上）沈德符则持论与王氏正相反。他说：“徐文长渭《四声猿》盛行。然以词家三尺律之，犹河、汉也。”（《顾曲杂言》）文长之作，较为奔放则有之，然亦多陈套，王氏所谓“可泣鬼神”，自未免阿其所好。沈氏所谓“词家三尺律之”一语，却也有几分过分。
假定必以元人的严格的剧本规则来律文长之作，他当然只好受“犹河、汉也”四个字的酷评了。这是四个绝不相干的“短剧”的合集。《渔阳弄》写祢衡击鼓骂曹操的事，却不从正面来写，只是很滑稽地将已在阴司定罪的曹氏与不久便要上天的祢衡，更加上一个在第五殿阎罗天子殿下的判官察幽，在阴间重复“演述那旧日骂座的光景”。《翠乡梦》故事见张邦畿《侍儿小名录》及田汝成《西湖志》。《西湖志余》称，杭州上元杂剧，有钟馗捉鬼，月明度妓，刘海戏蟾之属。是“月明度妓”之故事不仅流传甚广，抑且由来已久。大约最早的时候，僧人为妓所诱的事，只是民间流行的一幕滑稽剧；后来乃变成严肃的剧本，附上悔悟坐化之事；再后来，则有再世投胎，为友所度的事。而月明的一度，也颇具有滑稽的意味，当仍是民间滑稽剧的遗物。第二出最后一段的《收江南》一曲，许多批评者都认它为绝世的妙文。但实像民间跳舞剧的两个演者的对唱。《湖堧杂记》谓“今俗传月明和尚度柳翠。灯月之夜，跳舞宣淫，大为不疋”。这“度柳翠”、“驮柳翠”或者便是对唱的吧。
《雌木兰》本于古《木兰诗》，但古诗并无木兰擒贼的事，只淡淡地写了几句：“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而已。诗里也不言木兰的姓，剧中则作为姓花氏，名弧。诗中无木兰的结果，只是说“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剧中则多了一段嫁给王郎的事。但剧中也间将诗句概括了来用。
《女状元》凡五出，叙黄崇嘏事。文长以黄为状元，实误。按《十国春秋》，崇嘏好男装，以失火系狱。邛州刺史周庠，爱其风采，欲妻以女。崇嘏乃献诗云：“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庠惊召问，乃黄使君之女。幼失父母，与老妪同居。庠命摄司户参军。已而乞罢归，不知所终。文长剧中所叙，则与此略异。全剧充满了喜剧的气氛，特别是第五出。作者的态度颇不严肃，更不稳重，大有以戏为戏之心肠，颇失去了艺术者对于艺术的真诚。
《歌代啸》（《歌代啸》有明刊本，有国学图书馆石印本）一剧相传亦为文长所作。袁石公为序而刻之。虽卷头题着“山阴徐文长撰”，而石公的序，已先作疑词：“《歌代啸》不知谁作，大率描景十七，摛词十三，而呼照曲折，字无虚设，又一一本地风光，似欲直问王、关之鼎。说者谓出自文长。”剧前有《凡例》七则，皆为作者的口气。《凡例》之末，则署着“虎林冲和居士识”，或者便是冲和居士所作的吧？《凡例》上说：“此曲以描写谐谑为主，一切鄙谈猥事，俱可入调，故无取乎雅言。”真的，此剧嬉笑怒骂，所用者无非市井常谈，而其骨架便建立在：
没处泄愤的，是冬瓜走去，拿瓠子出气，
有心嫁祸的，是丈母牙疼，灸女婿脚跟，
眼迷曲直的，是张秃帽子，教李秃去戴，
胸横人我的，是州官放火，禁百姓点灯，
的四句当做“正名”的俗语之上？作者将每一个俗语都拍合了一个故事，又将这四个故事，以张、李二和尚为中心而一气连贯之。结构颇为有趣，但未免时有斧凿痕。勉强的凑拍，终于是不大自然的。又剧中所用的俗语，间有很生硬的，又多文气，极显然的可以见出她是出于一位好掉笔头的文人学士之手。虽然作者力欲从俗，却终于是力不从心不知不觉地又时时掉起文来。不过本色语究竟还多。如与《四声猿》（不必说是《红线》、《昆仑奴》了）一比较，则此剧真要算是本色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