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按预定大小把蜡光纸裁成长方形小块，对折起来成正方形，再侧起来对折，剪成半个石榴或桃子的图案，一打开便是两个一模一样的纸石榴或桃子了。将它们分开反向贴在长条薄木片的两头，中间钻个小孔，穿到固定在长竹竿一端的钢针或硬铁丝上，一个风风转便做好了。手抓竿的另一端，迎风一跑，那石榴或桃子便旋转个不停。
春天，除了放风筝，便常常在院子里耍风风转。风筝也是我们自己扎糊的，蜡光纸太重，虽然华丽，糊风筝却是用不上的。
我小时候嘴馋，好吃零食。那几年家里困难，很少买糖给我们吃。虽然黑糖没有白糖甜，后味还多少有一丝儿苦，但每天放学回家，我总要从放黑糖的大缸里挖一疙瘩吃。放在缸里时间一长，黑糖都结成了硬硬的大块，不像后来的红砂糖那样散。开铺子剩下的大半缸黑糖，除了家里包糖饺子或做其他甜食用以外，可以说相当一部分都做了我的零食。这大概是说到铺子除想起鸽子便忘不了黑糖的原因吧。
二哥开杂货铺子是为了解救家里的困难。先是在师范和中学教书，工资远不够一大家子开销，后来二哥在商界朋友的建议和帮助下，又兼做了商业。这样才使我们家逐渐从困境里走了出来。开铺子，二哥策划筹谋，联系货源，站柜台跑腿的是四哥。
二哥先后念过二次大学。
先是考人重庆中央大学的医学院读书，一年后因患鼻窦炎开了刀。家里听到消息不放心，手术后便把他叫了回来。我年纪小，只听二哥说他们晚上睡觉还抱着颅骨，用手摩挲着熟悉人体结构部位。给我种下了学医很可怕的印象。后来中大迁回南京，家里又有困难，便没再回校。一年后二哥又就近考上了兰大化学系，学了三年半，只剩半年就要毕业了。
这个阶段，父亲先是赋闲，接着又患重病，我们家没有了经济收人，生活跌入困境。二哥于一九五〇年开春休学回家，帮父亲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
二哥回县后，在师范和中学都教过书。我印象深的是中学，那是因了一件事，我曾去中学叫过二哥的缘故。
二哥的岳母赵家姨，在西城门刚进来的街南边开了一个小瓷店，经销缸盆碗罐各类日用陶瓷。住在潘府西小院时，我常去瓷店里玩。记得有一次，赵家姨给我挑了一个小罐罐，双耳朵，黑釉子，又光又亮。我很喜欢，但不好意思要。她硬塞进我手里，还假装要不拿她就要生气的样子。赵家姨高挑个儿、圆脸庞，待人很热情。
一天早晨，赵家来人让我赶快去中学叫二哥，说是前一天傍晚发病的赵家姨情况突然变坏，手脚都冰了。
中学在乌兰山下，我感觉是很远的。从观音堂巷出来，我几乎是小跑着去的。就是那一天的下午，赵家姨去世了。
二哥是由师范调到一中的。后来临洮中学缺理化老师，他又被调去临洮县工作了一段。
这期间，政府优待民主人士，父亲有了一份比较丰厚的工资待遇，我们家的生活开始好转。二哥便又一次去兰大复学读书，完成他的未竟学业。
一九五三年寒假，我第一次去兰州，住在父亲的单位里。二哥好像正在兰州办理复学手续。他在兰州见到小弟弟非常高兴，要带我去下馆子，父亲同意了。
记得是黄家园北口的一家小餐馆。二哥点了一个清蒸鸡，告诉堂倌不要放葱蒜。二哥和我自小都不吃葱蒜。堂倌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将手里的毛巾往肩膀上一搭，转过身对着后堂厨间高声唱道：“清蒸鸡一个，免葱蒜一一”“蒜”字是拖长了音调的。第一次去兰州，又是第一次下馆子，虽然其他菜的名字以及吃饭的细节早已没了印象，可那“免葱蒜”的唱菜声却经久不忘。
第二年春天，二哥去兰大复学了。按规定毕业班不能插，只能跟三年级一起上，这样二哥便又在兰大读了一年半书。我一九五五年秋季考入兰州二中，上初一时二哥已经毕业，在学校等待分配二哥品学兼优，是兰大副校长陈时伟和系主任左宗杞夫妇最得意的尖子学生。他被确定为派送留学苏联的人选。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当时国内开始了肃反运动，大学里也动员学生谈敌情。二哥出于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忠诚，向组织谈了对一位旧日同学的怀疑。那人新中国成立前夕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言谈和行踪都让二哥觉着他有可能是美蒋特务。
思想单纯的二哥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忠诚表现反倒使他自己成了特嫌，受到了审查，连家也不能回了。
那时候，兰大在西关萃英门内原甘肃学院旧址。每月十五日发工资后，父亲便让我去给二哥送生活费。萃英门有高高的城墙，大门口站着持枪警卫，虽然我戴着红领巾，依然惴惴不安。二哥的宿舍里好像有同学监视着的样子。
拖了大半年，二哥不仅不能留苏，留校也没了他的份，最后被分到武威黄羊镇的省水利学校去当教员。而“特嫌”作为一条无中生有的历史问题，一直装在他的档案里。直到“文革”后期外调时，在新疆的监狱里找到那个二哥提到的特务同学，才还了二哥的清白。
那个年头，别说二哥这样的尖子学生，就是他的恩师陈时伟和左宗杞两年后也双双成了“右派”，被分别送到酒泉夹边沟和安西农场劳教。后来陈时伟死在了夹边沟。（见高尔泰文《安兆俊》）
二哥自幼聪慧，读书时非常优秀。家庭困难时，弃学就业，用他的聪明才智替父母分忧解难。他曾怀着以科学知识贡献祖国的理想，三次人大学，刻苦学习，名列前茅。终因境遇不佳，非但难以施展才能，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屈辱。虽然二哥性格中有乐天的一面，但他的内心更多的却是寂寞与孤独。
二哥退休后，因赶上了时代的进步，居然能在癌症手术后愉快生活了近二十年。这期间，他有三个孩子先后在海外留学或访问迸修，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内均有不凡的表现。
年近耄耋，我去看望他。聊天中曾直言我的看法，说：“你晚年能做到心态平和，虽然跟练气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你的理想在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实现。你是活的娃娃们的精神。”
满头白发的二哥虽然没有说话，却连连点头，如同孩子般地笑出了一脸灿烂。
2004年9月1日
四哥
我小时候胆子小，过年时不敢放炮仗。即便是小鞭炮，也是上了中学以后，才敢拿在手里点着捻子后赶紧甩出去，让炮在空中炸响。
在观音堂巷的那几年，每年过春节放炮、打醋炭石都是四哥的事，我跟在后面凑热闹。四哥在院子里放大炮和两响炮时，我便用双手捂住耳朵或干脆躲进屋里。
打醋炭石是将烧红的石头放进盛了醋的铁炒勺里，端着到各个屋子里，角角落落都转到。醋发出“嗞嗞”的声音和一股怪怪的酸味，说是避邪祛病的。长大了才听有医学知识的人讲，那属于一种土法空气消毒，有一定杀菌作用。
腊月三十晚上放炮仗、打醋炭石，下午则要从井里往上绞水、洒院、糊窗子、贴对子。这些事全是四哥领着干，我只能在四哥的指挥下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当然二哥要是在家，也会帮着干。若正巧当兵的三哥探亲回家时，小院里便更热闹了。那几天，母亲和二嫂还有姐姐们照例在厨房里忙个不停。
四哥从小就能干，他虽然只比我大六岁，但那时已经跟着二哥谋生了。
开始，四哥在二哥开的铺子里站柜台。每天出出进进地骑过一辆旧自行车。四哥的腿长，他下自行车只将两条腿伸直，让自行车停住往左边倾斜便左脚稳站在地了。那时候靖远街上骑车的人很少，四哥会骑自行车，我是既钦佩又羡慕。
杂货铺关门后，四哥上了师训班，结业前曾去定西参加培训。我记得母亲烙了许多垫了油的干粮子（小饼子〕，让四哥带在路上吃，不容易坏。
结业后，四哥被派往小水里村当小学老师。小水里村距县城四十多里，全是山路，步行要走大半天。四哥每次由学校放假回来，都风尘仆仆地显得很累。总要一连睡两天懒觉，差不多睡到吃午饭才起来。母亲说：“别叫醒你哥，让他好好把乏气缓一下。”
家里生活好转后，四哥又去上高中了。我放学走到观音堂滩滩子，经常碰见四哥由南关巷子下来。一起走的中学生很多，四哥的步子迈得很大，手甩得很高，特别有精神。现在回想起来，完全是一种充满自信的昂首阔步。
小时候，三哥曾一度显露绘画才能，我上四五年级时也喜欢画画，可从来没听说四哥画画。有一年放暑假时，四哥突然带回了一大卷着色漫画，四开纸的，说是他画的。让全家人着实吃了一惊。二哥回家看到后也大加赞扬。画得细致认真，数量之多都让我极为佩服。
四哥的同学中给我印象深的有李维俊、谢靖荣，还有张宏勇和房文翰。李维俊跟四哥从小学就是好朋友，常来家里，和我很相熟。其他三人见了总爱逗我玩。尤其是谢靖荣，有一次碰见我故意把脸绷起来，装作严肃的样子吓唬我说：“宰北，不得了啦！你四哥把童养媳妇养在家里，公安局马上就要来查了。”我乍一听还真有点懵了，回过神明白了他的意思后便反击他说：“你别胡说，你们家才有童养媳妇呢！”他见我急了，一下子乐了，和一起的几个同学大声笑着走了。那一段时间，张宏勇和房文翰也用类似的话逗过我。
他们说的“童养媳”是指住在我们家的招招姐，她是二嫂的妹妹。
二嫂娘家姐弟四人，大姐世铭，妹妹世华，还有一个小弟叫世诚。世诚比我大两岁，属龙，小时和我一班念过书。在附小上一年级时，他拾了一个炮子筒筒〔子弹壳〕，用石头砸着玩时突然“啪”的一声爆炸了，把手炸破直流血，很危险。
赵家姨去世后，家里很困难。赵家姨父领着儿子世诚用毛驴驮着卖水。二哥二嫂让妹子世华寄住到我们家，她小名叫招招。记得我那时很顽皮，招招姐有时使唤我，我不高兴时便跟她顶嘴，她便说：“这个常静咋这么坏！”
日子一久，招招姐就跟我们家一口人一样了。那时她上师范，四哥在中学念高中。我从来也没有发现他俩有啥不对劲的地方。四哥的同学用“童养媳妇”来逗我时，我仍然不知道他俩已经在恋爱了。
母亲告诉大姨，二嫂不愿让妹妹跟四哥，主要是家里成分不好。有个公安局的干部托人问，二嫂同意，可招招姐不愿意。招招姐跟四哥暗暗相爱，同学中间早已传开，家里大人也清楚。就我这个小弟还蒙在鼓里罢了。
后来二嫂终于同意了妹妹的选择。四哥和招招姐的婚事说定后，也没举行啥定亲仪式。我只记得在母亲小佛堂南头窗前的桌子旁互相交换了礼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崇尚朴实，在我的印象里，他俩互赠了钢笔和笔记本。虽然母亲不让我进去打搅，顽皮的我还是怀着好奇心摸进了套间。我向四哥和招招姐挤眉弄眼地扮鬼脸，被他俩撵了出来。
五十年过去了。世华嫂这两年在威海带孙子，西兄因写作而留在家乡。今年春节探亲回来，西兄跟我讲，看见四嫂伛偻着背在水池旁洗碗的样子，显得有些吃力，已远非前几年精神了。
是啊，四哥四嫂都是近七十的人了。我这个顽皮的小弟也成了年过花甲的退休老汉。想起观音堂巷来，竟然还如昨天一般。
2004年9月初
独石头大姨和大姨父
小时候，除了母亲外，对我们兄弟最亲最疼的是独石头大姨。
大姨年轻时生过很多子女，但大都因“四六风”死去，或染了瘟疫而少亡；
存活下来的只有大表兄和表姐沉香。在我的记忆里，大姨的眼神里总是含着一丝淡淡的郁悒。
大姨勤劳聪慧，有一双灵巧的手。
我见过姨年轻时刺绣的穿纱枕头和绣花鞋，全是精美的工艺品。母亲说姑娘家时，大姨是村里手最巧的女子。大姨有一把长长的专切长面的刀，她切的长面又细又匀，在没有压面机的年代里，堪称一绝。
我们弟兄们小时候没有少穿大姨做的鞋。大姨说母亲经常跟父亲东跑西颠的，没有工夫为我们做针线。直到我去兰州上了中学，大姨还给我捎过她做的布鞋。大姨纳的鞋底不但针脚匀称，有时还将麻绳馆成一模一样大的小疙瘩，不但好看，踩在土路上便能印下花点点的鞋印子。小的时候我最爱穿大姨做的鞋了。
大姨心地善良，性格温厚。在我几十年所知道的女性中，大姨无疑是最优秀的。然而大姨的命却很苦，她一生因子女承受了太多的不幸。和母亲一样，她也是那种只知有丈夫和子女，而丝毫没有自己的女人。
大姨父也姓苏，名叫苏炜。他们跟北门外边新城里苏家很亲，同属一宗。是先在独石头还是先到新城里，我就不知道了。但跟我们糜子滩苏家却不是一支。
大姨父是中医，看好过疑难妇科病，在当地很有名气；他还曾在西关一家中药铺坐堂问诊，影响波及县城。除了看病，大姨父还会做木活，且手艺不赖。毫无疑问，大姨父是农村里的名人和能人。
作为连襟，大姨父对父亲除了关爱，更多是一种尊敬。在大姨父眼里，父亲是干大事的人。父亲病重回糜子滩后，家里人口多，生活既困难，环境也欠安静，不宜治疗静养。大姨父便把父亲接到独石头，住在他家里尽心诊治。加之环境安静，饮食起居又有大姨的精心侍候，父亲心境好多了，病情便很快得到好转。
观音堂巷的那几年，大姨父常来我们家。大多是进城替人看过病，顺便来家里坐坐的。他通常戴顶瓜皮小帽，身着黑布衣褂，大襟子，夹的。走路热了，那褂子便披在肩背上，内衣是白绸长袖汗衫。大腰黑色裤的裤腿子总是扎着的。经常戴着一副石头茶镜，大佗子的，黄铜镜腿子。手里拄着一根棍子，既不是弯头的那种文明拐棍，也不是龙头拐杖。只是一根随意选择的杂木棍子，比一般拐棍长一些。大姨夫经常走乡串户给人看病，那手杖既能帮他远行，又是防身之物。那时候，农村里差不多家家都养狗。
和大姨一样，大姨父对我们兄弟非常好。他特别看重二哥的聪明学识。当年曾给二哥介绍过媳妇，是南川红堡子大户王家的姑娘。听大姨父讲，姑娘十分文静姿淑，专门坐着马拉轿车进城来相亲。可二哥年轻时志向远大，又是受了新教育的人，他对老人们出面撮合婚事的做法是持反对态度的。结果让大姨父十分失望。
大姨父也看重三哥的画才，在潘府西小院时，每年腊月里杀了猪，他便要叫三哥去独石头住些日子，给他们家画窗花。大姨父很讲究春节的窗花和春联。太差了他是看不上的。我上高年级后，给大姨父家画窗花的任务便是我的了。
我去独石头的次数是很多的。小时是跟着母亲去的，后来大姨父来接，或让大表兄来接，我便一个人跟着去了。
大表兄来我们家时，胛子上总是背个褡裢子，装些瓜果菜蔬之类的。印象最深的是菜虫，样子像黄瓜，腰比黄瓜粗，而且大得多，吃起来跟菜瓜子一个样。那时候街上多是黄瓜，很少见到菜虫。大表兄进门时，那菜虫半截子露在褡裢口外面，我便觉着新奇有趣。
去独石头，夏秋季节要坐排子；冬天黄河封冻后，则要走冰桥。所谓冰桥，也就是过河人在冰上探踩出来的一条路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