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大富之后仍然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不但难能可贵，甚至可以说是为人处世的一种最高境界。
一般看来，大富大贵之后，就可以随心所欲。但在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中，穷奢极欲与为富不仁是一对双生子。可见，大富之后仍生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不但难能可贵，甚至可以说是为人处事的一种最高境界。
1995年8月，香港《文汇报》刊出有关李嘉诚的访谈录。李嘉诚说：“就我个人来说，衣食住行都非常简朴、简单，跟三四十年前根本就是一样，没有什么分别。”
最有目共睹的是李嘉诚的衣着。他常穿黑色西服，不仅不是什么名牌，而且还比较陈旧。李嘉诚自己曾说：“衣服和鞋子是什么牌子，我都不怎么讲究。一套西装穿十年八年是很平常的事。我的皮鞋10双有5双是旧的。皮鞋破了，扔掉太可惜，补好了照样可以穿。我手上戴的手表，也是普通的，已经用了好多年。”
在公司里，李嘉诚与职员一样吃工作餐，他去巡察工地，工人吃的大众泡沫盒饭，他照样吃得津津有味。李嘉诚不抽烟，不喝酒，也极少跳舞，惟一为超人推崇的嗜好，是打高尔夫球。
李嘉诚为公益事业“挥金如土”、一掷千金，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却是如此俭朴，确实令人深思。
中华民族古有训诫：成由俭败由奢。
诚然，李嘉诚的财富并不是单靠节俭积攒而来，更多的是靠诚实经商赚来的。但我们仍然不能排除节俭在财富积累上的重要作用。
假如挥金如土，多大的财富也会坐吃山空。我们简单而实在地举例来说，在香港山顶区买一幢豪宅就需耗资数亿港元。李嘉诚居住了30多年的大宅市值约1亿港元。此外，一艘超豪华游艇也需耗资数亿元。试想，别的一切不计，单买几幢豪宅、几艘豪华游艇，就可使金山坍塌。
李嘉诚的境界还不止于此，他不是单纯地为了节简而节简。“充实人生，勿使虚度”。这是李嘉诚先生的一条座右铭。
李嘉诚从潮州古城走进了香港。从香港西环的小塑胶厂走向新蒲岗，走向北角，进而走进香港中环的心脏地带皇后大道中的华人行，又从而走向世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几经风雨，终于找到了恰如其分的人生位置：世界著名的华人企业家和经济战略学家。他是当代香港社会经济发展史的见证人。在为香港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发展的同时，李嘉诚也充实、发展、完善、造就了自己。
他是怎样地对待自己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功业和财富呢？也就是说，他的“金钱观”有什么独特的内涵呢？
李嘉诚所持的态度是：
“我是中国人，作为一名炎黄子孙，我应竟尽个人力量，促进祖国之繁荣昌盛，使同胞生活美好，民族世世千秋更强大。”
李嘉诚又说：
“一个发了财的人，不应该只顾一己的挥霍，也不应当守财奴，更没有必要把财产遗留给自己的子孙！”
“应该为社会多做一些公益事业。把多余的钱分给那些残疾及贫困的人。特别是要用在教育和医疗方面……”
“要乐于助人。对自己要节俭，对别人要慷慨。”……
对事业，李嘉诚是一贯的艰苦奋斗，数十年如一日，从不懈怠。
在他的青少年时期，他曾经度过了一段“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返家来”的岁月。那个时候，他需要在床头摆上两个“闹钟”来唤醒自己，催促和鞭策自己。他每一个星期的上班时间是7天，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5到16个小时，有时简直忙到连理发的时间都舍不得花费掉，好久好久与电影院“无缘”。节衣缩食，勤俭度日，还经常从旧书摊上买来旧书旧杂志以增加精神文化营养。当他成家立业之后，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美德。他手上带着的日本产的普通电子手表，总要拨前10分钟以免误事。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坚持上夜校进修，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回家后仍凭藉着收音机靠“空中隐形教师”学习英语。他对有些年青伙伴坐“的士”跑歌厅很有些“不以为然”。在他成为“地产大王”之后，每天都抢着坐车上下班或办事的空隙，读书读报读文件读资料。在他成为香港首富、进入世界超级富豪前列之后，艰苦奋斗仍然是他的美德和习惯。据知情者说，长江实业（集团）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先生的总部和他的办公室、会客厅，其装饰和摆设，却在许多亿万富翁之下，“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主席的座椅一坐就20多年，还是那一只普通的皮座椅，他从来没有说过要更换过。据悉，他的办公室甚至还比不上“长实”系财团属下的附属公司总经理们的办公室的豪华！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如此这般的一个“大人物”起码应该是高贵矜持、唯我独尊的；也许应该是大腹便便、后面跟着一大把“保镖”的；也许是浑身上下的穿着超级的名牌货色；还有吃的，大概也非“满汉全席”不可了。其实，这些想象全都陷入世俗的“误区”了。
一位接触过他的人回忆，“李嘉诚先生第一次临汕头市，和广东省、汕头市的领导人一起参加选择汕头大学的校址的时候，他穿着一套朴素、整洁、很得体的中山装。虽然那年他52岁了，但身材适中、矫健，嘴角常现着一丝舒心的微笑，文质彬彬，风度高雅，显得像一个风华正茂的书生或者学者，使人觉得他很斯文、随和，也很好亲近。”
李嘉诚先生第二次来汕头市，是1983年12月31日下午。他是来参加汕头大学的奠基典礼的庆祝大会和奠基仪式的。在嘉宾中，有许多国内外知名高等学府的校长、教授们，著名经济学家、汕头大学首任校长许涤新先生和广东省委书记、汕大筹委会主任吴南生等到机场迎接李嘉诚先生。当李嘉诚走下飞机舷梯时，一眼瞥见许涤新校长在迎接他，他欣然微笑着赶快趋上前去久久地和许涤新校长握着手。那谦恭的姿势，活像一个学成归国遇着久别重逢的老师那样的欣喜、挚诚。这情景与其说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温文尔雅、博学多才的学者更为合适。
在汕头经济特区龙湖宾馆大堂，汕头大学秘书组的工作人员向李嘉诚先生递上一本庆典的贵宾签名簿。人们想，作为汕头大学的创建人，当之无愧地应该在第一页上面写下他的名字。相反，李嘉诚犹豫了！他端着贵宾签名簿，从头到尾地翻看了三遍，他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权衡着什么。他终于在第三页上面，审慎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天夜晚，庆祝大会之后，李嘉诚和大家一起观看了广东潮剧院的节目，和来自北京、广东省委、地委和市的领导人、汕大的校长们谈工作、谈汕大，恐怕少不了3、4个钟头。第二天，他又早早地起了床。从特区的庆典到汕大的奠基典礼仪式到记者招待会，一直忙得不可开交。他的身躯内，蕴含着无穷无尽的精力，那种高节奏高效率，无不令人叹服。
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当我捧着奠基仪式的剪刀礼盒待要上宾馆二楼呈送李嘉诚时，他站在梯边却温和地说：‘这，我就拿上楼吧，不再劳步了。’出于礼貌，他邀我进入他的住房里，头一次衷情地对我说：‘我对凡有事业心的人都表示尊敬，希望所有参加汕头大学创业的人，都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汕头大学。”
转眼间，到了1987年2月10日，他到汕头参加汕头大学校董事会的成立及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是日中午，他乘飞机到达机场后，和他握过手的几个新闻界同行，都敏感地发现，李嘉诚先生的手心有些发烫，说话的鼻音浑重了。李嘉诚显然是感冒了，发烧还没退。那一年，香港的股市正面临着严重困难。为了汕大，他仍然抱病坚持着前来参加会议，而且还坚持着研究工作到深夜。休息没几个钟头，第二天上午又继续坚持开会。太劳累了，感冒又加上胃痛。但他仍然不动声色地打起精神坚持着。只是到了会议中间，他才走近一位工作人员的身边悄然地说：“我要吃胃药，需要几块饼干送药，能找到几块饼干吗？”那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校园内的商店，很快地买到了惟一能买到的肇庆产的“菜汁饼干”来应急。只见李嘉诚先生离开了会议桌的名誉主席位子，在会议室的一边椅子上坐下，一口白开水送上一块“菜汁饼干”，一连送下了四、五块，又送下了胃药。慢慢地，他刚才还紧皱着的眉心开始舒展了，苍白的脸色恢复过来了。他打起精神又走回自己的座位，继续坚持着……事后，他又悄悄地告诉接待人员说：“饼干，我的秘书从香港有带来的，可是一忙，放在宾馆里就忘了带来。”他还非要交还买饼干的钱。
李嘉诚越聚精会神于事业，越致力于对香港对祖国对桑梓的“无私奉献”，就越追求“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生活，以“求得内心的平和与快乐”，待人处事，都显现出他的谦和大度和“低格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