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筹莫展时来了大老李
由于学校把我当语文教师使用，加之调回学校的老校长不像前任韩佩主任那样善待我，我便决心离开靖远一中。
几年前，为了照顾各自的家庭困难，曾和冯振国联系过对调，因为矿务局看不上我而作罢。虽然落在鸾沟的家此时依旧十分困难，但我不愿再往矿区那边去了。
我想到了县文化馆和师范。
先和文化馆的朋友提了去馆里的想法，想得到他的同情和帮助。朋友讲了几个例子，告诉我要进去很困难。
我又试着去找文教局长，请求调到师范或文化馆。理由是教语文有困难，调一下能更好地发挥美术特长。他听后，劝我先安心一中的工作，调动一事，以后有机会组织上会考虑的。明显是一种推辞。
本来想去找高祖忠，但他原本是准备调我去师范的，我自己讲了兄弟三人一起工作不方便的话，才安排到一中的。现在又要去师范，一则不好张口，同时，他曾帮过大忙，再去麻烦他，也是我所不愿取的。
看来想另外调个单位并非容易事。我几乎一筹莫展了，心里很苦闷。
一天下午，课外话动时间，二七九厂工会画画的李山亭来找我。他是骑着自行车进城买了些菜，顺路到学校找我聊天的。
李山亭是山东人，大个子，说话豪爽大气，大家呼他大老李。和我结交有一段时间了。他们工会曾利用晚上办了一次职工美术培训班，请我去上过课；厂里有几个干部的孩子转学到一中，也曾让他来找过我。
很久不见面了，我向他讲了为调动找人碰的钉子。他听后对我说：“干脆到我们厂来吧！”
他的话让我感到突然。二七九厂是核工业部所属的保密厂子。我想，连煤矿都嫌弃我，他们怎么会要呢？
“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又是“右派”，你们厂不会要的。”我跟老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
“没事的，我们厂教育科的张科长，父亲是国民党一个不小的官，他在厂里还不是干得好好的。”老李认为进他们厂出身不是啥问题。
“你要是愿去，我去厂里给你办。”他说。
他还告诉我，他正在往山东办调动，没人接手他这一摊子，厂里至今还不批他的请调报告。
听了老李的话，我便将自己家庭和本人的情况比较详细地告诉他，让他去问一问。我仍然认为厂里虽然需要人，但调我去保密厂可能性不太大。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李山亭便拿着二七九厂组干科的商调函来学校找我。
“我说吧，厂里非常欢迎你。”老李笑呵呵地说。他还告诉我，去年冬天我去厂里美术班第一次讲课时，有不少机关干部和中层领导都去听了，他们对我的印象很好。
这么顺利地拿来了商调函，这是我没有料到的，让我陡然增添了不少信心。我请李山亭将商调函送到县文教局，然后我再去找局长请求放行。那时教师人事权由文教局掌管。
有人接收，请县上放行，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学校同意放行，主要是文教局。我分头去找局长马献图，副局长王之茂、张宏勇，对他们一一谈自己教语文的困难，有单位要我不容易，请他们同意我调走。
马局长和王局长是在局里找见的，不是一次，而是找过好几次。
张宏勇局长，曾去过家里。当时他住在西滩自己盖的一处院子。二十多年后，已经成了亲家的张宏勇患病，我坐侄子单位的车去探望时，脑子里出现的仍是西滩那个院子。实际上他们早就搬到东关一处新院子里了。
不断找局长和副局长，跑了整整半年，我的事情总算上了会，同意让我调走，并上报了定西专署文教局。
一个多月过去了，不见地区的动静。二七九厂等不来商调函，认为县上不放我。而已经调到兖州煤矿指挥部的大老李还在等着给我交手续呢。我怕二七九厂等不及了发生变化，心里着急起来。
这时候，有人告诉我，想办法请人给定西地区文教局管人事的任永德说一说，并说师范副校长孙孝先和任是知己亲戚。
春节期间，我去孙校长家拜年，请他帮我跟任科长说说。孙曾是我上附小时的实习老师，听我讲了情况后，满口答应帮忙。
一九八〇年春天，二七九厂组干科的翟科长告诉我，厂里接到地区文教局的商调函，已经发函调档了。
掐指一算，从二七九厂的商调函送到县文教局开始跑，已经整整过去了九个月。
那个春天，先是《甘肃日报》发表了我参加地区美展的木刻《蛇背小学》，接着工作调动也成了。这无疑让我感到了安慰和鼓励。
五月底，我离开工作了六年的靖远一中，到国营二七九厂报到上班。职务是工会宣教干事兼美工，补李山亭的缺。老李等不住我，已于一个月前交了手续去兖州报到了。
2006年7月21日
两位科长
我去二七九厂，首先接触到的中层干部是组干科副科长翟成，他在我的调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让人难忘的是他对我的看重和友好，让我在整个调动过程中，始终没有失去过自尊。
是李山亭介绍我认识的翟成，一见面就感到投缘。能说到一块儿，又很感激他，我便想着约他一起吃顿饭。当时，靖远这个小地方一般人还没有请人下馆子的风气。家又远在鸾沟，单身住在学校的宿舍里。冯振国知道我的想法后，和夫人李滋美商量在他家里招待。他们那时租住在西关头道南巷子口的几间铺子里，铺台高高的，厨房是个套间。
我从厂里约了李山亭和翟科长一起步行进城，这是翟成的主意。他说就几里路，散散步说说话也就到了。
翟成很乐意认识振国，他对搞艺术的人很友好。那天四个人聊得很开心。
到厂里报到后，翟成跟我说，我的工资依厂里的级别套，可以增加几块钱，让我到组干科去办理。我去时，他不在，主管的一位同志不但没办，态度还很不友好。当然最终我的工资还是按规定由四十八元套成了五十一元。
事后才知道，那个人到科里的时间比翟成长，对翟提拔成副科长心理不平衡。而我的调动是翟一手促成的，那天他正巧情绪不好，便有了那场不愉快。时间一长，互相熟了些，他对我也变得客气友好了。
翟成是位德才兼备的行政管理人才。我进厂后的几年里，他由副科长到科长，由厂党委副书记到书记，一路提拔起来，可谓官运亨通。
我的家属户口批准转回城里时，翟成已经是二七九厂的党委书记了。
那一年，厂里盖了一栋四层家属楼和十栋平房家属院。那平房有上下水，和楼房一样方便。一户一个院子，十分优雅。
路上碰见翟成，说起厂里盖的新房子，两人都对平房院子感兴趣。翟书记住房很窄小，这次也在调房之列。
厂里专门成立了分房小组，我们工会的张副主席也在其中。我住在单身楼里，现在家属来了，属于无房户。分一套新盖的房子按理不该有问题。
内部传出来的消息却出乎意料，说分给我的是一套旧楼房。那房子是两年前盖的，也不算旧，我们工会放电影的曹师傅家住在二楼。这次给老曹换一套新房子，把他原来住的调给我。主要原因是老曹的父亲腿脚不方便，上下楼有困难。
像曹师傅这样有困难的家庭，厂里分房时给以调整是无可厚非的。
可我怎么就没资格分一套新房呢？这方面一向敏感的我认定是一种歧视。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一时间大为恼火。
那天在工会办公室，里外两间套在一起，除了张主席不在外，办公室的其他人几乎都在。我站在工会主席田科长的桌前，越想越气。
“这不是在欺负人吗？给我不要分房子了，我给家属在城里租民房住。我马上联系单位调走。”我的声音很高。委屈和不平让激动起来的我浑身发抖。
办公室里谁也没有说话，我发泄完后，没等下文便回了宿舍。
过度生气让我的胃痛了多日。冷静下来时，内心依旧很难过，从分配房子中，我感觉到了人事关系的复杂性，似乎又回到了多年来的屈辱之中。到二七九厂后刚刚找回来的自尊又面临着丧失的危机。
而我那天的发脾气也是出乎大家预料的。我走后，田科长说：“这个老苏平时性格看起来不错，怎么发起脾气来这么厉害。”田资格很老，由于没有多少文化，当了多年的老科长。到工会当主席，大家还习惯叫他田科长。他是个很好的人，和张主席都对我不错。
最后，厂里给我分了新楼房东把头顶楼的一套房子。我已经很知足了。听刚由团委调任工会副主席的邢新成说，若不是我发那顿脾气，这套房子也是分不到的。
一天晚上学校开家长会，我和翟成作为家长碰巧坐在一起。他分了一套平房。听说我分了楼房，对我说：“你不是想要平房吗？”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告诉他这套把头顶楼不发脾气也分不到。
“你怎么不找我呢？”他对我说。
我确实没有想到找他。按我的思路，我是个没房户，一大家子人，岁数也不轻了，在厂里时间虽然短，但在别处也干了些年头了。盖了十栋平房一栋搂，给我分一套不存在问题。至于希望分上平房，也只是一种向往而已。只要能平等对待，我便知足了。
我知道，翟成对我说的是真心话。我要真去找，他虽然未参与分房工作，是会想法关照我的。
后来，四哥想回家乡工作。我听说厂里在筹办电大，便去找翟书记说了四哥的事。他听后当即表示非常欢迎。
在他的关心下，四哥四嫂的调动比较顺利。四哥进厂后，负责教育中心和电大工作。作为厂党委书记的翟成，和四哥的关系一直不错。
二十世纪末，我在秋田会馆搞个人画展，开幕那天，翟成一大早就来到展厅，他已经从厂里退下来，家就住在兰州。同来的还有早几年调到省矿冶局的李培栋。他们的到来让我十分高兴。
初到二七九厂，人生地不熟，许多具体事都是宣传科长田奉昌帮我办的。他的儿子毛毛在一中上学，算是我的学生家长。
田奉昌夫妇对人极为真诚。除了在家里热情招待我，还主动帮我办理了粮户关系，并出面为我要了一间单身楼房。
根据我的人生经验，这些事若让我自己跑着办，不定还会遇到多少麻烦和阻力呢。
田奉昌对我说，什么事办不通了，就去找他。我也确实一有困难便去找田科长，每次他都是很热心地帮助我，从没有让我感到过丝毫冷落。
因为有了翟成和田奉昌的善待，让我从一开始便对二七九厂有了一种亲和感。
田奉昌是河北人，我到厂里时，他正往石家庄办调动，几个月后便举家离开了二七九厂。临别时再三叮嘱我，有机会了去石家庄玩。
我调到靖远师范的第二年，田奉昌回过一次二七九厂，专门来师范家属院看我。几年不见，他看上去黑瘦黑瘦的，但依然那样热情，眼睛里闪着亮晶晶的光泽。
他走后，我知道了他患有肝病，而且还不轻。几年后，当二七九厂的朋友告诉我田奉昌病逝的消息时，虽然没有感到太突然，却很难过。
我手边有一张照片，是欢送田奉昌同志的合影，照片上有我，还有二七九厂当时的领导和田奉昌的许多好友。
我十分珍惜这张黑白照片，每次看它都会让我想起初到二七九厂的那些曰子。
2006年大暑后一日
青工朋友
我在厂工会最主要的日常工作是四个专栏的设计和制作。其中两个是俱乐部门前的大幅电影海报栏，还有两个设在大街口的宣传栏。配合政治形势和中心任务，以及节日来临、新片放映等等需要，四个专栏不断更新，也够我忙乎的。
每个专栏都由五六块整五合板并在一起组成，由框架上卸、装一个人是玩不转的。工会领导安排放映室的几位给我帮忙。负责放映室的曹师傅，技术高、资格老，待人老到。看得出他在厂里是很牛气的。他手下的几个放映员在换电影海报栏时没有少帮忙。偶尔曹师傅正巧在时，也会过来搭把手的。若遇重大节日，工作量特大时，工会办公室的同仁们也会过来帮忙。
平常帮我洗版面，裱纸，打格子的主要是几个爱好书画的青工朋友。
初到工会的几年里，除了开会，我的工作室就在俱乐部里南侧面的一个长形房间里。放映员上班在二楼放映室，没事是互无干扰的。
经常光顾我工作室的，有董亚清、王玉和、邵立峰和张谦几个。他们中间，董亚清和张谦年纪接近，邵立峰和王玉和是更年轻的小青年。
董亚淸聪明有才气。后几年上了厂电大，毕业后转为干部，以后又调到工会，和我同事了一段。我在兰州和白银搞个展时，亚清都来参加了。白银那次，他已经是工会副主席了。
张谦是工会副主席张效义的儿子，性格憨直厚道。他曾经当了很长一段义务放映员，掌握了放电影的技术。效义主席为避嫌，始终没能把儿子由车间调出来。他虽然才能一般，但干活很踏实。我离开工厂时，他总算调进工会，接手了我的那摊子工作。
几个人中，邵立峰和他父亲邵长林一样，很义气。他的朋友不少，王玉和便是铁哥儿们之一。还有张义侠，参加工作晚一点。另外几个时间久了，已记不起姓名。
应该说，立峰和他的哥儿们那几年和我来往最多，无论是工作还是家里的许多事，多赖他们给我帮忙。他们年轻，始终对我很尊重，让我十分感动。
小邵在我跟前学习绘画，虽然有进步，应该说，我也是尽能力帮助他的。但因为自己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在素描和色彩的练习上没法给他更好的指导。他参加过一次艺术专业的高考也失利了。
我调到师范后，立峰一家调回了山东老家。已多年没有了联系。
和我往来的青工朋友大多是书画爱好者，只有一个爱好文学的，他叫王晓忠。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工作室看书，突然来了一位陌生人，年纪和董亚清相似。我招呼他坐下。他先是对我说了些类似仰慕之类的恭维话，显得俗气，让我有些不悦。接着讲起了他对文学的爱好。他说他正在创作一部中篇小说。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重新审视了坐在办公桌对面的这个青年人，他肤色微黑，细长的眼角稍稍向鬓间上挑。眼睛不大，却很有精神。我说：“我很喜欢看小说，有机会愿意拜读你的作品。”
这便是与王晓忠的第一次见面，知道了他的名字，也知道他是一个车间的电工。
后来，在路上碰见，他邀我去他宿舍坐坐。他就住在我们西边的另一栋单身楼里，二楼的一间房子。正巧同室的另几位不在，王晓忠取出他写的小说稿让我看。
翻了两页，我失望了。他的文章不但句子不通顺，而且错别字也不少，对于写作基本上还是个门外汉。我放下稿子，不知道该如何跟他说。他看我不说捨便放下了稿子，又告诉我他还写一些诗，说着把一个笔记本递给了我。
我耐着性子看了几首，可以说毫无诗意，语言干巴空洞，错别字也很多。唯有中间的一首有几句言之有物，有点诗味。但不经过认真修改也是没法看的。
可以说，我对王晓忠完全失望了。本打算敷衍几句了事的，可当我面对他那真诚的目光时，却改变了主意。
我没有客气地劝他先放弃正在写的中篇小说，练习写点短诗。表扬了写得好的那首诗里的句子，跟其他直白空洞的句子比较着讲了点诗的比兴、音韵等一般常识，甚至给那首短诗提了很具体的修改意见。
我跟他讲，首先要多读书，并建议他买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从提高文化素养上开始。
我的话很可能伤着他的自尊心。若果那样，他便不会再找我了。
