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国庆节于三壹室
再赴首都看美展
一九八四年底，厂里接部里通知，让我赴京参观六届全国美展。这次美展按画种分展区先后在好几个城市展览，集中到北京的是各个画种的优秀作品。
在兰州的工作站住了一宿，第二天晚饭后我一个人上了去北京的122次列车，找到自己的四号中铺行李架上还大部分空着，我将带的两个包放上去，坐到铺对面车窗前的活动小発上休息。
这时，上来四五个男女，携带了不少的箱箱包包，正巧是我的左右邻铺我的包被推来拉去地分在两边，最后总算把他们的包都摆列了一溜，一位中年女性又从提包里拉出一根尼龙捆带，给他们的包和箱上了连环锁。送他们上车的两三个小伙子下车了，剩下两女一男。那男的是位老同志，他是与我一壁之隔的五号中铺，提出和我换铺，以便他们互相照顾方便。我欣然应允，并将我的两个包从行李架上取下来，放在了已经属于我的五号中铺上。两个包都不是很大，其中一个是二嫂带给侄子彦农的，他正在北京医学院读书。
一觉睡醒，火车快到宝鸡站了。在黎明的微弱亮色里，雪花扑打着车窗玻璃。回程时，是不是在这里下车呢？我想念四哥了。
列车在微雪中向东疾驰，经过咸阳到达西安。从车窗口我远远望见古城墙和鼓楼。它们给这座西北重镇罩上了一层古老而庄穆的神圣色彩。我向往着有一天能在这里下车一游，以尽一个炎黄子孙的怀祖情思。
车过罗敷不久，广播员讲道：“现在出现在列车左方的雄奇山峰便是著名的五岳之一的华山。”隔窗望去，披着一层轻薄银装的华山，美虽美，却少了那种灵秀峻拔的气势。
在火车上过了两夜一天，第三天上午九时许到达北京。按照汪工给我画的路线图，我很容易地乘坐地铁到南礼士路找到了二十一号，门前镶有一块方形金属牌，白底黑字：中国原子能工业公司。
进了门，正要寻找登记处时，突然看见五〇四厂的冯涨础在窗口掏介绍信，熟人见面，自然热情招呼，他是跟我乘同一列车刚刚到的。我俩被安排到二二七房间，那里早有二〇二厂的两位同志和一位新疆局来的老同志。老冯住门口五号床，我住窗旁二号床。
老冯匆匆去市里找熟人了。我泡杯茶，掏出干粮，先填饱肚子。然后去地铁口买了一张北京游览地图，査找医学院地址。看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到。问卖图的和招待所门房的老师傅，均未得到明确答复。同室二〇二厂的一位让我去西安门附属一院打问。几经转车，到西安门下车，向一路人打问附属一院和医学院。正巧是位老北京，看上去像知识分子。他肯定地告诉我医学院在北郊，并且在我的图上指明了下车地点。
一个小时后，我终于同彦农在他的宿舍里相对而谈了。回来时，彦农送我到公交车站，天空虽然晴朗，却有刺骨的寒风刮在脸上，冷飕飕的。难怪坐在车上看见行人大都用棉帽和口罩把头脸包裹得严严实实。
元旦上午，侄子到招待所来看我，陪我逛了街，一起到饭馆吃了午饭。
晚饭时在楼梯口碰见湖南陈二峙，他十分热情地带我去招待所饭厅吃饭。饭后去楼上见了老杨、老尚和陈登勇。正在登勇那里闲谝，小陈引进来刚到的张金林。大家相见，高兴极了。
第二天上午，同金林、登勇、老尚同往琉璃厂。那里的文化街正在修复之中，比两年前景气多了。除了荣宝斋和中国书店外，又开了许多古玩字画店铺，都是名家题写的字号匾牌。再加上仿清旧建筑的样式，还真有传统文化街的气氛。我们一一浏览，不觉过了一个上午。
下午与金林一起去王府井溜了一圈，商业大街游人熙攘。回来时乘车非常不易，未赶上招待所的晚饭，太累了，在门口买了三两粮票的蛋糕，将就了一顿。躺在床上翻看上午在荣宝斋买的《潘天寿美术文集》，冯涨础通知：明天看展览，二十六日集中座谈。老冯在成都时担任创作班副班长，这次进京，仍然是召集人的身份。
二十五日吃过早点后，与金林、老冯一同去美术馆看六届美展。优秀作品九百余件，是从近四千件展品中选出来的。
整整一天，除中午在馆内小卖部买了四角钱的一块面包充饥外，几乎全都在展厅里转。
除国画馆看得稍仔细外，其他只能走马观花，看了一遍已是下午四点五十分。感到腰酸腿困，十分疲倦。急忙乘车回住处，总算赶上在五点半前买了饭票，是进京后第二次在招待所吃饭。四两主食，一份四角二分钱的沙锅豆腐。几乎没有葱味，是几天里吃得最好最便宜的一顿饭了。
晚上，陈登勇陪他们单位刚到的屠占国来找冯涨础，冯不在，便和我跟金林坐了一会儿。老屠毕业于西北师大美术系，是冯振国的同班，十分健谈。
房间里暖气特别热，加上我一向有挪个窝失眠的毛病，前两个晚上，翻来覆去地睡不好。可这一晚上，倒头便睡着了，一觉醒来，窗外已经亮了。想到上午要去部里参加座谈会，便翻身起床，却突然一阵发晕恶心，不敢动弹，只好又躺下。躺了一会儿，试着再往起翻，仍然头晕，胃里十分难受，像要虚脱的感觉。我想难道要病倒在京城吗？这时，老杨和小陈来找我一起去部里。知道了情况，便扶我下楼去医务室找医生，是个女大夫，只问了问情况，便开了三丸藿香正气丸，加上VI黄连素及86。她认为有些感冒，主要毛病还是出在胃里。女医生说她有事，忙着要走的样子。
回到楼上，金林买来馍和咸菜，勉强吃了几口，喝了药，稍有些好转，便一同去了部里。路上，金林又买了酸水果糖，想帮我减弱胃里的难过感，效果似乎不大。
到部里时，座谈会已经开始，一位刘处长正在讲一九八五年部神剑分会的工作计划。我坐到窗口通风的地方，时间一长，心上难过得松了，或许是药也起了作用。
回到招待所，同室那位新疆局的老同志问我平时有没有突然站起来头昏眼花的现象，我说有，眼前还冒金星呢！他便肯定地说：你这是低血糖，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并说我一定是低血压。后来，我在师范时量过一次血压，果然偏低。但不是很严重，便也没去管它。
下午服药休息，逐渐正常了。
第二天又独自去美术馆看了国画展厅里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品。汤文选先生一幅题名《村头拾趣》的写意花鸟十分精彩：一笔浓墨树桩，拴着的淡墨猪娃，几只麻雀，纯粹的文人大写意笔墨，表现当代的乡村生活。生动、清新，极富笔墨情趣。那淡墨小猪慈态神肖，墨韵十足，更是前无古人的创造。
从美术馆出来，已经十二点了。我在王府井大街一家面包厂门市部，吃了四两果汁面包和一碗牛奶。而后去美术用品社，适逢工作人员正在给顾客包装安徽净皮单宣，五角多一张。说是人家订的，我说了半天好话，那位年轻售货员仍不肯卖给我。无奈，只好作罢，也无心购买其他东西了。
这天晚饭后，正要回房间，走廊里突然有人喊我宰北，宰北！”
回头一看，呵！是兴武。老同学见面，自然是一番亲热。一同到房间坐下，兴武掏出番烟让我。我说我再没抽。”
“怎么？你真的把烟戒了！”兴武有点吃惊的样子。“还是老同学决心大。我从成都回去戒了一阵子，别人尽给让烟，又忍不住抽上了。”他自嘲地说。
我想起了春天在成都时，兴武和我一起戒烟的前前后后。也想起了“文革”中在县革委会画连环画时，把旱烟叶子倒进未生火的炉膛里决心戒烟，却没能戒掉的经历。
我带兴武去见过住在三楼的几位后，又到了他下榻的房间。他讲到省美协会员可以算知识分子，他请美协秘书长帮他搞了一纸助理工艺师的证明，厂里解决了大儿子的就业问题，他赴京前孩子已经填了表。看着兴武闪着快乐光泽的面容，在替老同学高兴的同时，我突然想起几十年前，他因家庭变故而从兰大退学的往事，心里徒增了对于人生无常的一种说不清的感受。
兴武抵京的翌日上午，他和金林还有几个画写意的去部里画画，我则去新街口寻访徐悲鸿纪念馆。“口”和“豁口”之差，让我这个外地人折腾了好一阵子。
纪念馆内陈列的国画、油画和素描大部分都在印刷品上见到过，原作给我的印象是素描最精彩。素描的幅面都很小，倒是没想到的。玻璃框子里陈列着先生给少年刘勃舒的一封信，开头称谓居然是“勃舒兄”，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少年勃舒喜画马，将他临画先生的习作寄给并不相识的先生本人请教，徐先生以大朋友的口吻写信鼓励。此等胸襟实非常人可比。后又引荐刘勃舒到美院深造，使其终成大器。
从徐悲鸿纪念馆出来，已经快中午了，坐公交车赶到美术馆，吃了面包橘子汁，上到二楼连环画展厅，着意看了用线描和国画手法画的几套。接着看了漫画和版幽，最后又看了一遍国圆。
下午四点多离开美术馆，步行到沙滩文物出版社读者服务部购得碑帖十余种。
翌日，同兴武、金林一同由前门下车，他们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我因一九八二年瞻仰过，便一个人先去中南海参观毛泽东故居。排队的人很多，凭券进人。我们的参观卷是部里发的。几十步一岗，严肃庄重，令人肃然起敬。
中午，在广场上随便吃了点，又去参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馆内陈列太多了，革命博物馆没能看完，便到了闭馆时间。
晚上回到住处，冯涨础告诉我：岳世武下午来找过我，说是晚上还来。我急忙跑到门房一看，小黑板上果然有留言，约我六点见面，我进门时匆匆奔向后院食堂，并未看小黑板，故而错过了。直到七点多，世武再来时方见了面，竟然让他空跑了好几次。但无论如何，他终于进了京，而且又见了面，实在令人高兴。
九点左右，送他到下榻的群艺旅馆。是个地下室，条件比较差。
第二天，陪世武去美术馆看展览。下午离馆前，见到五六个老先生、老太太手执作品目录，边看边走边画圈。估计是美协组织的评委在评定等级名次。有时候，他们的圈点是可以改变一个画家的人生命运的。
世武进京晚，那几天我陪他看展览、购物，还一起逛了动物园。
元旦清晨，还躺在床上，便响起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宣布中小学教师元月起提级加薪，大声疾呼要不断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让教师变成人人羡慕的职业。看来我是与此无缘了，这都是命运。
返回时，我和兴武一起购买了北京至兰州的火车票。兴武原拟拉我一起去游曲阜，上泰山，因天寒地冻，又时近年关，遂作罢。西兄家春天由四川回兰时曾去过，也决定这次在宝鸡不下车了。
这一年，春天去成都画画，冬天又上北京看展览。在我追求艺术的艰难道路上，又一次闪起了希望的光环，虽然朦胧，也有些捉摸不定，但毕竟为我的前行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机会。
2006年10月5日，适逢65岁生辰
书法函授学员
从成都创作班回来，我决定把精力集中到写意国画上来。为此，开始加强书法学习。
这个时期，国内出现了长安和无锡两所书法函授学校。我跟工会主席张效义请示，想组织爱好书法的职工集体报名参加函授学习。效义主席同意了。学费由工会和学员个人各负担一半，主要是督促大家能认真学的意思。自己掏了钱，不努力会感到亏的。张主席是西安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长安书法函授学校。
长安书法函授学校一九八四年底成立，一九八五年招生，我们是首届学员。主要教师有钟明善、李滋煊、邱星、曹伯庸、陈铭、赵熊、傅嘉仪等先生。通过每月一本综合教材《学书法》，向学员函授书法基础、篆刻基础、中国书法简史、书法欣赏、诗词选读、历代书论选读等课目。教师定期批改学员寄去的规定作业。应该说，书校的教学很认真，我也学得比较努力。很长一段，主要临摹颜真卿的楷书字帖。我买了一套上海书画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书法自学丛帖》，共九册，包括正书、行草、隶篆各三册。临摹大措《麻姑仙坛记》，尤对《颜真卿自书告身》最为用功。还结合临过蔡襄的《谢赐御书诗》，后来又写北碑《张玄墓志》等。小楷临赵孟頫的《汲黯传》和文征明的《莲社图跋》。于此，我曾撰写过两副学书对联。一联曰“韵师赵文敏，拙宗颜平原”；另一联是“夕伴张黑女，朝拜颜鲁公”。
我陆续购买了不少书法方面的书，其中王学仲的《书法举要》、潘伯鹰的《中国书法简论》和金学智的《书法美学谈》都曾让我读得人迷。配合书校《学书法》教材，对我的书法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我原来的书法底子差。经过两年的函授学习，字有了很大进步，结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对于书法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首届学员结业时，西安书学院宣告成立，钟明善先生担任院长。长安书法函授学校改名为西安书法函授学校，归书学院管理，设中级和提高两个专业班。中级班沿用《学书法》教材；提高班编发新教材《碑林》，开设书法创作指导、篆刻创作指导、古文字学常识、历代论书诗选读、诗词写作、书法美学等课程。除原有的书校教师外，还聘请霍松林、郭子直等著名教授为提高班编写教材。
我收到长安书校结业证的同时又报了提高班。
这个阶段，在继续临写楷书的同时，我开始学习草书。
孙过庭的《书谱》用功最勤，也写过王羲之的《十七帖》和于右任的《标准草书》等。
原以为楷书和草书写好了，行书自会好的。谁知在我写的行草书中，不少行书体的字总是脱不了原先的那种“非书法”状态。为此，我又临写《兰亭序》和《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后来还临过当代《沙孟海写书谱》。
在书法函授学员里有三人和我关系最好。
他们是汪甸澜、曹效腾和杨俊杰。
汪甸澜比我大十岁上下，老工程师，大家都呼他汪工。他对书法学习非常用功，写得一手温敦圆润的行楷书。
他曾去西安参加了书校于一九八六年六月底举办的首届师生笔会。其间与藏绪璞合写了一首诗，登在《学书法》上。诗云：“古城书香凝笔端，学友咸集结墨缘。众心磨穿铁砚底，神州百卉振书苑。”读了让人感动。
曹效腾是子弟中学的体育老师，只长我几岁。他早就对《圣教序》下过工夫，书校第一年的学员习作征评中，他的一幅王体行书入选，被编进学员作品集。
退休后，除了写字，他还装裱字画。有几年，曾致力于字画收藏交流活动，经常出人于兰州城隍庙字画市场。
不久前，在西兄府上见到效腾兄的新作，依然是王字体格，但比书校那时成熟劲健多了。
杨俊杰比我小几岁。他是工人，特别豪爽。他跟董亚清、杨艳新几个关系好。因为年岁大些，他们都叫他大老杨。
俊杰字写得好，又跟我年龄接近，便常来常往，经常帮我抄宣传专栏。汪工和曹老师也帮我抄过版面，但汪工年长，效腾学校工作忙，所以不好太麻烦他俩。而俊杰闲下来总喜欢来我上班的三用食堂聊天，赶上我办专栏时，便会搭手的。碰上年头节下特别忙时，我让人叫他下了班来帮忙，他从不推辞。
调出二七九厂后，与厂里朋友们的来往便少多了。到白银后，更难得相见。一九九三年元旦在市上搞个展时，汪工和俊杰，还有刘学仪老师都曾随翟成书记来白银为我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