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说，要能提得起，更要能放得下。
我想，就把这个“分号”画足了，然后放下来，开始自己艺术语言地进一步追求和创造。
不是吗！
2007年11月底
兄长
二〇〇二年初秋，画友张金林和彭国昌到兰州卖画，我去陪了两天，又邀二人来白银，由王龙画廊接待，玩了几天。
送走朋友，拟回靖远糜子滩夹河滩采风。那里的葵花还没有全部开败。有成熟的葵盘又有盛开的金葵，这时的葵园是最有看头的。
记得是个星期二的上午，我同雅芬、小女彦芝和外孙女艺艺一起坐班车回到靖远。下车后彦芝母女赶回师范学校，我与雅芬坐三马子去看望二哥。
二哥宰瀛一个人在家，我们问二嫂，他说在侄女彦欣家。侄女在兰州动完手术不久，侄女婿张宏才在兰护理，这边家里只有几个孩子。
瀛兄对我们讲，他住的这院房子已经卖掉了，事先他却不知道。讲着讲着，便激动起来，对我们夫妻说起许多让他伤心的往事。有些事二哥过去曾跟我说过的。我想这次除了卖房子的事，更主要的一定是侄女的病，让他的心情很坏。
“文革”后期，我在县一中教美术，二哥当时在二中教英语，他在学校里用煤油炉子自炊。彦欣很懂事，我去看二哥时，常常碰见她给父亲买些食品送去，对父亲知冷知热的。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
以后的几十年里，我去瀛兄家，总能感受到侄女彦欣对她父亲的殷殷关顾之情。这次侄女身患重病，她只有五十几岁啊！可以想见二哥心情的沉重和不安了。
快中午时，我怕再晚了，宰南兄饭后睡午觉，同时瀛兄也该收拾吃午饭了，便起身告辞。
我感觉二哥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见我们要走，便打住了。
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天晚上二哥突然犯病，而且十分危重。连夜送到兰州抢救，在医院里度过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多月，在见到由美国赶回来的次子彦安后，便撒手人寰，离开了我们。
我去医院探视，看着昏迷中的二哥那极度衰弱的面容时，真后悔那天没能在二哥家多待一会儿，让他对我和雅芬多倾叙一些想说的话。
二哥去世后，我们都很伤心。四哥更是魂牵梦萦地难以释怀，仅仅用了三个月时间，便撰写了近三十万言关于二哥的长篇回忆录，在百日祭奠时，将厚厚的一本书稿献在了兄长的坟前。后来，四哥又征集亲朋及子女的回忆怀念文字，和二哥的人生故事编在一起，以《父爱》为名出了一本书。
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实，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知识分子别说达了，要想独善其身也是不易的。二哥却以他的人格、学养、曰常言行保持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气节，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子女。他的晚年赶上了好时代，他的子女们个个学有所成。这一现实的出现，使得《父爱》一书在凸现家庭人格教育上具有了时代的和社会的普遍意义。
有人说：人生是孤独的，有才华却身处逆境的人则更加孤独。我信这话。
所谓孤独，是指被人误解或不被人理解，无法与人交流的痛苦。
在境遇极差时，心理过分孤独的人往往会断了念想儿而轻生。
“文革”中，二哥曾骑自行车到我落户的鸾沟，留下钱和布票让雅芬给他做条棉裤。后来我去师择学校送棉裤时，他给了我二百元，嘱托我以后关照几个尚未长大成人的侄儿。当时二哥的脸色很不好，言语间透露出不祥的信息。我虽然也给二哥说些宽心的话，但毕竟放心不下，提心吊胆了很久。
所幸老天有眼，“文革”终于结束了。二哥总算活了过来。
我是五兄弟中的老五，有一方常用印章“陇人苏五”。老五最小，加之高中毕业后便开始了长期的逆境人生。父母亲老了，走了，哥哥们便把关照我看作理所当然的责任。让我感受到了更多的兄长们的关怀之情。
大哥在我还小时就去糜子滩务农，后来戴着“帽子”，过了近二十年的屈辱人生，早早地走了。
二哥是父母的骄傲，弟弟们的榜样，从年轻时便曾帮助老人担起过家庭生存的重担。“文革”后，兄弟们都在县城工作，四哥也回到家乡，二哥的家里便成了兄弟几个经常会面的地方。三哥、四哥和我若同时聚到他那里时，二哥便会格外开心。
二哥和三哥都动过大手术。若我和四哥去二哥那里时，他总要问三哥的身体情况，嘱咐我们常去看望。
我的家搬到白银后回县城的次数毕竟少多了。每次见了面，哥哥们都非常高兴。为了与疾病斗争，二哥练了多年的气功。还研读佛经，不知什么时候二哥居室里有了一尊观音像。他晚年自号“方圆先生”，我知道，二哥的读经做功，既是养生，更是他那孤独心灵的一种精神寄托和升华。我也喜欢看气功方面的书，后来又读南怀瑾先生讲佛经的书，与二哥见了面，我便大侃南子或气功的话题。兄弟们有时也会有些争议，气氛热烈而开心。
由于长期遭受“极左”路线的压抑和迫害，二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心有余悸。
我和四哥提出给父亲搞纪念文集的事，二哥并不同意。他说：“刚过了几天平安日子，你们再不要自找倒霉了。”
原本要请二哥写文章的，听了他的话，四哥和我便不敢再提这事。怕又勾起他对苦难岁月的伤感。三哥也没有为纪念文集写文章，我想应该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父亲的纪念文集印出后，靖远县教委、一中和师范三家主持为父亲召集了一百周年诞辰纪念座谈会。我们兄弟四人应邀出席，二哥脸上绽出由衷的喜悦和欣慰。
印刷纪念文集的费用是四哥和我分担的，二哥并没说啥。后来，我儿子彦韬找了对象，二哥硬是给了我几千块钱，说是支持韬子办婚事。我不要，二哥竟十分伤感。我便没再推辞。我当时因为带少儿书画班，已经扭转了经济上的困境，这二哥是知道的。但他仍然不愿我这位小弟负担过重。
多年来，二哥对三哥、四哥和我总是尽着一份兄长的关爱。虽然早已是花发对白发，但在二哥看来，我们总长不大似的，唯恐我们过不好或受到伤害。
得知二哥在兰医一院逝世的消息，我乘彦宏单位的车连夜赶回县城，南兄和西兄早已候在瀛兄家。
我们等着接迎二哥的遗体。想着二哥的坎坷人生，我伤心极了……
二哥走了。三哥家便成了三兄弟聚会的地方。每次由白银到县城，四哥总会骑着摩托车到三哥家来相会。有时我进门时摩托已停在院里；有时是我和三哥正寒暄时，四哥便在引擎响声里与他的摩托车同时出现在小院里。
承兰嫂子总会端上苗家腊猪肉和高十八的卤鸡。三嫂说，每次听说我们要来，三哥总是要自己去街上买肉。
三哥于一九八六年因癌症做了胃全切手术，他襟怀坦荡，对生活与疾病都持有一种十分难得的平常心。正是这种平常心，让三哥战胜了病魔，手术后愉快地生活了二十年。
三哥是位多才多艺的人。小时候画一手好画。当兵时集邮、拉提琴、写标语、搞宣传，被定西军分区文工团选拔为舞台美术的培养人才，就要去省城学习进修，因文工团撤销而作罢。到靖远师范教书时，义务承担学校摄影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三哥又是位热爱教育事业的人。他安心本职，勤恳奉献，教学工作十分出色。
三嫂没有工作，宰南兄一个人的工资，拉扯养大了二男三女五位贤侄儿、侄女。应该说他几十年是始终生活在困难和紧张之中。又遇上家属下农村，他自己也因一个莫须有的历史问题在“文革”中被审査，备受屈辱。
即使这样，几十年里，宰南兄总是不忘兄弟亲情，尽他所能关心帮助兄长和弟弟们。特别是我这个小弟，回到家乡后的多年里，一直感受着三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进人古稀、花甲之年的三兄弟坐在一起，或论现实或谈人生，三哥总是以他那乐观豁达的心态感染着我和四哥。
然而，病魔仍然在悄悄地侵蚀着三哥的身体。二〇〇五年的冬天，他终于又一次病倒了。极度虚弱的三哥和三嫂相互鼓励，与病魔搏争了整整一个多月，那种心态、那种精神让我十分感动。
因为要去北京参加程大利先生和周韶华老师的画展，在南兄病情稍稍稳定时，我离开了家乡。在京十天，于十二月二十一日乘43次列车返回。下午一点多，突然接到侄孙子昕昕的电话，哽咽着向我说了他爷爷逝世的不幸消息。伴着车轮的隆隆声，我在铺上暗自流着泪，一句句赋诗与三哥告别：
离京途中惊闻南兄逝世凄然急就近午始离京，车驰过沙城。
手机忽呜咽，噩耗传万里。
昕昕咬咽声，言爷已逝世。
寒冬何凛冽，荒草也凄凄。
南兄骤离去，闻之我心泣。
铁轮行隆隆，乌云窗过隙。
遥想我兄长，猝然离世去。
临行尚在榻，返回已归西。
思之泪不禁，去之何太急。
想我宰南兄，少年多才艺。
戎马曾报国，教坛四十春。
淡泊少闻达，勤勉唯敬业。
廿年抗病魔，乐观处人生。
儿女多英才，桃李自成蹊。
念此颂吾兄，堪可慰平生。
一母同胞情，自是难舍离。
阴阳两重天，弟辈泪涟涟。
车行复隆隆，笛鸣亦哀戚。
漫漫西天路，俏偶兄独行。
雁阵痛折翼，挥泪弟送兄。
生死若朝夕，涅盘早超生。
为了寄托亲人们的哀思之情，四哥宰西为南兄征集主编了一本纪念集，书名《杏坛春晖》。书中“伉偭悲哀”一章里有承兰嫂写的三篇思念文章，题为《宰南，我想对你说》。
三嫂的文章回忆了她与三哥几十年同甘共苦的感情生活，风雨共度，相濡以沫，读来令人心动。又吐露了生死离别的难以割舍，言悲神悴，情真意切，阅之让人心碎。
我似乎明白了南兄在癌症大手术后能愉快生活二十年的原因，除了手术的成功和南兄的豁达性格外，还有一条很关键的便是承兰嫂的知冷知热，夫妻二人的相知相爱。这种相知相爱是人生极难得的。宰南兄看似平常多病的人生，其实是充实的，也是幸福的。
现在就剩四哥和我了。四哥前几年在师范家属院买了房子，我去县城时便在四哥家住。古稀之年的四哥面色红润，精神矍铄。他用一套电磁炉自炊，做饭时总不让我插手。吃饭时又让我吃这吃那的，总怕我吃不饱似的。
前几年，我去合肥的一个月里，突然有一段时间打不通他的电话，后来才知道四哥因突发腰椎病去西安让人推拿治疗。他对待疾病的态度既乐观又积极灵活。病好了，便加强锻炼，每天清晨都上乌兰山，在那里与李光俊、刘学义、李维俊等几位中学同学聊时事，谈见闻，热烈而快乐。
四哥是高中毕业前人党的，算起来已超过五十年党龄。在我看来，四哥是个当官的材料。他也确实从大学毕业便一直做着各种负责人，但四哥却没能当多大的官。在宝鸡师院中文系主事，头衔也只是个常务副主任，就这也让他辞掉了。回到家乡，在二七九厂当职教中心主任只是个科级。但四哥无论在哪里，在何种岗位上，总会弄些成绩出来。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一类省部级的奖评过不少。
退休后，四哥著书立说，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出版《教坛四十年》《父爱》《唐诗六百首作法》《论语新编》《老子别解》《静心斋杂咏》《慈善理论探幽》《现代家教新思路》等多种著述。同时还给父亲及乡贤欧化远、王明仁赵芬夫妇、张宏勇及宰南兄主编了多本纪念文集。
由于写作，西兄先是学会了电脑打字，后来又由博客到静心斋网站，不间断发表他与央视同步的英雄模范人物赞诗。现如今被网友尊呼为红色教授、红色诗人。
四哥从二七九厂退休，开始只有七八百元退休工资，现在也就一千多元。但从没听他埋怨过命运的不公。相反，他总是关心亲戚朋友，谁有困难，他总会尽其所能伸出援助之手。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五日晚，西兄打电话给我，说他第二天拟来白银一趟，准备坐二七九厂六点发往兰州的车。因要在县城等人，那趟车过白银一般要到八点左右。
六日天亮时起了风，气温骤降。我于八点前到兴堡宾馆十字路口等候，那里是靖远去兰州班车过白银的站口。八点已过，寒风挟着沙尘直刺面颊，我站到兴堡宾馆门旁比较避风的地方。等了不大一会儿，见一辆大轿车停在街对面的路边，只下来一个青年，即有人开始上车。我以为再无下的人了，便回头向东边张望有无再过来的班车。当我再次转过头时，那辆车已经开走了，却见街头上有个老人很像西兄，急忙赶过去看，果然是他。原来他是那个人上车后才下来的。
西兄到白银是专门送来一万元支持我出画册的。这之前，他提到要支持我的话，我再三讲过经费已准备充分，然而他还是亲自送来了，而且非让留下不可，说是早就为我备下的。我执意推辞，四哥的脸色都变了。我便只好将钱留下。
我这一生自学美术几十年，得到过四哥不断的支持和鼓励。他给我订画报、寄画册、买木刻刀……在我最困难的岁月里，四哥曾多次寄钱帮我渡过难关。
我保存的信件中，很大一部分是西兄由宝鸡写给我的。艰难的岁月里，我从西兄的信里总会得到鼓励，取得克服困难的信心，坚定学习的决心。
我在白银搞画集首发式时，西兄前来祝贺。当场以两千元订购一张画，并以侄子的名义买了十本画集，不容分说硬将钱塞到我手里。
本该我送画给哥哥的，他却要用钱来买，这便是我的四哥宰西。
我知道，这是支持，也是鼓励。
古人讲孝悌，孟子云：“入则孝，出则悌。”
我虽敬重兄长，却很少能为兄长们尽点心。相反，在以往几十年的岁月里却得到了几位兄长太多的关怀和帮助。现在，年逾古稀的四哥依然在无微不至地关照着我。
作为弟弟，我是很幸福的。却也因了至今尚无能力为兄长尽一份心而无奈，而难过。
2007年11月29日于宽堂
天伦之乐
我曾经在《子女》一文中，写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鸾沟村给儿子过满月时，农家小院里的温馨和人气。写过家庭和子女的一些情况，虽然苦寒，仍然有着亲情的依恋和快乐。
在两地分居的岁月里，若有可能，我总会在周末赶回家中与妻子儿女团聚。在靖远工作时，家在鸾沟的十多年里，我总是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地往家里跑，经常伴着暮色进家门。在白银工作的头三年里，周末不是坐火车便是坐汽车回县城。当然，恋家的不止我一个，在火车站便有了不少每周都回家的车友。
回家见到妻子儿女，虽然只有一天，心里便踏实、滋润。返回单位便会没了牵挂，一心一意工作起来。
在我的记忆中，家庭带来的温馨和快乐，是与人生俱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