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领导方法上，毛泽东和陈云都十分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他们一起倡导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疾苦
毛泽东说过：“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 。又说：“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出来，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同样，“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因此，这就必须“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最后的胜利” 。
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说： 1921年建党后，经过了14年，牺牲了多少党员、干部，吃了很多苦头，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外关系，学会走群众路线。不经过那些斗争，我的那些文章也写不出来。
陈云也强调总结经验的重要性。他曾指出，要把总结经验列为平时学习的重要内容。
当然，在实际工作中，光有经验还是不够的。如果只是一味地从经验出发，就有可能陷入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泥淖。总结、吸取成功经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要求去做。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多次对陈云说，光有经验还不够，还要学哲学，从思想方法上端正态度，找到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开创实际工作的新局面。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和陈云反复强调，一切工作的开展，都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刘少奇在阐述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时说：“一切为了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毛泽东也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陈云也指出，解决群众切身问题的坚定不移、到处适应的办法就是：“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我们的地方党部，我们的区委和党支部，只有收集了群众的意见，才能做出很好的决定，否则是不可能的。”“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离开群众，世上是没有什么诸葛亮的。
要能很好地领导群众，就必须赢得群众的信任；而要赢得群众的信任，就必须时刻关心他们的疾苦；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就必须时刻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心上。
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假如苏维埃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地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他还郑重地向大会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财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正是由于广大党员干部在行动上，始终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与老百姓同甘苦，共命运，所以才逐渐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因此，尽管党内的“左”右倾错误不断发生，但广大群众却还是愿意服从党的领导，跟着共产党干革命。
延安时期，陈云在讲党的建设课时，也总是要向学员们强调，共产党人必须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要力争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
1939年11月，陈云发表了《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中的中心》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了能更好地担负起领导责任，就必须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为了开展群众工作，必须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这就是说，要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斗争，把群众团体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他说：为群众自己利益而斗争的群众运动真正开展起来了，就能鉴别谁是混入党内的坏人。这样，清洗党内坏分子的工作才有客观的基础。只有群众运动，才能给新党员和新干部以实际的阶级教育，单单书本上的教育是非常不够的。我们的新党员和新干部缺乏群众工作经验的弱点是普遍存在的，他们领导群众运动的经验是很少的，但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在群众运动中锻炼和提高。他再次强调：我们是执政的党，我们在这里需要向群众要东西，另一方面他们也要向我们要东西。假如忘记了他们还需要向我们要东西，这是不成的。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而忘却了群众也要向我们要很多东西。越是对群众的问题注意得多，解决得多，群众对抗战工作积极性就提得越高，我们的工作就容易进行。他又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不论党、政、军、民众团体都应该把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做好。哪个地方改善了一些民众的生活，民众就起来了，就更加积极了。他还指出：历来的经验证明，没有一个脱离群众的党组织是巩固的。一切脱离群众的党支部，都是最不巩固的党支部。所以，只有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着，只有党的支部真正成为群众的核心的时候，那个党才是一个巩固的党，那个支部才是党在群众中的堡垒。现在党内发生的各种弱点，不管是党组织方面的还是党的工作方面的，都是同脱离群众相联系的。地方党支部如果不关心群众生活，不为群众切身利益而斗争，置群众痛痒于不顾而要群众热烈起来，与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这是不可能的。
陈云指出：在陕甘宁地区，共产党已经处于执政的地位，因此尤其要妥善处理好党群关系，为人民服务。他说：我们是执政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直接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党员违反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不满。所以一定要严格地要求我们党员干部经常倾听群众意见，有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情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执政党脱离了群众，也就成了光杆司令，这样的党是没有生命力的。
陈云在领导工作中，关心群众具体要求和利益的事例是很多的，也为人们起到了极好的表率作用。在“二五”计划期间，中央考虑北方缺水，而长江水流量大，可以实施南水北调。陈云对水利部和地方的领导人说：南水北调关系子孙后代，这个工程要搞，但什么时候搞，走那条线，要慎重，一定要让不赞成的人发表意见。为了解除这些人的顾虑，他建议在东、中、西三线沿途各城市设南水北调问题的专用信箱，以便他们能把意见讲出来。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缺吃少穿，城乡居民普遍营养不良，许多人患上了浮肿病或因此死去。陈云了解到，每人每天最低需要蛋白质70克，0.5公斤粮食含45克，0.5公斤蔬菜含5克，尚缺少20克，正好相当于1两大豆的含量。而我国那时有1亿城市人口，每年拿出15亿公斤大豆，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于是，他提出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万人口中，每人每天供应1两大豆，每月供应0.25公斤鱼、0.25公斤肉。又说：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有3件事突出地反映了陈云时刻把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放在心上，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作风。第一件是，1982年5月下旬的一天，陈云在《人民日报》第8版的一角，看到有一篇题为《首都少年儿童看戏难》的文章，反映北京儿童剧场颓危停用，首都百万儿童无处看戏。他对秘书说：这篇文章是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看的，是搞教育的同志通过报纸在向我们呼吁。他们的意见是好的，应该支持一下。他随即给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信，建议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全国城镇所有影剧院，机关企业的所有礼堂，免费向孩子们开放。由于时间已临近“六一”，他在信封上还亲笔批写了“特急件”3个字。
第二件是，这一年7月，北京航空学院一位教师给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写的信和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调查组的报告，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陈云看后十分重视，当即致信中央常委，指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500多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亿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呢？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应当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
第三件是，1984年9月，陈云得知报考师范院校的高中毕业生越来越少时，指示有关领导同志，一定要重视教师待遇问题。要想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实际困难的有效办法，如住房问题等，以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最受人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不久，他又批示：要使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标准“比同等学力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