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交党世才的那几年，常常听琴，甚为喜爱，很想跟他学学古琴。“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修养，一个画国画的人，若能抚弄一下古琴，实在是一件美妙不过的事了。然而由于人生坎坷，行踪难定，此缘终未能圆。世才又一次提起此事，我只是笑了笑，心里疑惑道：这琴缘还能圆吗！
2006年6月初
附记：
这篇文章写于两年前。时隔一年，去年的一天，世才突然来访，并随身携带一张古琴，声言是专门赠与我的。并告诉我是旧琴翻新，音色不错。他调好琴弦，给我讲解了初步练习的方法。临别时，我让儿子将《古琴缘》文稿打印一份赠送于他。
世才践诺送我古琴，毕竟圆了我一半琴缘。有了琴，儿子去兰州出差，竟买回一本李祥霆著的《古琴实用教程》。今年夏天去兰州世才寓所清谈，方知他也著有一部古琴教材，让他的学生复印了使用。我建议并切盼世才兄的大作能付梓出版，我更愿拥有一本老朋友的古琴教程。然而，世才送我的琴挂在书案前的墙壁上，至今仍是一个装饰而已。
那仲尼式的琴型，褐色深得近似于黑，衬着粉壁，古气而素雅。看着它，我还是免不了心里嘀咕道：这琴缘可否最终圆满呢！
2008年11月4日于甘北宽堂
第一次去北京
一九八二年九月初，由于两件作品的入选，我有幸同厂宣传科长李培栋一起去北京参观核工业部首届美展。这是我第一次去北京，也是四十年里首次出省，心情十分激动。
有了李科长同行，我一切都不用操心。他是个热心人，知道我是第一次坐长途火车出远门，一路上不停地给我介绍经过的城市和景区。车票很紧张，我们只购到硬座票，沿途上下的人很多，所有的座位始终都满满的，过道和车厢两头还有些站着的人。我们有座位，白天还可以，晚上便只能靠在座位上打吨。后半夜过道里也睡了不少人，上厕所必须格外小心。
即便这样，白天的旅程，我始终处于新鲜和快乐之中。经过华山脚下时，我为大自然的伟峻而感动。火车翻越八达岭时，两个机车一前一后呼、呼、呼地喘着粗气倒着上山；过了岭，山脉连绵，远眺居庸关，不由心潮起伏，为伟人詹天佑和古关险隘感慨不已。
抵京后，我们住进和平里的一个部属招待所，在那里开了座谈会，老李在会上发了言。时间久了，具体细节巳经记不起。现在有印象的是湖南来的陈二峙画的葡萄受到好评，说是跟一位老画家学的。再就是江西来的梁春龙和老刘曾和我们在颐和园相遇，一起合影了两张照片。
展览在另外一处地方，记得是个地下厅馆似的，展品不少，精彩的不是很多。
我展出的是一幅国画雄鹰和木刻《黄河夕渡》。这张木刻后来人选了国防科工委举办的“首届神剑美术摄影展”。
首次进京，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陌生而新鲜。
李科长多次来过北京，主动陪我游览诸多名胜，并用他带来的照相机拍了不少照片。他似乎怕我会走失，时时事事都热心地陪伴我。过分的关心让我感到有些絮烦，曾找借口摆脱老李的“监护”，自由自在地上街游荡。他可能有点觉察，后来也主动和我各自行动了几次。
广播员小杨的父亲是厂里的老职工，退休后回到昌平老家。小杨托科长给父母带了东西，老李约我一同去小杨家。十三陵在晶平，顺便去游玩一趟。
我们是坐公交车到昌平的，小杨家就在县城里。老李过去曾来过，不很费事便找到了他们家。
杨师傅夫妇对我们非常热情。老李和他家本来就熟，现在又是女儿的领导，彼此有说不完的话题。
我到厂里时，杨师傅已退休回了北京。经老李介绍，他们便对我同样热情，只是相互生疏，无话可说。他们的谈话，大部分是厂里的人和事，我在一旁听着，也不寂寞。
杨师傅家做了非常丰盛的午餐款待我们。他儿子在酒厂工作，昌平是北京出二锅头的地方。中午我们喝了一顿纯正的二锅头酒，两个人都有些过量，走起路显出了摇摆状。杨师傅父子要用自行车捎我们去十三陵，我俩谢绝了。只让小杨带我们到去十三陵的公交车站上。
十三陵门前一段道上的石人和石马，给我留下了印象。陵园殿堂雄伟，但毕竟是墓地，又染上了数百年岁月的尘埃，即使有不少游客，仍然处处透着一种清寂感。
在北京的半个月里，我还游览了故宫、天坛、景山、北海、香山等名胜，也去过动物园，大都是李培栋带我去的。
老李也陪我去美术馆和中央美院陈列馆看画展。美术馆正在展出北京画院和日本南画院的联展。第一次见到王雪涛的小写意花鸟，发现他画花瓣时是用白粉的。女青年画家聂欧的画大气，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同时还有北大荒的一个版画展，展厅里许多人簇拥着一位身材魁伟的老画家，听他点评展出作品。一个老成点的不时与他对话，我凑近听了一阵，弄明白老画家是彦涵，那位是北大荒版画的组织者，也是一位有名的版画家。名字记不得了，但不是晁楣。
彦涵与古元齐名，都是延安革命版画家，所不同的是彦涵曾划过“右派”。他那棱角分明的方脸庞，看上去透着正气和大气，另外还有一种沧桑气。
我们在中央美院陈列馆看了年画连环画系首届生毕业展。现在还能想起的是韩书力画在高丽纸上的一组画。
看展览时，老李不时向我问一些作品的情况，他对书画有兴趣，对我的见解也很信任。人少时我们往往交换些各自的看法，观众多时，照例便不再谈论。
回来的票依然是老李帮我订购的，是硬卧。他要顺道回一趟河南老家，我则要在宝鸡下车去看望四哥，我们买了不同车次的票。
我和李培栋分道扬镳，独自一人登上回程的列车。平生第一次进了卧铺车厢，圆满结束了平生第一次的北京之旅。
2006年9月13日于宽堂
心痛
从鸾沟搬进城后，大约一年时间，上边对“文革”初期下乡城镇居民的政策有所宽松，妻和孩子们的回城申请终于在一九八二年底由定西地区批了下来。春节前办理好一应手续，一九八三年二月份开始供应口粮。
经过一年的努力，已按期归还了一半银行贷款。小杂货店的营业一直稳定正常，到年底还清贷款问题不大。
应该说，我和我的家庭总算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有了一个好的转机。
谁知，妻子的旧病又复发了。
先是腿疼，去中医院找滕润仓院长诊治，服用汤药，见不到明显好转。相反颈部淋巴结开始变大，而且发展很快。虽然她早年患淋巴结核病时，脖颈比平时要粗大一些，但如此迅速地变化却从没有过。
我还是决定请滕润仓给她检査治疗。滕是祖传中医，又是医学院科班出身，我十分信服他的医术。
四月三十日晚饭后，我去东关他家中，不巧他出去了。其夫人魏老师早就见过的，我让她转请滕大夫来我的小店为雅芬诊治。
五月一日下午，润仓大夫来到小店。检査后，对雅芬颈部淋巴结的迅速变大很是怀疑。他认为不太像结核病，建议我尽快去兰州做活检，把病先确诊一下。
虽然没有说破，但我明白他怀疑是癌症。心里便有了压力。
难道老天如此残酷吗！苦命的妻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农村熬过了贫病交加的十几个春秋。好不容易回了城，一家人团聚，生活有了转机的时候，怎么又会这样呢？
我内心无限悲凉，又没法对孩子们说。
那天，我去城关中学找到李耀星，向他倾诉了心中的担忧和痛苦。耀星听后毫不迟疑地说：“你放心，绝不会是那种病，就凭陈雅芬当年对苏妈的那种孝心，老天绝不会不长眼的。你放心陪着去检査吧！”我明知道耀星兄在宽慰我，但仍然希望他的话是正确的。
如果说，滕润仓的看法仅仅是有些怀疑的话，侄女婿赵健雄的口气和脸势却实实在在地让我害怕了。从妻住到侄女家的那一刻起，我的心上便压上了一大块石头，沉沉地无法排解。
赵健雄是二哥的大女婿，先是毕业于兰州医学院医疗系，有过好几年的临床经验。后又考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第一届研究生班，毕业后分回甘肃中医学院任教。在我的眼里，他就是医学专家。
他用手触压着检査了妻的脖子肿大部位，问了发现的时间，压迫时有无疼痛等等，脸色一直阴沉沉的，铁板一样。“发展得这样快，不像结核。压上去不疼，显然不是炎症。需要全面检査。”健雄的话虽然不紧不慢，却透着深深的担忧。我知道事情有点严重了。
妻住在侄女彦玲家，我住在侄子彦安的宿舍里。
彦安由医学院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因为时间不久，仍然住着一间二楼的单身宿舍，三张架子床大部分空着。侄子让我住在他的床铺上，他睡一位正巧不在的同事铺位。
兰州医学院和附属一院是连在一起的，拐来拐去地就到了。东边一墙之隔的中医学院也有个豁口相通。中医学院不是很大，彦玲家住的宿舍楼在南边，从豁口过去，先是经过一栋教学楼，然后经过一块药材试验园地，好像是暖棚，在当时还很少见。最后从运动场边绕过去便到了。
健雄刚刚评上讲师，是学院的骨干教师。彦玲在校医室当护士，她毕业于兰州卫校，曾在基层医院工作过多年，已经是很有经验的医护人员了。
两室一厅的屋子，并不宽敞，但彦玲夫妇还是热忱地安置妻住在客厅侧面的一张单人床上。我们夫妻就在侄女家吃饭。
彦玲属鼠，比我小六岁，在观音堂巷住的那几年里，我是小学生，彦玲和彦欣两姐妹在家跑着玩。叔叔和侄女们也就是大男孩和小女孩，有时一块玩时也会发生矛盾的。她比妻只小一岁，对小妈非常好，很投缘似的。赵健雄和我同岁，虽然辈分有别，但是同一年龄段的人，很能谈到一块。
彦安的工作不是太忙，每天至少有半天陪我们去医院检査。他毕业不久，最后两年基本在医院实习，人很熟，给妻的检査带来了很大方便。常规检査几天里全部搞完，接下来便是活体检査。
因为等待安排时间，也为了让我们不要太紧张，在健雄他们的建议下，我陪雅芬去五泉山玩了一次。虽然风景如画，我也佯装轻松的样子，但心情却十分沉重。我和妻在公园留了影，摄影师按动快门时，我突然想：这难道真会成为我俩的最后合影吗！心中便一阵悲恸。
活检一共做了两次。先是穿刺，就是从肿大的颈部淋巴结中抽取组织液，经过化验，确诊有无癌细胞。除不知底细的妻以外，大家都很紧张。
化验结果出来的那天早晨，我很早便起来了，其实前一天晚上根本没有睡着。说好上午十点去取化验结果。如同等待判决一样，我的心在紧张、烦躁和痛苦中受着煎熬。我一个人出了医学院，没有目的地在大街上狂走，心里压着的重物沉到了极点，如同被噬咬、撕扯样的难受。我突然明白这就是“心痛”，是无法说清的一种痛苦。一边走一边在脑子里过电影似的呈现出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初结婚时，我一文不名，妻用从娘家带来的几元钱去打粮买煤，还给我买了一盒百花烟；妻子给病弱的母亲穿衣，扶持母亲上厕；妻子在瓷窑挥动锤子砸石膏、编草筐，旁边坐着一周岁的女儿彦菊；妻子在鸾沟的田地里劳作，锁在土搁梁屋里的几个孩子……刚刚回到县城，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难道妻真会患上那种不治之症，离我和孩子们而去吗？我实在想不通。
我旁若无人地疾行在这座省城的街道上，经受着“心痛”的折磨。一直到了滨河马路，才突然意识到该回去了。
回到彦玲住处，知道彦安先去医院，赵健雄下了课也赶过去了。我到了医院，远远站在化验室所在那栋楼的路口上，再也不敢往近走了。脑子一片空白，浑身软软地没有任何力气，等待着足以让人崩溃的残酷宣判。
终于，彦安从那个让人畏惧的楼道里出来了。他手里拿着单子，看见我后加快了步子。我木然的眼睛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征兆，只是准备承受严酷的打击。
“小爸，好了好了……”侄子双手抓住我，一连说了几个“好了”，才告诉我没有化验出癌细胞。这一瞬间，侄子和我眼里都溢满了泪水。压在我心上多日的重物也霎时消融了。
医生们仍然不十分放心’于是又从雅芬脖子肿大的很多淋巴结割取了一个小一点的，做了切片活检。
这一次我却一点也不紧张了。化验结果，仍然排除了癌症，确诊妻子患的是淋巴结核。
直到这时，为雅芬检查的医生和侄女婿赵健雄都一再说这种结核实在少见，有点不可思议的样子。
我心里却是明白的：早年妻每次犯病都因穷没能彻底治愈，注射链霉素不多几日，病情好转便不再治了，才有了这一次的严重发作。
户口已转到厂里，妻和其他职工家属一样，享受半费治疗。开始去厂职工医院打针，后来干脆把药取回来，我在家里为她注射。整整打了一个疗程四十多针后，怕耳朵聋，又配合服用利福平。
妻的结核病彻底治愈了，而我也知道所谓“心痛”是咋回事了。
2006年9月11日于宽堂
成都创作班
一九八四年，刚过完春节，部里点名要我去成都参加美术创作班。农历正月十一日下午，我乘坐兰州至成都的火车，离开了皋兰山麓。
我是九号下铺，对面是一位女军人，中铺是两位少女，上铺好像空着。不善于同陌生女子搭讪的我，看来将一路与寂寞做伴了。
火车开动不久，对铺的一个同伴从旁边铺间过来，两人便聊上了。中铺的两位也坐在下铺说着话。
我靠在铺上闭目养神，她们的谈话声几乎一字不漏地直钻耳朵。交谈里，我知道了两位军人是正在进修的医生，少女则是去自贡参加短训的技术员。对铺军人谈兴正浓，听得出是高干子女，家中有外出乘小车的爸爸，还有母亲、哥嫂和弟弟。一会儿讲嫂子如何地巴结母亲，一会儿用嗔爱的口气告诉同伴她四岁的儿子如何顽皮。同伴不甘心只充当听的角色，也插空讲她自己的假日生活。她们的声调始终很高，两位少女远不及她们健谈，不久便停止说话，也沦为她们的听众。
两位女军人于翌日清晨六点前在宝鸡站下了车。我已经醒了，拨开窗帘，窗外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灯火，宝鸡市还在沉睡之中。我把脸贴近窗玻璃，在心里祝福宝鸡的西兄一家元宵节好！
列车在凤州停下时，天大亮了。这里的山地已经铺满了淡淡的绿色，我估计是返青的冬小麦。
车过双石铺，车站在城郊，望过去远处楼房鳞次栉比，像个新兴的山城。
列车不断穿过山洞，沟里流淌着清冽的水，水上架一座钢索吊桥，上书“嘉陵桥”，想必是嘉陵江的上游。午饭以后，青年旅伴上铺休息，耳旁的聒噪总算停止了。只有车轮的轰隆声伴随着列车穿洞跨岭，疾驰在陕、甘、川交界的崇山峻岭之中。
列车行至一个叫徐家坪的山间车站，停了很久，我下去活动腿脚。山坡上的白菜长得郁郁葱葱，太阳虽然给大山里洒下了春天的温暖，早春的寒意毕竟还未离去。几个列车员端着被辣椒拌得红红的酿皮子，嘶嘶哈哈地大嚼着。
“这车什么时候开啊？”一位五十多岁的矮个男旅客向她们跟前凑了凑问道。
“不知道！”一个瘦长的列车员边抹着嘴角边回答。
“他们也不知道？”矮个男人别过脸用不无惊讶的口吻向我边说边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