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将此园与太守官衙用一道墙隔开了，同时并建了一所梅花庵于旁，供奉小姐，命石道姑看守此庵，并请陈最良收取祭粮，岁时巡视。匆匆地过了三年。柳生因久困乡里，终无了局，便勉力措筹，欲北上图求功名。得了钦差识宝使苗舜宾的资助，方得成行。经过南安，染病难行，厥于途中。陈最良过而怜之，送他到梅花庵中暂住。柳生病体渐好。在后花园中散步时，拾得丽娘自画的那幅春容。那画中端丽绝世的少女，顿使梦梅出惊。他疑心这画中人是观音大士吧，却又是小脚的，是月里嫦娥吧，却又没有祥云拥护，及见了题诗，乃知她确是人世间的一位美女。“梅边柳边”一语，又使他骇然。这不是指着他而言吗？不然如何会那么巧合于他的姓名呢？于是他便生了痴心，天天对着画，“姐姐、美人”地叫着。丽娘的魂儿，在地府受了冥判，得了允许还阳的判语。她回到梅花庵，听着梦梅“姐姐、美人”地叫着，颇为感动。知道了他便是从前梦中的人儿，便乘机进了书房，假托邻女与他相晤。梦梅见了那么倩丽的一位少女昏夜而至，当然是既惊且喜的。他们的好事，曾有一次为石道姑们所冲散，但也无甚阻碍。
丽娘还阳的日期已尽，便嗫嚅着与梦梅说知，她并不是邻女，乃是画中的人儿。梦梅看看画儿，又看看她，果然是一模无二。她至此方才对他细诉自己的身世，并要求他开坟启棺，出她于土中。梦梅与石道姑商议，设法开了坟，果然小姐复活起来，颜色娇艳如生。掘坟的他们，当场也忘记了她乃是已死三年的少女！他们恐怕住在南安不便，便一同北上到临安。这里，陈最良到了庵中，见石道姑与柳生都不在，杜小姐的坟又已被掘发，便断定乃是他们二人同谋为此，事成逃去。决意奔到淮扬前去告诉杜公。这时，金人正图南下牧马，封海贼李全为溜金王，着其扰乱淮南一带。李全与妻杨氏，领众围了淮安。杜公奉命往救，也被陷于围城之中。陈最良北来，恰好冲在贼人的网里。李全设了一计，假说杜公的夫人及婢女春香已为全兵所杀。（这时杜公之夫人等已离扬城，逃难在外）最良信之。全便命他进城招降，欲他以此噩耗告杜公，以乱其心。但杜公悲愤之余，反设了一计，命最良去说李全及杨氏降宋。恰好全与金使冲突，惧祸，便依言降宋。在此时之前，柳生偕眷到临安赴试。
试时刚过，柳生强欲补试，幸得遇前在广赠金的苗舜宾为试官，竟通融了他入试。金榜正待揭晓，却遇李全之乱，暂不宣布。柳生试毕回家。丽娘闻他父亲被围淮安，便遣他去看望杜老。他到了淮安，恰好李全已降，杜公正奉旨召为中书门下同平章事，僚属在那里宴别他。柳生自称门婿，闯门而进。杜公得了最良之言，正恼着女坟被掘发，这位不知何来的门婿，却凭空而至，便大怒地命人递解柳生到临安府幽禁着，以待后命。杜公入朝，皇帝大喜。最良也以功授为黄门官。李全已平，金榜遂揭晓，状元是柳梦梅。但他们遍觅状元赴琼林宴不得。不知状元却在杜府吊打着呢。杜公到京后，便命取了柳生来，欲治他以发坟罪，任柳生怎样辩解也不听。觅寻状元的人到来，才救了柳生此厄。杜公仍然不愉，坚执着：即使女儿活着，也是花木之妖，并非真实的人。于是这事达到皇帝之前，命他们三人同在陛前辩论。结果，以丽娘的细诉，事情大白。当杜公到了丽娘家中时，却于无意中遇见了前传被杀的夫人及梅香。原来他们逃难到临安时，遇着丽娘，便同住在一处。于是合家大喜着团圆着。然而柳生却还不认那位狠心的丈人。经了丽娘的婉劝，方才重复和好。这一部离奇的喜剧，便于喜气重重中闭幕。
关于《牡丹亭》，为了时论的异口同声的歌颂，当时便发生了许多的传说。《静志居诗话》云：“其《牡丹亭》曲本，尤极情挚。人或劝之讲学。笑答曰：‘诸公所讲者性，仆所言者情也。’世或相传云：刺昙阳子而作。然太仓相君实先令家乐演之。且云：‘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假令人言可信，相君虽盛德有容，必不反演之于家也。当日娄江女子俞二娘，酷嗜其词，断肠而死。故义仍作诗哀之云：‘画烛摇金阁，真珠泣绣窗。如何伤此曲？偏只在娄江。’又《七夕答友诗》云：‘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掏檀痕教小伶。
’”（按昙阳子事，详见于吴江沈瓒《近事丛残》中）《弇州史料》亦云：“女昙阳子以贞节得仙，白日升举。”昙阳子事，为当时所盛传。世俗以其有还魂之说，故附会以为显祖《还魂》即指此事。其实二事绝不相同。还魂之事，见于古来传记者甚多。若士自序云：“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杜守收考柳生，亦如睢阳王收考谈生也。”（按李仲文、冯孝将事皆见《法苑珠林》；谈生事见《列异传》——《太平广记》引。）元人的《碧桃花》、《倩女离魂》二剧，与若士此作也极相似。又《睽车志》载：士人寓三衢佛寺，有女子与合。其后发棺，复生遁去。达书于父母。父以涉怪，忌见之。此事与《还魂》所述者尤为相合。“刺昙阳子”云云，盖绝无根据之谈。
《南柯记》（《南柯记》有《全集》附刻本，明万历刊本，柳浪馆刊本；沈际飞刊本，陈眉公《评》本，臧晋叔刻本，闵刻朱墨本，《六十种曲》本）事迹大抵根据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而略有增饰。（陈翰《大槐宫记》与李作亦绝类）《南柯》所说，仍是一个“情”字。论者每以为显祖此剧的目的，乃在：“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李肇赞语）其实《南柯》的中心叙述乃在空虚的爱情，并不在蚁都的富贵。这在开场的一首《南柯子》便可见：“玉茗新池雨，金泥小阁晴。有情歌酒莫教停，看取无情虫蚁也关情。国土阴中起，风花眼角成。契玄还有讲残经，为问东风吹梦几时醒？”且淳于生入梦也由“情”字而起，结束也以“情尽”为基，作者之意，益可知。故显祖此剧，事迹虽依据于《南柯太守传》，而其骨子里的意解则完全不同。显祖穷老以终，视富贵如浮云，曾不芥蒂于显爵，更何必卑视乎蚁职。
《邯郸记》（《邯郸记》有柳浪馆刊本，《全集》附刻本，《六十种曲》本，臧晋叔改本，闵刻朱墨本）本于沈既济的《枕中记》而作。卢生与吕翁遇于邯郸道上。吕翁以瓷枕与生。生枕之而卧。逆旅主人蒸黄粱米熟，生已于梦中经历富贵荣华、迁谪、围捕的得失。情调和《南柯》虽若相类，实则不同。若士自道：“开元天子重贤才，开元通宝是钱财。若道文章空使得，状元曾值几文来！”则其愤懑不平，已情现乎词。
《紫箫记》（《紫箫记》有《富春堂刊本》，《六十种曲》本）和《紫钗记》（《紫钗记》有柳浪馆刊本，《全集》附刻本，竹林堂刊本，臧晋叔改本，《六十种曲》本），同本《霍小玉传》而作。《紫箫》较为直率，《紫钗》则婉曲悱恻，若不胜情。《曲品》云：“向传先生作酒色财气四犯，有所讽刺，作此以掩之，仅存半本而罢。”此实无根之谈。若士《紫钗记序》述其刊行《紫箫》之故最详。《紫箫》未出时，物议沸腾，疑其有所讽刺，他遂刊行之以明无他。“实未成之作也。”所谓“未成”，并非首尾不全，实未经仔细修炼布局之谓。《紫钗记》则布局较为进步，也更合于《霍小玉传》。唯不及李益就婚卢氏事，强易这悲剧为团圆的结束，未免有损于《霍小玉传》的缠绵悱恻的情绪。但像《折柳》、《阳关》诸折，却是很娇媚可爱的。
若士五剧，《还魂》自当称首。但任何一剧，也都是最晶莹的珠玉，足以使小诗人们妒忌不已的。那是最隽妙的抒情诗，最绮艳，同时又是最潇洒的歌曲。若以沈璟和他较之，诚然要低首于他之前而不敢仰视的。
沈璟（《明诗综》卷五十二）字伯英，号宁庵，又号词隐，吴江人。万历甲戌（1574年）进士。除兵部主事，改礼部，转员外。复改吏部，降行人司正，升光禄守丞。璟深通音律，善于南曲，所编《南九宫谱》，为作曲者的南圭。又有《南词韵选》，所选者也以合韵与否为上下。所作传奇凡十七种，总名《属玉堂传奇》。但大都为未刻之稿，故散失者极多。但璟影响极大，凡论词律者皆归之。他论文则每右本色，以朴质不失真为上品，以夸饰雕斫为下。在当时日趋绮丽的曲风中，他确是一位挽救曲运的大师。有了他的提倡，《玉玦》、《玉合》的宗风方才渐息。已走上了死路的南剧方才复有了生气。同时才人汤显祖，更以才情领导作者。当时论律者归沈，尚才者党汤，而已成风气的绮丽堆砌之曲，则反无人顾问。
吕天成、王骥德二家则力持“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的才情”的主张。此后的传奇作家，遂皆深受此影响而有以自奋勉。孟称舜、范文若、吴炳、阮大铖诸人，并皆三致意于此。但清远并不是有意地提倡，而词隐则为狮子的大吼，学沈苦学可至，学汤则非天才不办。故词隐的跟从者一时遍于天下，而清远则在当时是孤立的。力为词隐张目者为吕天成、王骥德及沈氏诸子侄。然骥德作《曲律》，对词隐已有不满。沈自晋增订《南九宫全谱》，于词隐原作也颇有所纠正。而清远则声望日隆，其“四梦”，后来作者无不悬以为鹄。盖词隐的影响止于曲律，其“本色论”则时代已非，从者绝少。清远则在曲坛中开辟了一条展布才情，无往不宜的一条大路，正合于时代的风尚，才人的心理。直到了这个时代以后，传奇方才真正地上了正则的文坛而入于有天才的文人之手。此时，离东嘉、丹丘之时，盖已有二百余年了。
在那二百年中，传奇只是在若明若昧之中，无意识地发展着，偶然地入于文人之手，也只是走着错路，未入正轨。至是，词隐才示之以严律，清远才示之以隽才，而传奇的风气与格律，遂一成而不可复变，传奇的创作，遂也有了定型而不可更移。在其中，提倡最力，最有功绩者则为词隐。二百年间，作者寥寥，作品也很少，而在最后的不到百年间则作者几超出十倍，作品更为充栋汗牛，不可胜计。有意的提倡与无意识的发展，已入文人学士之手与在民间的自然生长，无途径的自由写作与已有定型成谱的写作，这其间相差是不可以道里计的。东嘉、丹丘以后，传奇便应入了后一条路上的。为了提倡的无人，与乎正则的文人的放弃责任，特别是“科举”的束缚人心，羁绊人才，使诗人们无心傍及杂学，更无论戏文，传奇发展的时针，遂拨慢了二百余年。应该在东嘉、丹丘之后便完成的传奇的黄金时代，遂迟到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