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他都能兼容并包，胸襟开阔，愿意也能够倾听别人讲话，不说他人的坏话。如果没有外力的播弄，他与上级、同事、下级（包括学生）都会有很好的关系。17年间（指文革前17年），政治运动不断，廖先生虽然常常挨批，但没有受过实质性的处分（如划右派、右倾等），而且还有几次升级。人们开玩笑说，廖夫子是福将，一有运动就挨批，但没有耽误涨工资。这说明北京教育界和学院的领导对他有好印象，认为他是老实人，分配给工作无不勤勤恳恳去完成，从不讲价钱，正像他自喻的老黄牛（“反刍集”的名字即源于此）；文艺界领导周扬也知道他，有次讲话就说道“谁说共产党内没有秀才？廖仲安不就是一个吗？是党的‘红秀才’”。这句褒扬在文革中给他召来无数麻烦。小将们说：廖仲安不仅是北京黑市委教育战线的干将，还是文艺黑线的干将。
专案组费了好大劲调查他，除了一般的组织关系外，没有发现他与北京旧市委和中宣部领导有任何特殊关系。朋友、老学生也都是与他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的。有一次与我提起他的老师朱自清的话“几十年了，朋友就是那几个，老婆就是那一个”。我笑起来，心想“这真是夫子自道”。他的朋友，不管我见过没见过，大多耳熟能详。因为他每每言及他们。今年春节，我去看他，问及他找我要的《赵俪生回忆录》收到没有。他说：“收到了。挺好看的。我叫人给刘国盈送去了，他住养老院了，很闷。”刘国盈是我上大学时的系主任，也是他北大老同学、师院的老同事。他的几个老学生我也大多认识，为《反刍集续编》写序的李华就是1959届的毕业生，不幸他已经于几年前去世。连他的家庭都是值得羡慕的，四个孩子都是文革当中长成的，都被动乱耽误过，但他们学历最低的也读到硕士，在国内外不同领域取得骄人的成绩。有一次我问起，他是怎么教育的。他说他谁都没有教育过，他们自己长成的。我说您这是垂拱而治。
前两年首师大给刘国盈先生和廖仲安先生庆寿，把我也找了去，共叙这几十年的变迁。我想起1971年国庆，第一次去廖家，他也刚从大兴陈各庄“五七干校”回来，拿出一首《鹧鸪天》让我看：
渠水初干岸柳黄，天堂河畔再经霜。八方秋熟银镰动，十里风来金稻香。
新月上，谷登场，不愁风雨近重阳。“五·七”指示千秋计，回首风波意味长。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廖先生寿登耄耋，精神矍铄，我也年近古稀，还能写点浅近的文字。再读这首词不免会有许多新的感受。
杂文家应该是社会批评家
——读牧惠先生的《小报告以外》
去年，在某份文摘报看到一篇“新世纪中最抢手的十大职业”的文章。其中在律师、外贸人员、金融家、电脑软件设计师、社会工作者等等之外，后面居然还有“社会批评家”赫然在目，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社会批评”一词真是久违了，因为“批评”与“社会”联姻，其危险程度可以想见。然而，真正的文学毕竟是不能回避社会批评的，作家不是阉宦弄臣、不是逗人发笑的小丑、不是有无皆可的帮闲，作家应该成为社会良心，应该有勇气面对社会的美恶，写出惩恶扬善的作品。
文学的各种体裁中杂文是具有直接社会批评功能的，杂文家更应该是个社会批评家。我想，他们将是新世纪中的骄子，理应成为最为人们所欢迎的职业，因为任何社会里总是有“沉默的大多数”的，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没有表达的机会，而表达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更是人性中的一种需求，一个人如果有了想法或感情而又不能表达，郁积既久，是在心理上或是生理上会出毛病的。杂文家应该是“沉默的大多数”的表达者，说出他们想要说出的话，使他们郁积的想法和感情能够得到宣泄。最近，我读了牧惠先生的杂文集——《小报告以外》——就有被表达的感觉。
这是一部20万字的杂文集，也算一部颇有厚度的书籍，文字朴实无华，可是我只用了一天多一点儿的时间就读完了它，而且，读罢心里特别畅快，心里一些郁闷（有的心理学家认为这也是一种能量）得到了释放。其原因就是书中的一些文章讲出了我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如江西胡雪梅案曾在《南方周末》上连续报道，稍有良知者无不同情这个苦难女遭遇的种种不幸，也庆幸她在多次上访告状的过程中所遇到一些古道热肠的君子的帮助。某服装厂的胡老板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得知胡雪梅的冤屈便慷慨地借给她三万元帮她打官司。1996年的一次庭审中，胡老板出庭作证。一个在报上著文诬蔑胡雪梅是个放荡、阴险、贪婪女人的蓝某竟当庭质问胡老板：“你和胡雪梅什么关系？凭什么借这么多钱给她？”当我读到这里，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反感与恶心。
竟有人如此心理阴暗、如此亵渎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应该存在的正常关系！想写篇文章议论一下这种现象，但因为他事，拖了过去。现在读到本书中的《又一块答丢夫手帕》，此文就是批评蓝某这种说法的。作者感慨，“人和人的差别，有时大于人和兽的差别”。这真是有“先获我心”之感，觉得公道自在人心，心中的不平得到了消解。其他，像对吴晗一生的悲剧、冯雪峰现象（自己制造一种“理论”去批判别人，自己后来也被这种“理论”批判的现象）、巴金的《随想录》、“打麻雀”的群众运动、两个“北大”（指两个“北京大学”，一个在沙滩，一个在燕园）、邓拓的《燕山夜话》等热点现象的议论或评论都使我感到亲切。牧惠先生以极饱满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说了我想说而没有说或不能说的话。我想其他读者也会从这本杂文集中找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的。有阅读杂文兴趣的读者不妨看一看牧先生是如何谈到这些问题的，与自己的想法相去有多远。
当然，还应该看到“沉默的大多数”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弱势群体的。如下岗工人、尚未脱贫的农民、无拳无勇、陷身于冤案的妇女，牧惠先生关注这些群体、代这些“沉默者”立言，这是他的杂文特别可贵的地方。这几年知识界常常喜欢谈论“社会良心”，在“舆论一律”的时代，是没有所谓“社会良心”的，因为那时只有领导者的声音。随着“大社会，小政府”这种体制改革方向的确立和社会批评家这一职业的兴起，民众不仅需要“社会良心”，社会也逐渐具备了产生它的条件。我想真正的杂文家应该是这一队伍中的第一批成员。
社会批评家，不仅要有热情还要有相当的认识水平，也就是要比“沉默的大多数”看问题深入一些，甚至可以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们的意见平实而深刻，不是那种貌似“激烈”，实际上，他们立论也不过只是“兔先生的发言”。这种杂文家，也有人戏称为“披着羊皮的狼”。《小报告以外》一书许多杂文，对于社会弊病的揭露、对世道人心的批评，虽不能都是一针见血，但确实有高出世人之处。例如，《贾长萍的悲剧》是议论河南省的一位民办教师为了“农转非”毒杀自己儿媳和孙女案件的。老百姓看了这个事件的报道，一般都会谴责贾的残忍和愚昧。而牧惠先生把批评重点放在把人分为两等的户籍制度的荒谬，并指出这是影响作为立国基础——工农联盟的。
随着新闻的逐步开放，社会上的许多新闻（包括悲剧）被报道了，社会新闻多了起来，这些报道是很有读者群的。可是报道者未必对所报道的事件都有正确的认识，认识错误，不仅不能揭示事情的真相，而且还会误导读者。《小报告以外》中有许多篇是评论社会新闻的，例如，抱独身主义的女记者因为分不到房子假结婚而被强暴的悲剧，报道者讥笑说这是“游戏人生”的结果，牧惠先生公正地指出，这是分房制度不公（女子未婚不能分房）造成的悲剧。其他如对张金柱事件、朔州假酒事件、选举中的买票事件等，作者皆有见解独到的评论，会给读者很多启发的。这种有见识的社会批评才是负责任的批评。
杂文家都应该做像牧惠先生这样有胆有识的社会批评家。
《丑陋的中国人》及其风波
从80年代走过来的知识人，回忆起这个时期都不免有些激情。那是个物质困乏，思想活跃的时代。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的交锋十分激烈，其中有利益的夹缠，更多的还是习惯势力在作怪。斗争反映到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作为人的情绪表达的文学自然不能例外，而杂文创作又天然地立在“风口浪尖”（这是当年的惯用语）上。自从鲁迅杂文为这个体裁提供了创作范式以来，杂文天生的就不招有权者待见，于是，千方百计要在不伤害鲁迅（鲁迅是被压迫者的一面旗帜）的前提下，否定这个范式。其实杂文类似玫瑰，玫瑰自然带刺；写杂文则免不了冷嘲热讽。如果非要改造其基因，弄出一种只有花，没有刺的东西，那它叫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再叫玫瑰了。杂文也如是。
那时人们面对数十年来“极左路线”的非人性思考方式以及它给民族国家造成的灾难，痛心疾首。这种情绪自然反映到杂文创作之中，追根溯源，忏悔反思，促进人们觉醒。有人看着不顺眼了，认为这有点“缺德”。于是提出“新时代”的杂文要有“新基调”，不能等同旧社会的鲁迅。“鲁迅风”不能再继续了，杂文要以“歌颂光明为主”，而且必须坚持“官民一致”，不要搞“隐晦曲折”，废止讽刺乱用。“新基调”的提出和畅行（1981—1987），正与杂文繁荣同时，这是思想解放之外的另外一股力量。此时（1986年），严秀、牧惠等杂文家编纂《当代杂文选粹》丛书，收录了《丑陋的中国人》。它的出版，仿佛投下一枚重磅炸弹，立时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台湾能够登陆大陆的作家很少。他的冤狱在地球上闹得纷纷扬扬，欧美许多人权组织提出抗议，必然也受到大陆的关注。柏杨的杂文又明显地受到鲁迅的影响，敢于针砭时弊，有历史眼光，知识丰富，文字语言，极其尖酸泼剌，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具有冲击力、穿透力。这些自然而然受到秉承鲁迅传统的大陆杂文家的喜爱和出版人的青睐。因此，他的杂文成为首批被引进大陆台湾文学作品就不奇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